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戰地記者之死》影評：當我們重走克羅地亞戰爭之路
戰地記者之死影評文 | 馬陳義雪
克羅地亞，Cro-a-tia。發音時，舌尖先滑過上顎，後抵住下齦，最後微微揚起，停留在口腔中間。短短7個字母卻抑揚頓挫，像極了這個小國的多舛的現代史。
1991年，為了從南斯拉夫聯邦獨立，克羅地亞獨立戰爭爆發，1992年進入高潮，1995年，以克羅地亞取得最終勝利結束。戰爭造成共計約兩萬五千人死亡，約70萬人流離失所。
1992年，27歲的瑞士青年Chris在克羅地亞獨立戰爭的前線身亡，身為記者死時卻身著軍服，其屍體上留有彈孔和勒痕，隨身攜帶的筆記本的最後幾頁也不翼而飛。二十多年之後，Chris的表妹即本片的導演Anja Kofmel帶著他留下的筆記本，沿著他當年的路線深入克羅地亞，試圖找到他死亡的真相...
被歷史課支配的恐懼？不存在的
「在我小時候，媽媽曾對我說起一個奇怪的地方，那裡的平原像大海一樣深遠，有時人們會失蹤...」電影以一段講述導演童年的噩夢的黑白動畫開頭。畫風乾淨利落，令人眼前一亮。
作為一部戰爭主題的紀錄片，《戰地記者之死》有將近一半都是動畫，這顯得似乎不太正經。我們會習慣性地以為，動畫只是拍給小孩子看著玩的，而忽略了它作為一種手法本身強大的表現力。事實上，正是因為影片成功地結合了真人與動畫，才成功地避開了同類影片經常出現的「煽情」和「無聊」兩大硬傷，在戛納總評分榜上位列第33名——作為導演的長篇處女作，這個成績相當驚豔。
在紀錄片中使用動畫，一方面還原了某些缺乏影像資料的事件經過，一方面巧妙地融合了現實與想象，增加了電影的可看性和感染力。比如噩夢中一盞盞熄滅的燈和戰爭期間的宵禁相呼應；比如把「戰爭」刻畫成一群沒有臉的攝魂怪，彷彿一陣黑風，所到之處生靈塗炭；比如用地上突然冒出一根根直插天際的尖刺來表現局勢的險惡和人物內心的恐懼...動畫把難以直接描述的情緒和感受直觀地呈現在屏幕上，讓觀眾能夠切身地去理解克里斯在戰爭中的經歷和感受。
動畫對於現實人物和場景的還原度很高，尤其是與真人部分的銜接，非常自然巧妙，比如動畫中的火車駛過一片原野，下起了大雨，下一個鏡頭就切換到現實中車窗玻璃上的雨滴。動畫和現實完美銜接，渾然一體，一點不會有突兀感。
近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電影人注意到了動畫這種表達方式的優勢，用它去處理現實的、嚴肅的題材。比如講述伊朗近代史的動畫片《我在伊朗長大》，比如同樣結合了動畫的紀錄片《生命中的另一天》。用動畫表現現實題材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趨勢。
電影的配樂也很有意思，開頭和結尾都採用了流行音樂，使得戰爭畫面看起來就像電子遊戲——的確，在戰場上，殺人是合理的，而且殺得越多，功勞越大，地位越高。這種反差似乎也表達了導演對戰爭的質疑和諷刺。
戰爭中有勝利者嗎？
身為地理歷史考都曾經考過全班倒數第二的理科生，我對於克羅地亞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高中時鋼琴十級的宿舍長用手機彈的《克羅地亞狂想曲》。如果沒有克羅地亞沒有參加本屆世界杯並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績，如果媒體沒有爭相報道這支亞軍球隊的成員是如何在廢墟、砲火和逃難中長大，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也不敢相信，就在短短23年前，我以為天下太平的時候，這個有一個頗具異域風情的美麗名字的國家，還處於戰火紛飛之中；還有那麼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或者在戰亂中掙扎度日。有人說，本屆世界盃上克羅地亞隊的表現，為這個國家做了最好的廣告；而我認為，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功勞：讓很多原來不知道克羅地亞獨立戰爭的人（比如我），了解到那段歷史並開始思考。
從《戰地記者之死》中，我們也可以隱約看見這些球員的童年。除了廢墟、砲火、死亡，逃難，電影中也出現了孩子踢球的情節。克里斯和當地的孩子們一起遊戲，他模仿馬拉多納，引得孩子們連連叫好，正當他把球傳給孩子們時，悲劇毫無徵兆地發生了：一個孩子踩到了不知道哪一方埋的地雷，當場被炸成了碎片...
事後，克里斯在報道中說道：
我看見婦女們死去，她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死，她們只是踩到地雷，被炸飛了一條腿之類；
我看到孩子們被雙方的地雷炸成碎片；
我看見瀕死的士兵，他們有一些瘋狂的想法，他們對這些想法深信不疑並且願意為之去死；
他們會為此感到非常遺憾。
當然，雙方都是這樣。
受傷的不僅是無辜的平民。電影中，導演Anja Kofmel採訪了曾經的克方軍人Besson。他屬於最終取得勝利的一方，然而這個「贏家」並不快樂，他說：「在戰爭中你無法選擇「好」與「壞」，你只能選擇「壞」或「非常壞」...戰時你感到殺戮很自然，戰後你就會難以接受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當你發現自己成為了一個曾經最痛恨的人，你又該如何面對自己，如何度過餘生？戰爭的結束僅僅意味著他們對自己的懲罰的開始。
戰爭就像一台人性和道德的粉碎機，無論戰勝方還是戰敗方，無論是平民還是士兵，沒有人能捲入其中又全身而退。那麼，為什麼會有戰爭？我們真的不可以停下嗎？
不斷重複的歷史
《戰地記者之死》有別於其他同類影片之處，在於主角局外人的身份。片名就開門見山地指出，克里斯是一個瑞士人，而瑞士早在1815年就在維也納會議上就確認了中立國的地位，不參與任何戰爭，作為紅十字組織的誕生地和聯合國第二大辦公處所在地，它為世界和平作出的貢獻是世界聞名的。此外，瑞士與交戰雙方克羅地亞和前南斯拉夫既沒有過節也沒有結盟，地理位置也相隔較遠，可以說跟這場戰爭毫無關係。克里斯從小就生活在和平的環境，從他發回的報道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對於交戰雙方都有同情心，對戰爭持客觀冷靜的反對態度。那麼，這樣一個來自崇尚和平的國家、正直善良的人，為什麼會投身一場與自身的利益毫無關聯的戰爭，並最終殞命於前線呢？這也是導演在影片中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
影片中出現的另一個扛槍的記者Eduardo Flores，和克里斯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對照。此人來自哥倫比亞，是《先鋒報》的一名記者，但是來到戰區兩個星期之後，他就失去了中立，組織起一群外國人上了戰場。他的部下認為，他參與戰爭是因為想成為另一個切·格瓦拉；導演認為，他就是一個以殺人為樂的恐怖分子；嚮導則認為，他捲入了複雜的宗教紛爭和軍火交易。可是，Flores剛來到戰區時，也許確實如他所說是中立的，沒有任何企圖，那麼，是什麼促成了他，以及另一些原本與戰爭毫無關係的人的轉變呢？我認為是戰爭本身。戰爭就像某種病毒，具有很強的傳染性，能夠麻痺並摧毀人的理性和心智；它又像是毒品，讓人沉溺於病態的亢奮和快樂中，明知走向毀滅而又無法自拔。所以影片將「敵人」刻畫成「攝魂怪」一般沒有面孔的形象，意圖說明真正的敵人不是任意一方的戰士，而是「戰爭」本身。任何不幸出現在它軌跡上的人，不分敵我，要麼當場殞命，要麼被糾纏至死。
導演的探尋似乎並沒有取得滿意結果。一方面，對克里斯之死負有直接責任的Flores已經被槍殺，沒有辦法對他做出任何審判和懲罰；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年輕人仍然源源不斷地去參與戰爭。但是在探尋的過程中，她深化了自己對戰爭和人性的思考與質疑。在影片結尾，她說道：「人們又開始為另一個理由，另一面旗幟或另一個神戰鬥...這使我意識到，我們社會是多麼的脆弱」。
自從進入農耕文明之後，人類的歷史似乎就是由一場場戰爭串聯起來的，直到現在，某些地區仍出於戰火紛飛中。我們真的是像嘴上說的那樣，為了國家利益或宗教信仰而戰鬥嗎？我們真的無法從過往學到任何教訓嗎？還是正如我們都知道不應該吸毒，但有時難免對那種極樂產生過好奇和幻想那樣，對戰爭的渴望其實就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底，伺機而動呢？我們無法消滅戰爭，也許正是因為戰爭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注定與人類社會共存？
感謝導演用這樣一部用心的電影，邀請我們和她一起，踏上對於戰爭和人性的探尋之旅。多一個反思的人，也許我們的未來就多了一絲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