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荒野之心》影評：願你有群居的能力，孤島的權利

電影《leave no Trace》（葉落無痕）是黛布拉·格蘭尼克導演的一部劇情片，根據Peter Rock的同名小說改編。本·福斯特、托馬辛·麥肯齊主演，於2018年6月29日在美國上映。導演黛布拉·格蘭尼克作為聖丹斯獨立電影專業戶，始終關注邊緣群體。繼《Winter’ Born》（冬天的骨頭）後，這次將視角放在PTSD患者上，克制、溫柔地講述了一名患有不可治癒的PTSD父親，帶著15歲的女兒在森林公園中生活，由於女兒無意被一名陌生人看到，他們的生活從此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的故事。

該片中的父親是一名創傷後遺症患者，遠離人群，在深山中獨居是他唯一可以正常生活的方式。片子開頭的微風、零星的鳥啼、搖曳的枝蔓、大片的青綠表現父女倆的生活環境，除此之外父親通過軍隊偽裝三要素：色澤、陰影、形狀等類似的軍事訓練，教女兒如何在野外生存。看似祥和靜匿的生活，暗含危機：林子路邊的施工隊，隆隆的機器聲，讓父親感到不安。一天清早，女兒被無意闖入森林的陌生人看到，由此引來了森林保護協會的工作人員，兩人被隔開接受詢問。在接受測試的過程中，女兒超前的知識水平讓社員驚訝同時提出除了知識，也應接受社會技能的培養；父親則一連串的心理測試如：「你很有集體榮譽感」、「你是否感覺疏遠或與人隔絕」、「你無法感受到悲傷或愛的感覺」時，情緒崩潰，最終父女兩人被迫接受人道主義的關懷。政府為他們提供的條件非常優渥：偏遠鄉下的一間裝飾不錯的別墅、幾戶善良友愛的鄰居、一份可以賺錢的工作同事幫女兒辦理入學手續。女兒也在逐漸適應現代生活：學騎自行車、結交新朋友、參加社團活動，一切似乎都很完美。可是父親第一天就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將電視藏於櫃中、不使用任何通訊設備、徹夜難眠，在痛苦的焦慮中帶著女兒逃離到寒冷的深山裡，因途中天氣惡劣，女兒體力不支危在旦夕，父親竭盡所有維護女兒生命，最終得救。但次日父親在下山採購生活用品時不慎暈倒，兩人被迫再次來到群居生活中。但任何人的幫助都會讓父親痛苦萬分，於是再次提出離開。然而這次山腳下的生活經歷，女兒被群體生活散發的魅力感染，拒絕了父親的要求。縱然父女情深，萬般不捨，但兩人最終選擇尊重彼此的價值理念，以擁抱和解，各自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這部電影之所以會在電影節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很大程度上因為他讓我們重新審視現代文明和文化多樣性，以及人們容易忽略或者視而不見的問題。

（一）、 話語權分析：主流文化與邊緣人群

「文化霸權」又稱"文化領導權"。最初是威廉斯在《關鍵詞》(Keywords)中從詞源學角度對其進行考察，主要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後來葛蘭西其賦予了新的含義被用來描述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支配關係。但這種支配或統治關係並不局限於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試圖成為更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觀看世界、人類特性及關係的方式。由此，領導權不僅表達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滲透進了大眾的意識之中，被從屬階級或大眾接受為"正常現實"或"常識"。與之類似的還有著名的Fairclough 話語分析框架，它提出：「話語通過一系列的陳述和言說,系統地建構它所言說的對象,塑造我們對相關事物(包括人)以及自我的認知,影響甚至決定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話語被認為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它雖然不易被察覺,但卻具有強大的力量，話語背後隱含著的意識形態和權力」。

但凡人們生活的社會文明都會有一個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文化的輸出，且總是佔據話語支配地位。群體社會也一直是大多數人賴以生存的環境，戈夫曼的「戲劇理論」暗示：人的具體行為會根據社會情境的變化而做出相應改變；盧因的「人類行為場理論」也在說明：「人的行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米德的「社會互動理論」則進一步說明：個人社會化是成長中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個體走向群體甚至更大社會組織制度的轉折點。主流價值對我們的影響更是潛移默化的。依賴強大的宣傳力度和無孔不入的教育，讓人們理所當然的認為人類能有今日的創就得益於群居，所以人類應該學會適應社會、融入社會，學會與人交往、互動共生，人類應該摒棄落後的生活方式，追求現代文明。但是對占主導地位的文化理念的推崇並不意味著邊緣的東西就是錯誤的。

雖然我們已經告別了帝國主義的殖民時代，但是精神上的侵略，文化霸權主義依舊是當今後殖民時代的一大特徵。影片中的父親既是患有PTSD老兵的少數群體代表，又是崇尚山野生活的邊緣群體的典型；而人道主義者既是主流文化的主導者，又是現代文明的縮影。以父親為代表的邊緣群體的生活方式顯然被人道主義者認為是不符合主流甚至是錯誤的，試圖通過救濟、幫扶，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期望其能歸附到現代文明中。政府對父女倆的一系列援助，他們是那麼熱情，主流，正能量，充滿了人道主義關懷，與父女倆對話時也表現的彬彬有禮。看似是站在尊重的立場上幫助他們，實質僅僅是人們想當然地把自認為正確的生活理念灌輸給他們，企圖教化他們，這和我們提倡的尊重多樣化的生活理念全然相悖。人道主義救助者從來都沒有想過，他們熱情幫助的人到底需不需要他們的「救濟」，他們的人道主義關懷到底是在救濟邊緣群體還是在毀滅他們。影片中，兩者的衝突碰撞主要體現在兩處：

一是在救助未成年人福利機構。女兒說她的家在森林裡，但是跟她對話的女孩兒卻認為那意味著她沒有家，家應該是住在房子裡而不是住在森林的帳篷裡。導演通過孩子的視角，在細微處讓我們看到主流文化對邊緣群體的不理解、不認同和不接受。近年來，最受關注的也是最典型的小眾群體當屬LGBT了。從《斷背山》、《阿黛爾的生活》到《丹麥女孩》、《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再到今年的《愛你，西蒙》，這些影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LGBT群體中多數人的真實生活境況：假裝自己很「正常」，努力融入主流社會，以避免受到各種來自親人、朋友、陌生人的歧視、排斥、身體暴力和精神傷害。但壓抑本性又帶給心靈巨大的創傷。根據石黑一雄同名小說改編的《別讓我走》講述的則是更為邊緣甚至不能被當做「人」平等對待的克隆人群體：沒有被接受，沒有被認同，更沒有被尊重，宿命就是死亡。身份屬性決定了群體命運：他們的人生被認定為「行走的器官保存器」---為「正常人」提供器官直至生命衰竭而亡。這些被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小眾群體尚且如此，千千萬萬個更為邊緣的人，他們的生存又是何等境地？不敢想象。

另一處是父女兩人被發現後，政府官員把他們在森林中的帳篷以及附近一小批離群索居者搭建的房屋全部推平。這些遊走在社會邊緣的小群體大聲吶喊的「why」被機器的隆隆聲掩蓋。他們的絕望就映在那些支離破碎的殘骸上。彷彿現代文明在無聲的宣布：不想融入就得不到尊重。影片中的父親深知現代文明下的交往規則，表面配合人道主義者的一切安排，卻在無人時告誡女兒：表面充分的合作背後是為了換取個人空間和自由。最終卻發現主流文化滲透在生活的邊邊角角，人道主義者的關懷更像慢性毒藥，步步侵蝕他追求的孤獨和自由。這難道不是主流文化對邊緣群體肆無忌憚的碾壓的最好證明？這難道不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大眾文化壓迫小眾文化的霸權行為？有些人群比起被銘記更願被遺忘，但在文化霸權的統治支配下，占據主導地位的話語體系總是妄圖其意識形態和權力能夠包圍所有人。

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文化衝突，小到獨立個體之間的矛盾，價值理念幾乎每時每刻都在上演衝突和壓迫。影片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細節：女兒對群居的現代社會並不像父親那樣排斥，流露出的好奇揭示出兩人價值理念的不同。二人回到森林之後的行為是在下棋。這場博弈更像是女兒的快速成長，接受新鮮事物與現代文明和父親的安於山野生活價值觀之間的較量。作為叛逃主流文化的化身，父親帶著女兒逃離政府給他們安排好的生活和角色，但女兒在逃離的過程中，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開始時，女兒亦步亦趨跟隨父親，後來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群體生活教給她的信任、現代文明帶給她的溫暖，讓女兒開始從另一個視角來重新看待父親一直逃離的世界。本來作為邊緣弱勢文化符號的父親，在他們兩個人的小團體裡成為了主流的價值符號。而女兒的成長選擇和父親的價值理念之間的衝突，就如同另外一種文化意識的覺醒試圖擺脫文化獨裁統治一般。從細微處見導演立意深，影片再次體現出話語霸權的影響無處不在。

如今，我們提倡保護文化多樣性，尊重個體獨立性。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當遇到相同情況時，我們能否做到真正認同不同群體之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們能否做到真正尊重多元化的理念和行為？值得一提的是，導演在影片的最後通過塑造一個追求文化多樣性最典型的群體，寄予了對未來美好的希冀：女租客會定期給像父親一樣追求獨自生活在森林裡的人輸送生活用品，同時為享受群居崇尚文明的群體提供處所。整個人群的生活就像是文化素養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一樣，充滿著和諧，尊重，關愛與愜意。

影片並非讚揚特立獨行，也絕不是批判主流平庸。而是我們不應覺得那些回歸主流文化的人多麼糟糕，就如同我們也應該尊重那些非主流的文化與價值觀一樣。過去，人類為了生存緊密的聯繫在一起，走過了狩獵時代、農耕時代，來到了現代文明時期。如今，文明發展帶給人類最大的禮物就是：人類不用必須緊密的生活在一起，我們期待的更進步更文明的世界是讓不同群體都可以享受屬於他們的快樂，每個人都有選擇做或不做一座孤島的權利，因為這是自由。正如片中所談唱的《Angel of Mercy》(慈悲的天使)：「we both share a moon and a star,maybe you safe may we both find a place with a 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