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希望在世界另一端》影評：難民的希望與失望

芬蘭影片《希望在世界另一端》講述了敘利亞難民哈立德與本地人維克斯特倫從毫不相關到互相影響的一段生命經歷。在影片中，編導反映了芬蘭日趨激化的移民難題，注入了關於種族矛盾的思考。

一 平行敘事中人物塑造的關聯 影片採用平行蒙太奇交叉講述了兩個男人的故事，塑造了兩個有不同但也有相似性的角色。 難民與本地人，身份的差異是兩人最顯著的差別。哈立德是敘利亞人，家鄉阿勒頗陷入敘利亞政府和反抗軍的戰爭之中。他的家人，除了妹妹，在炮火中全部喪生。他藏在船上的煤堆裡逃到芬蘭，以難民身份尋求庇護。他沒有身份證，他的居留申請被駁回，他原本是要被遣返回國的。在芬蘭境內，哈立德的存在是不合法的。甚至在警察臨時抽查時，哈立德被藏在盥洗室，與他作伴的是一隻流浪狗。非法難民的處境被直白而殘酷的表現了出來。而本地人維克斯特倫顯然沒有這方面的憂慮。 同時，身份的差異造成了兩人地位的不同。在影片中，哈立德一直充當的是被保護者的角色，而維克斯特倫則充當著保護者的角色。哈立德一開始來到芬蘭便是尋求政府庇護的。而當他被要求遣返後，他逃了出來。維克斯特倫給予了哈立德一份工作，給他提供了住所。此時，維克斯特倫代替了芬蘭政府，承擔了本該屬於政府的保護者的責任。 另一方面，兩個身份、財富、地位有著巨大差別的男人，也有著部分相似性。 首先，善良是兩個男人個性中的共通之處。維克斯特倫的善良和熱心顯而易見。他不僅收留了哈立德，給了他工作和住所，還幫助他偽造了一個身份，暫時解除了哈立德的生存危機。更重要的是，在哈立德得知妹妹的位置後，阻止了哈立德有些冒失的舉動，幫助他安排了貨車司機偷渡妹妹。維克斯特倫對於哈立德的善意超越了物質上的幫助，而是真正的設身處地的為他著想。此外，當員工向他預支工資的時候，他也並沒有拒絕。他的行為與餐廳前老闆拖欠工資、將餐廳脫手後迅速「逃跑」的惡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哈立德是一個難民，他沒有積蓄，沒有工作也就沒有收入。但影片中出現了兩次哈立德給街頭流浪者零錢的鏡頭，一次是給予街頭藝人，一次是乞討的老婦人。哈立德內心的善意可見一斑。 其次，兩個人都陷入了生存困境。哈立德自不必多說。而維克斯特倫雖然經濟條件好一些，但也面臨著謀生難題。維克斯特倫最開始是一個服裝經銷商，然而市場不景氣讓他決定轉行。一場賭博後，他賺夠了一家餐廳的本金。儘管中介把餐廳誇得天幻亂墜，餐廳的實際經營情況卻是慘不忍睹。而後，即使是把餐廳改成了壽司店以及歌舞廳，經營狀況也都並未好轉。 最後，兩個人都同樣經歷了家庭的破裂與回歸。哈立德的家人在砲火中殞命，唯一活下來的妹妹也在逃難的途中走失。哈立德是孤身一人到達芬蘭的。戰爭擊垮了他的家庭，使他成為了一個失去親人、無家可歸的人。哈立德一直沒有放棄尋找他的妹妹，幸運的是，他最終找到了。與妹妹的團聚標誌著一個家庭的重組，儘管它並不完整。維克斯特倫在影片一開場，就摘下戒指、扔下鑰匙，離家出走了。而他的妻子也賭氣似的將戒指放進煙灰缸。夫妻的分開同樣意味著家庭的解體與破裂。在他目睹了哈立德與妹妹的團聚場景後，他重新找到了妻子。妻子向他展示掛在脖子上的戒指。戒指的物歸原主也將標識著維克斯特倫向家庭的回歸。

二 創作者的人文關懷與社會願景 影片通過講述兩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男人的故事，展現了芬蘭社會的微縮圖景。通過對人物境遇的講述以及社會氛圍的描摹，展現了創作者對芬蘭社會移民、種族、貧困等問題的關注。 影片批判了政府當局對於自身責任的推諉。哈立德兩次到移民中心接受官員的面談和問詢。他將自己失去親人、輾轉逃難的經歷毫無保留的講述出來。而面對他的官員卻是面無表情的，她沒有表現出一絲同情或是難過的神情。電影理論家巴拉茲·貝拉將特寫鏡頭表達成「微相世界」，通過對面部表情的細緻刻畫可以探尋人物內心的世界。在移民中心官員的特寫鏡頭中，觀眾能感受到其內心的冷漠、忽視與不在意。極富諷刺意味的一個段落直白的揭露了政府當局的不負責任與虛偽。哈立德的居留申請被駁回。駁回的理由是，當局認為阿勒頗的時局並不嚴峻，生活條件也並沒有艱難到無法生存的地步。而當哈立德回到招待所，電視上的新聞卻播報完全相反的內容。哈立德在接受移民中心的問詢時表示，他認為芬蘭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這個國家也曾遭受過戰爭，也曾產生大量的難民。這個給予哈立德希望的國家同時也給予了他深深的失望和傷害。 影片表現了激烈的種族紛爭，提倡互幫互助、和諧友愛。從哈立德與移民中心官員的談話中得知，哈立德在逃難的途中就曾遭遇過歧視亞裔的組織——「光頭黨」的欺負。在他來到芬蘭境內，他再次遭遇了同樣的歧視。影片中三次表現哈立德與「光頭黨」的正面衝突。第一次，哈立德僥幸逃脫；第二次，則是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免受毆打；而第三次，他被捅了一刀，實實在在的受到了殘害。「光頭黨」和哈立德的生活沒有任何交集，他們不曾有過過節。而哈立德只不過是站在街上看流浪藝人的表演，就被「光頭黨」們當作眼中釘教訓。影片中沒有交代任何亞裔難民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在電影中，難民們只是待在招待所，他們沒有工作，稱得上娛樂活動的只有到酒吧喝杯啤酒、聽聽音樂這樣的事。雖然影片中芬蘭的經濟出現低迷，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和難民有什麼聯繫。衝突僅僅源自對外來人的偏見與無知，是荒唐的，不合理的。與「光頭黨」們不同，維克斯特倫以及他餐館裡的工作人員，則表現出了包容和友愛。他們幫助哈立德躲避警察的追捕，給予他工作使其免受饑餓。更重要的是幫他找回了妹妹。而哈立德與妹妹的團聚也促使維克斯特倫重返家庭。可以看出，這種幫助與影響並非單向的，予人幫助的同時自己將會隨之改變。 人與人的互相幫助會帶來一個更光明的未來，這在影片色彩的使用上也都得到了暗示。在遇到維克斯特倫之前，哈立德所處的場景多是以藍、黑結構的空間。多採用硬光，牆壁上投下人物濃重的暗影。這一點在哈立德被關在警察局的禁閉室等候這一場戲中最為明顯。哈立德與馬茲達克並排坐在長椅上，身後是兩團陰影。帶有表現主義色彩的用光和佈景，暗示著難民們內心的苦悶和壓抑。而維克斯特倫的餐館則更為明亮。畫面上出現了大面積的紅與黃。這些鮮豔明亮的顏色則是對心境與前途的一種積極的暗示。 影片同時也表現了難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伊拉克人馬茲達克告訴哈立德，他只是假裝快樂，以此獲得留在芬蘭的資格。他沒有工作，他的心情是苦悶的。可他為了成為一個合法的難民，不得不偽裝自己的情緒。而哈立德為了留下，則是編造了一個新的身份。他的假身份證上寫的並不是他的名字。他不僅僅是要偽裝情緒，還要偽裝成另一個人。他的名字、他的過往都被改寫了。當哈立德費盡心思將妹妹接到自己身邊，瑪利亞姆卻想要自首。她對哈立德說，她想要保留自己的身份。導演非常有意識的在幾個段落，用一組組特寫鏡頭表現、捕捉難民們的臉孔。他們是來自不同性別、不同年紀甚至是不同種族的。導演或許想表達，在難民這個粗暴而籠統的概括下，是一個個獨立而特別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過往，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名字與身份。 編導者通過對難民生活的描繪，傳達了深切的人文關懷，表達了對和諧有愛、沒有偏見社會的期望。對於難民問題日趨激化的歐洲，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