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她的偽造遊戲》影評：騙中騙：從暢銷書作家到文學史上最成功的女騙子
她的偽造遊戲影評原載於 個人公眾號：一隻開山怪（或搜索：herring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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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某一天的晚上，51歲的Lee Israel正窩在一個紐約狹小房間裡的單人沙發上，她拿著一包蝦片，看著一部台詞早就熟念於心的黑白老電影。她跟著電影畫面背誦台詞，話音落了，嚼一口蝦片，喝口酒，擼一手旁邊撿回來的病貓Doris。
她早上剛因為頂撞上司且酗酒從臨時崗被開除。她正處於糟糕的一天的結尾處。她對這已經習以為常了。
Can You Ever Forgive Me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Lee曾經是個大人物。她曾為Tallulah Bankhead和Dorothy Kilgallen寫過傳記。她的第二本書——Kilgallen甚至在1979年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
（Tallulah Bankhead，女演員，希區柯克早期電影《怒海孤舟》的女主；Dorothy Kilgallen，《紐約晚報》的先驅女記者，因在夢露死前與其通過電話和調查JFK的死亡被傳奇化）
成名不久，1983年，Macmillan出版社給了她一筆預付款，讓她開始寫一本未經授權Estée Lauder的傳記去揭露這位化妝品巨頭不光彩的一面。Estée Lauder曾多次讓律師出價，表示願意以6萬美元甚至更高的價格讓Lee放棄寫這本書。Lee拒絕了。
作為報復和反擊，Estée Lauder在1985年秋天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和Lee寫的Estee Lauder: Beyond the Magic同一時間出版。一本名人親自寫就的傳記和一個傳記作家的書相比，毫無疑問，前者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更具有吸引力。Lee的傳記遭到了評論家的抨擊，沒有人願意買它。
這次失敗讓Lee的職業生涯從巔峰跌倒谷底。在光輝時期Lee就沒有規劃好自己的職業生涯——她不願意去參加簽售會，不願意去出版商酒會，不願意為吸引讀者妥協自己對寫作的要求。而當沒有人在意她的名字時，過往的隨意傲慢與經營不善的財務使她的生活突然變得窮困潦倒。
她打過零工，從私人助理到法律校對，但都被解雇了。
於是，我們看見了51歲的Lee的獨居生活，又被戲稱為「一個豆瓣er的晚年生活」。她申請了社會福利，為了支付日常雜貨不得不販賣書和私藏，正為房租（以及清理房間裡的蒼蠅和蟑螂），喝杜松子酒（並一不小心就喝多的壞習慣），和對剛撿回來的Doris（一隻街頭流浪病貓）的熱愛而苦苦掙扎。
而這時，仙女出現了。
她問Lee：
Lee說， A bad bitch.
Lee當時正在林肯中心的圖書館，為她給Soap Opera Digest寫的一篇關於Fanny Brice的文章尋找材料。在圖書館裡給她的資料盒裡，她發現了幾封Fanny Brice的信。
（Fanny Brice是美國著名的喜劇演員、歌手、戲劇演員和電影演員）
「對我來說，把名人來信看作是可以出售的東西，而不是第一手信息來源，是一種全新的想法。在我過去的歲月中，我只擁有並出售過一封這樣的信：凱瑟琳·赫本寫給我的一封感人的手寫信件，內容都是關於Spencer Tracy的去世」。手寫信上的墨水好像被水漬弄髒了一樣，而赫本在最後寫著」all tears」。這封浸透了赫本眼淚的信被Lee以25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書店店主Anna 「我需要的不僅僅是赫本的眼淚」Lee在回憶這個交易時寫道。（Anna在電影裡是一位30歲左右的書店老闆，甚至和Lee有了一段無疾而終似是而非的感情，但現實裡這位書店女主人已經80多歲了）
「這些信件來自死去的人，但Doris和我還活著。」
秉持著這種死人不足惜，活人大可為的態度。趁沒人注意，Lee偷偷把三封Brice的信塞進了她的鞋裡。她以每封信售價40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偷來的信，換得了第一筆新收入。並且看到了一束來自未來的曙光——買家告訴她，她願意「為更好的內容付出更多」。
Lee的犯罪生涯開始了。可能致使她最終邁出這一步的原因是生活所迫，但在此之前，她就有表現出出格的「惡意」的前科——她曾給出版界的重要人物打電話，假裝自己是Nora Ephron（如果你不認識她，請戳回顧：愛情是紐約熟食店的假高潮？），並在對方小心翼翼的湊到電話旁恭敬的附耳傾聽時，大聲咒罵他們（這個惡作劇讓她收到了Nora律師的警告信和私家偵探的拜訪）；為了對付一個禁止她上班的員工，她自稱是他的鄰居，並告訴他他家著火了。在電影裡，她還在參加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晚宴後，對衣帽間的看守員大言不慚的說謊：「我的號碼牌丟了，但那件大衣就是我的。」實際上，她根本沒有穿大衣來。
是的，Lee就是這麼個不修邊幅嘟嘟囔囔對世界都是不滿的bad bitch。
她出獄後的回憶錄裡詳細的記載了她的作案過程。
首先，為了能夠訪問紐約公共圖書館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稀有書和手稿分區，Lee篡改了Macmillan出版社授權給她用以完成Estée Lauder傳記的許可。被篡改後，那個許可上寫著「授權Lee為完成一本書名暫定為《作家與酗酒》的作品訪問圖書館手寫珍藏」。
進入圖書館後，她會仔細的挑選作案目標。並不是任何名人的信件都可以被模仿。「紙張必須是普通的，而不是個性化的。信件必須是被打印出來的，只要仿造簽名就很容易。當然，例如Walt Disney的簽名就不能模仿，他的字看上去像《聯邦條例》下面的什麼東西。」
「在我第一次去圖書館時，我會假裝做筆記，但我實際是在監測各個圖書館的安全系統。最具威脅的安全因素仍是圖書管理員，他們會給我一箱信件，並在我歸還信件後檢查內容。」
Lee已經將自己的仿製信件量產了。她在曼哈頓上西區租了一個儲物櫃，裡面裝滿了她用於偽造信件的老式打字機，每台打印機都有不同的作者名字的標籤用以區別。她經常去圖書館，從過期期刊的背面撕下空白頁，以確保有足夠的古老白紙用以仿造信件。為了達到以假亂真，她仔細研究簽名記號，同時查閱大量資料和傳記使信件的內容符合時代和人物背景。電影裡有一幕就是她用廚房的電爐熨平一封偽造的信，以製造時代感。
她的作品足夠逼真，甚至有一封Lee模仿No?l Coward的偽造信被當做真品附在了2007年出版的The Letters of Noel Coward一書當中。
她的偽造作品品類很多，有的只是模仿署名；有的是在「Yours truly, xxxx」之後的底部空白處加PS附言，既增加了字數，也豐富了信件內容，可以賣出更高的價格；有的就是賣原件，她把自己偽造的信件還給圖書館作為手稿收藏。
「這些信很有趣。它們就像小論文一樣，立竿見影。法國人稱之為un jeu d ' esprit——異想天開。這是非常有創造性的，並帶來了非常直接的滿足。我每天都寫一封信，把它們送到經銷商那裡，經銷商很喜歡這些信，我會拿到現金報酬。」
據估計，在一年半內，Lee偷走、篡改或偽造了400多封信件，包括Ernest Hemingway, Dorothy Parker，No?l Coward, Edna Ferber, Lillian Hellman，Louise Brooks和Humphrey Bogart……Lee的作品通過她的同夥Jack賣給了全國30多家手稿經銷商，單封作品售價往往在50美元到200美元之間。時不時的偽造信件成為了她快速賺錢的手段，讓她能夠毫不費力的支付Doris的醫藥費和房租，手頭充裕的出現在酒吧。
這個故事看起來很像Lee，用完美的贗品欺騙了那些本來就可能是騙子的人。但那些買她的偽造信的經銷者，真的就是被騙的傻瓜嗎？
或許不是。
在VICE的採訪中，記者問Lee，你為什麼要在每一次販賣偽造信件的時候都編造一個看起來很像那麼回事的信件來源。Lee說，「其實來源並不重要。如果你給我帶來一封信，不管你說什麼，我都想知道你是怎麼得到它的。聽這封信從哪裡來的故事就已經很有趣了，更不用說要進一步驗證它的真實性了。但我從未被認真問及任何有關信件出處的問題。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一個著名的作家，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而且，當經銷商開始因為這些簽名信件得到巨大回報時，我想他們就不再問問題了。」
Lee甚至爆料：「我和一個商人共進晚餐時，他說：‘如果我們（手稿經銷商）說信件是真的，那它們就是真的。’這真令人難以置信！」
對於經銷商，信件的出處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內容足夠驚人。
經銷商沒有信譽。 Lee和經銷商的利益爭鬥本來就是一場騙中騙。
此外，Lee的犯罪故事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拋出了一個問題——人們願意為好的故事付出多大的代價？
製造故事，或者用一個壞詞兒——製造噱頭，就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求吧。
信件是一種極其私人化的物品，它比大多數私人物品更私密。因為它附帶著具象化的書寫者的思想。思想是無法被全部物化的，因此而顯得極為珍貴。而收藏者們，仰慕者們，希望高價買到別人的書信往來，往往是出於一種想要獲得親密感的窺探，一種好奇心。
需要通過窺探別人，並依附於他人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對於內容的渴求和好奇才讓人帶著秘密活到現在，並不斷地去隱藏更多的秘密。如果沒有秘密，就幻想，通過臆想來得到精神的滿足。再不行，就自己製造噱頭，利用故事。
從窺探私密信件到其他私人事務，就是現代八卦吧。這才是販賣故事的商機——從別人最隱秘的秘密（大腦或是秘密）中獲得些什麼。
在Lee的故事裡，她自己是幻想者。那些買她的信件的收藏家們是窺探者。
作為一個傳記作家，Lee習慣於將真實的自己隱藏在傳記人物背後，她像捕捉獵物一樣觀察他人，了解他們的習慣和過去，從而才能寫出得到《紐約時報》好評的傳記。同樣，在她偽造書信的時候，她雖然給那些信作者添加了不少自己的感受，藉由他們的名字說出自己的觀點，但實際上，她仍然在隱藏自己。甚至出色的隱藏到，讓收藏者和閱讀者都渾然不知的地步。這恰恰能說明她的筆調是多麼的善變，善於依附於他人而存在。她把自己對名人的理解付諸於偽造的信件中，投射出她希望別人會做出的反應。這是模仿，是幻想。
而閱讀者，購買者，收藏家，往往就希望在名人身上看見自己的影子，讓名人們更接地氣一點，更貼近自己一點。FBI負責Lee Israel一案的首席調查員Carl Burrell說，他特別喜歡她偽造的Ernest Hemingway的一封信——「海明威會抱怨由Spencer Tracy在《老人與海》中扮演主角」。
經銷商們的利益騙局，窺探者們心甘情願的幻想，以及她自己出神入化了無痕跡的模仿，讓Lee成為了文學史上最成功的偽造者之一。
借用偉大的con man Neal Caffery的一句名言——每一個故事都有好的結局，就看你把哪裡看做結束。如果Lee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那真的是一個可愛的快樂結局——收藏家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有趣的私人信件，經銷商們分到了可觀的收入，Lee可以支付房租和Doris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但是，生活讓這個故事繼續走了下去。
1992年底，紐約一位名叫David Lowenherz的經銷商買下了Lee偽造的海明威寫給記者Norman Cousins的長信。直到Lownherz發現這封信屬於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收藏，他才發現事情不太對。他與大學取得了聯繫，並聯繫了認識的FBI職員。哥大圖書管理員在他們的收藏品中發現了偽造品。他們查看了門禁卡使用簽名冊，想知道最近誰能看到這封信。一個熟悉的名字出現了——Lee Israel。
FBI將她告上了法院。1993年6月，Lee Israel承認了一項在州際貿易中串謀運輸被盜財產的罪名。她被判處六個月的軟禁和五年的緩刑。
不過，更令人覺得諷刺的是，這樣一個由製造故事，販賣故事開始的犯罪案件。就連審判它的法官都喜歡製造故事。Lee的回憶錄裡記述道，一個暢銷書作家犯了偽造犯罪的案件庭審時吸引了大量媒體，法官甚至對媒體放話要判Lee長期入獄服刑，就是為了提升自己在媒體前的曝光度。 你看，沒有人能抵抗故事的誘惑。
Lee Israel於2014年12月24日在曼哈頓去世，享年75歲。
《紐約時報》給她的訃聞裡寫道：雖然FBI介入並追回了許多被盜信件，和Lee偽造的假信。然而，負責此事的調查員認為還有更多的信件未被發現。
PS:附一張Can You Ever Forgive Me男配Jack的劇照，他是Lee在酒吧認識的gay，也是Lee一直的騙子搭檔。這篇推送因為篇幅所限，沒有太多寫他，但他為電影增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