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影評:又一部被片名拖垮的好電影,我算是服了!
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影評起名,是個技術活,對於電影來說,猶為如此。
電影名的好壞,基本決定了觀眾對電影的第一印象,但有些片方就是心夠大,在起名階段直接選擇放飛自我或是放棄治療。比如著名的《三傻大鬧寶萊塢》,直接把潛在的觀眾扼殺在聽到片名的瞬間。
眾所周知,爛片名的重災區主要集中在引進片。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強行翻譯就顯得極為致命。港台地區,堪稱片名翻譯屆的鬼才。
舉個例子,2012年法國著名懸疑電影《登堂入室》,直接被翻譯成了《偷戀隔籬媽》。Excuse me?這是哪裡來的三流情色小說嗎?
蓋·里奇的cult神作也沒能逃出魔爪,《兩桿大菸槍》竟然被翻譯成了《夠薑四小強》,所以,這是個蟑螂特工片嗎?而正兒八經的特工片,《史密斯夫婦》更是翻譯出了動態感的《史密夫決戰史密妻》,繞口令都來了。
相比之下,我們大陸就很穩了,基本採用無功無過翻譯法,絕對不整創意聯想,老老實實逐字翻譯,哪怕毫無趣味,比如《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
上周,春宵就推薦了這部西班牙票房冠軍,結果得到的反饋是:聽介紹很感動,看片就算了吧,這個片名聽上去就很俗套……
拜託~小孩子才選片名,成年人只看體驗。
所以這一次,春宵帶著真實的觀眾反饋又來了。
上週末,大象的觀眾已經走進影院,提前觀看了這一部2018年的西班牙現象級電影。他們提到的最多的詞是:感動。不少觀眾紛紛到豆瓣留下好評。
在這些評論中,令人印象最深的來自一名患有孤獨症的小觀眾,他用稚嫩的筆跡寫下了他的觀後感。
而片中扮演曼努埃爾的演員,也正是孤獨症患者。
曼努埃爾,在片中是沉默寡言的小王子,他喜歡手指轉球。似乎只要專注地盯著指尖的籃球,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人。他常常呆在自己的世界裡,思考著最最嚴肅而深刻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冷不丁地開口問出來會顯得有些直白而傻氣,比如:你愛我嗎?
他曾經在訓練中,突然打斷教練開口問:「你愛我嗎?」,得到肯定的答復之後笑得像個孩子。而在真實的生活中,曼努埃爾也渴望得到愛。
如果說,孤僻是曼努埃爾性格的一部分,倒不如說這是他出生的一部分。他患有廣泛性發育障礙,也就是我們說的孤獨症。他出生在保加利亞,被一對西班牙夫婦收養。少數族裔加上殘疾的雙重身份,讓他倍受歧視。
他與這個世界隔著一堵高牆,他不能理解外界的事物,而牆外的人也不知道該如何跟他溝通,這似乎注定了他的一生將為被愛而奮鬥和掙扎。
可是高牆,一直樹在這些心智障礙患者的世界裡。殘障人設施、服務的缺失,讓他們沒辦法作為一位社會公民享受應有的公共設施。而歧視和偏見,更是讓這些來自星星的孩子被他人的刻板眼光所束縛。
而這樣的眼光,甚至延續到了《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這部電影的宣傳上。
當初我們以為這樣的故事一定會讓很多人感興趣:真實的智力障礙人士出演的溫情喜劇,而且已經有了市場驗證,西班牙票房冠軍。但事實上,還是有很多觀眾主動選擇錯過這部電影。
其實,根本原因還是在「智力障礙」這幾個字,哪怕這是一個醫學上的名詞,在大多數人眼中也構成了天然的壁壘。畢竟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侮辱性詞彙。
在百度搜索「智力障礙電影」,跳出來的第一條是「12部高評分燒腦電影推薦 看完後感覺自己像個智障」。智障、甚至智障兒童這一類本沒有情感傾向的詞語,在網絡使用習慣中變成了赤裸裸的諷刺。
於是在小伙伴們的建議下,我們把「智力障礙」這個詞,換成了包容性更強接受度更高的「心智障礙」。
但善意的迴避,並非打破高牆的方法,繞過高牆,高牆猶在。
關於語術的使用,其實在電影《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裡也有類似的討論。影片中籃球教練第一次知道自己要教一群心智障礙患者打籃球,他的本能反應是:什麼,教白痴打籃球?
「白痴「這個詞,如此刺眼,當然不能公然這樣描述。但教練很疑惑,為啥就不能叫」白癡「了,以前我們都是這樣稱呼,怎麼就現在就成了不禮貌了。而且西班牙還有傳統節日」白痴節「。怎麼現在直呼這個詞就成了忌諱?這個社會怎麼突然就如此懂得人文關懷了?
這樣的爭論,在影片中兩次出現,一開始春宵僅僅以為這是作為影片的笑點存在,是對於教授固執人設的鋪墊。後來才明白這反復強調之後的含義。
它諷刺的是道貌岸然的現代人,影片中,從「白痴「到」心智障礙「詞語的更換,並沒有真正改變大多數人的偏見,所謂的人文關懷僅僅停留在文字遊戲的層面。
這樣細思極恐的事情,發生在許多少數群體、弱勢群體爭取合法權益的道路上。本意是想通過稱呼的改變引起思想觀念的改變,這本應該是改變的開始,沒想到卻變成了改變的結果。
而高牆猶在。
豆瓣評論上有一條評論讓春宵深感觸動:
這一條留言無疑這也是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在國內遇冷的原因之一,這樣的影片注定無法博得所謂「高端影迷」或是主流電影媒體的喜愛。
因為面對這樣敏感的題材,似乎要更加小心翼翼才行。心智障礙患者面臨的現實困境極多,所涉及的社會問題也非常廣泛。那麼,保持嚴肅是對待這類電影的基本態度,甚至也應該是拍攝這類電影的基本態度。
《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心智障礙人士+喜劇的設定不就是在消費他們的缺陷嗎?這樣的電影肯定不能挺。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難道心智障礙的選題之下,只能拍攝個人苦難,討論尖銳的社會問題,不能有笑有淚,甚至相互自嘲嗎?
今年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影片當中,有一部春宵非常喜歡,名字叫《滑板少年》,影片中的主人公是從小玩滑板長大的三個孩子:一個黑人一個亞裔一個白人。片中有一段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場景:他們互相開玩笑,稱其中的黑人小哥叫「黑鬼」,黑人自己也這樣自嘲,幾個好兄弟一邊喝酒一邊笑癱在沙發上。
「黑鬼」這個詞,在這裡沒有惡意,只是好朋友之間互損的玩笑。在真實的善意的語境裡,連種族問題都可以是輕鬆的。
《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也是一樣,影片根據真實的事件改編,出演影片的殘障人士,他們的真實生活和他們在影片中所飾演的角色幾乎都有互文。那些讓我們無數次開口大笑的,就是他們平常生活裡可愛的特點。
影片中,無論什麼時候都掛著微笑的耶和華,在現實生活中就是這樣。他的家人說,微笑就是他的生活哲學。而影片中看似誇張的他業餘時間唱重金屬搖滾的段落,也是真實的,他是個絕對的搖滾樂迷。
而片中扮演教練的哈維爾·古鐵雷斯,他自己的孩子也是心智障礙患者,所以他才能在影片中展現出如父親一般的教練形象。
《我和我的冠軍籃球隊》就是一部簡單的善良的傳遞愛和溫暖的電影。他是邊緣人群電影的另一種成功可能性。
面對敏感話題,脫敏是必經之路。因為所有被定義的弱勢群體,都是為了撕掉標籤。當弱勢群體變得不弱勢,邊緣人群變得不邊緣,嚴肅話題可以不嚴肅,那才是我們打破高牆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