電影《抱歉我們錯過你了》影評：這一次，我們沒有錯過的仍舊還是「失敗」

肯洛奇無疑是當代影壇最偉大的敘說者之一。作為導演，他與他的同志們幾十年如一日地通過熒幕講述工人階級的生活和情感、深描TA們的語言和肉身。在近作《抱歉我們錯過你了》中，他又將鏡頭聚焦在了時下「崛起」的零工經濟，以英國北部紐卡斯爾普通的一家四口為切入口，展現了新興工作形式影響下的勞動者主體所發生的複雜變化。只不過，這部作品再次延續了肯洛奇過往的悲觀情懷，在熄滅了主角一家最後殘留的希冀——家庭之後，我們彷彿就無法避免地陷入到了女主角Abbie的夢魘之中：掉進泥沙，沉入無底深淵。

一、彈性專制：「零工」時代的勞動者境遇

主角一家原是英國的一個準中產家庭，丈夫Ricky是一名建築工人，家庭和睦，並購置了屬於自己的房產。然而，始於07年經濟蕭條重創了這個準中產家庭，TA們一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住宅，Ricky也失去了他的工作，只能依靠妻子Abbie從事照護工作來養家糊口。在朋友的介紹下，Ricky進入到了一家快遞公司從事派送工作，這似乎讓一個本已深陷貧困泥潭的家庭看到了轉機。影片以Ricky和管理者的對話作為開頭，在雙方交流的過程中間主管明確告訴Ricky：「你不是員工，你是自僱。」自僱意味著勞動者沒有獲得雇傭合同，TA們一方面為企業工作，另一方面卻得不到任何相應的保障，與實際的僱傭者處在了一個模稜兩可的關係之中。然而我們隨後便能在影片中發現，Ricky和其他同事雖然名義上是「合夥人」，但TA們的勞動卻受到了平台的嚴格控制：勞動者無法決定自己的運送路線，更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工作時間，甚至連Ricky帶女兒一起送遞也會受到主管的批評。同時，武斷、嚴厲的警告和罰金成為了規訓勞動者的重要手段，主管還可以隨意對TA們進行驅逐……

隨著平台資本主義和按需經濟的發展，傳統意義上的工作日不再被理解為標準、穩定的每週5天、每天8小時。取而代之的是彈性、按需、全天候的工作時間。影片中Ricky工作時間的長短取決於他何時能夠將貨物送遞完畢，而Abbie的工作日程則更為彈性，她需要根據服務對象的需求隨時改變自己的日程表。當矛盾重重的Abbie一家達成了難得的和解、其樂融融地吃飯聊天時，客戶的一通電話便迫使Abbie立刻回到工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和解」片段是影片所展現的殘酷現實裡的唯一一片「綠洲」，然而很快就被彈性工作日程的沙漠迅猛淹沒。

社會學家Jennifer Chun將這種工作制度命名為彈性專制（flexible despotism），在看似靈活的工作日程下，勞動者卻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TA們無法平衡生活與工作的關係，並因之產生了極大的焦慮和不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延長工作日」是資本「吮吸」剩餘勞動、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本能和手段，而電影關於當下工作日的描述卻與馬克思所觀察到的19世紀歷史有著較大的不同。雇主不再運用簡單的強迫手段來驅使勞動者延長線性的工作時間，而是用勞動者無法自主掌握的工作日程對TA們實施控制。正如Ricky的同事向主管所抱怨的：「我連做了十四天，你卻連兩個小時都不給我。」而讓他「損失」這兩個小時的原因是竟是貨車後視鏡被撞壞，在這種工作形式下，幾乎沒有給勞動者留下任何「犯錯」的空間。同樣，無論是Abbie在公交站與中介商討工作日程卻無功而返的通話，還是Ricky懇求主管給他時間去處理兒子的麻煩，「時間」在這裡都變成了一種勞動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恩賜」。

二、再生產

在一次訪談中肯洛奇提到：「（Abbie的）雇主是一家中介公司。照護工作被市議會外包給中介或是私人醫療公司。」從中可以明確的是，再生產活動這項本應由社會承擔的責任在今天的英國卻由中介或外包機構轉移到了更為底層的女性勞動者身上。當Abbie的客戶老人Mollie打電話向她求助時，Ricky想讓她聯繫老人的家人時，卻收到了「找不到TA們」的回復。此時，Mollie的子女或許正在工作，或正在娛樂，無論如何，TA們顯然不用為照護工作而心煩——因為有Abbie的存在。但Abbie自己呢？當她在上工路上絕望地和子女、丈夫打著電話時，我們便意識到到不平等的現狀是如何通過電影被再見了出來：勞動者難以在工作時間少的情況下養活家庭，但TA們一旦工作便失去了照顧家庭的時間。中上層階級可以靠僱傭Abbie這樣的家政工/護工來解決再生產難題，但勞動者自己卻根本無法對工作和照顧做到兼顧。

在Abbie的家庭內部，再生產同樣與傳統父權制影響下的性別分工纏繞在了一起。當Ricky興致高昂地和Abbie提出購車想法並讓她賣掉代步車以湊足首付款時，Abbie對此表達了異議。Ricky緊接著說道：「你心太軟了，早上去準備午飯，下午回來照顧孩子，其他的都由我來。」這正是一個明顯的父權症候，即對女性勞動及再生產的貶低。而這種症候有著它長期賴以生存的土壤，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一書中寫道：

男性的工資袋之所以一直起支配作用，並不只是簡單地取決於其中容納金錢的數量，而是因為工資袋標誌著男性在與「真實世界交鋒的過程中，以一種男性氣概的方式取勝，而對於女性而言，這個真實世界則過於殘酷」。因此，男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辛苦勞作者、養家糊口的人，而妻子只是承擔一些「額外」的工作。當然，女性工資在物質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可能通常要遠遠大於「額外」的含義；毫無疑問，女性所從事的家務勞動也是整個家庭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資袋作為一種男性氣概的象徵，對於男人和女人來說，既支配著家庭的文化和經濟，又構成欺壓。

「其他的都由我來」一語便足以反映Ricky「工資袋」的自我認同。他用「不可一世」的男性氣質剝奪了妻子的財產並讓她步入了更為艱難的工作日程。他將自己看作是家庭唯一的「辛苦勞動者」，是這個家庭走出貧困的唯一希望，繼而漠視了Abbie對整個家庭做出的貢獻——無論是她的薪水還是對子女的照顧。Silvia Federici認為，統治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系統性的、結構性的貶低社會性的再生產工作的價值邏輯，與此同時，雇主階層又長期以往地從無薪或低薪的再生產活動中獲利。而家庭內部的男性勞動者無疑與雇主們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謀的默契。

勞動者的再生產困境恰好又是權力和等級完成再生產的助力。哥哥Seb是整部影片當中的反叛者。他很早就認清了教育和文憑的騙局，逃學，利用藝術進行反抗。在與父母的爭執中他說：「讀大學，再像夏潘他哥，欠57000磅，在電話中心工作，到週末就戒酒消愁。」然而，Seb自己雖然已經醒悟，但他無疑也指出了一個社會現實，普通勞動階層的子女即便通過教育制度的篩選拿到文憑，最終也不會收穫一個好的工作，還會欠下一屁股債，除此之外，TA們也只能從事低端的工作，沒有任何真正的選擇。與此同時，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女卻可以依靠家庭的經濟條件和文化資本克服自身的再生產障礙。

三、從政治的失敗到家庭的失敗

正如恰帕斯東風電台在影評中敏銳指出的那樣，Abbie照顧的那些老人給我們展示了一些希望的火種。無論是老人照片所呈現的罷工和工人聯結的往昔歲月，還是一位老人在給Abbie梳頭時哼唱的左翼親勞工作品《Goodnight, Irene》，這些都似乎在為今天的勞動者召喚某種反抗的幽靈。然而，縱然罷工的過往多麼地令人心潮澎湃，聯結的歷史又多麼地振奮人心，現如今，這些老人都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寡老人」，TA們唯一可以依靠並傾訴衷腸也只剩下孤立無援的Abbie。

上一代英國工人確實在罷工中取得了驕人的戰績。但隨著工會運動在八十年代連吃敗仗，工人領袖頻繁出賣工人的利益，反工會法的頒布，得以讓撒切爾在這一時期大獲全勝。工人沒有在運動中實現政治上的聯結，最終也只能退回到家庭之中，將過去的輝煌埋葬在自己的記憶裡。而Abbie和Ricky這一代的勞動者正處於這種聯結終結的時刻，TA們沒有家庭以外可以與社會相聯結的方式。但當家庭都無法完成這一使命的時候，悲劇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當妹妹Lisa企圖通過拿走Ricky的車鑰匙來阻攔他工作時，整個家庭陷入了崩解的邊緣，而在Ricky感受到妻子和子女的溫暖之後，他依然不能擺脫工作的束縛，毅然冒著生命風險和家人的阻攔，返回到那個根本無法讓他逃離的系統裡。同樣，Seb的聯結也是失敗的。他更有朝氣，更渴望通過年輕人的聚集和反抗來掙脫枷鎖，但當他的女性夥伴因家庭原因離家出走以後，他也失去了最後的抗爭希望。

無疑，這部影片的底色是悲觀的。無論是歷史上的工人政治，還是現如今勞動者的家庭，都沒有錯過「失敗」的命運。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現實，希望的微光仍然在我們周遭閃爍，英國的Uber員工團結了起來，在關於工人身份的鬥爭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而中國的騎手們也自組織到了一起，與剝削TA們的平台和系統展開了英勇戰鬥。這一次，TA們無法再向家庭索要幫助，也不存在歷史的羈絆，更無需向權力低頭祈求。下一次，我們或許不會再錯過屬於所有勞動者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