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出走巴黎》影評：柏林金熊：身份焦慮後的個體敘事
出走巴黎影評本文以《柏林金熊獎獲獎影片〈出走巴黎〉：如何逃避「以色列式命運」》為題發表於澎湃。嚴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轉載。
13日下午，離《出走巴黎》（Synonymes）在柏林電影節的世界首映還有幾個小時，我在凱悅酒店的走廊裡遇見飾演女一號的露易絲·舍維洛特（Louise Chevillotte，成名作是2017年加瑞爾的《一日情人》）。影片媒體場反應兩極化，前一天晚上的日報場至少有一半人中途退場。舍維洛特說：「太棒了，這才是藝術。」看了幾天國內春節檔為打分撕得你死我活的鬧劇，我一時有些不知所措。
從主競賽獎項結果來看，評委們應該也有過一些爭論。但最終還是連續第三年在最高獎的選擇中作出了藝術上十分大膽的決定，沒有走安全保守路線。當然，《出走巴黎》是以色列與法、德的合拍片，在由法國演員朱麗葉·比諾什任評委會主席的柏林，自然是佔盡便宜。製片人薩義德·本·薩義德更是歐美藝術電影界呼風喚雨的人物，曾製作過泰希內、柯諾、波蘭斯基、德·帕爾馬、加瑞爾、范霍文等大師的作品，更與好萊塢關係密切。這些幕後的非藝術因素都不能忽視。
一部自傳性作品
這是以色列導演納達夫·拉皮德（Nadav Lapid）的第三部長片。其前作《老師》（?????）於2014戛納影評人週首映，圍繞一個五歲就會作詩的天才兒童展開，講述他的幼教老師克服重重阻力試圖保護其天分的故事。據導演自己說，孩子的原型就是他自己。美國人去年翻拍了該片，由2017年柏林評委瑪吉·吉倫哈爾（Maggie Gyllenhaal，傑克·吉倫哈爾的姐姐）主演。《出走巴黎》是前作一種跳躍式的繼續，主人公約阿夫與《老師》中的小男孩同名，他對文字的敏感好像也與小男孩的天分一脈相承。
年輕的約阿夫為逃離以色列暴戾而壓抑的環境來到巴黎。他拒絕說希伯來語，開始用同義聯想的方法背法語字典，試圖在法國的語言文化中逃避過去的創傷，改變自己的身份。從第一天起，法國對他就是殘酷的，但也在機緣巧合下結識了想要成為作家的富二代埃米爾（昆汀·多勒邁爾Quentin Dolmaire飾，成名作為2015年德斯普里欽的《青春的三段回憶》）及其女友卡羅林（舍維洛特飾）。他們為約阿夫把法國的大門打開了一道縫。貧乏的物質生活之外，約阿夫時常與埃米爾見面，分享他過去的經歷，給缺乏生活經驗的法國小伙提供寫作素材。埃米爾則與他分享書籍、古典音樂，當然還有物質上的資源。
劇本顯然根據拉皮德自己的經歷寫成。他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結束後，到特拉維夫讀哲學，當上了體育記者，並像父親一樣開始寫作。其父是個小有名氣的偵探與犯罪小說作家，也參與了該片的劇本寫作。拉皮德去國的理由與片中人物幾乎一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逃避「以色列式的命運」。他說走就走，準備時間只有十幾天。落地後沒有任何居留許可，等於是黑在了法國，靠打零工為生，非法身份不能簽勞動合同，也就沒有法律保護。
為了重現這段經歷，拉皮德在選角時沒有走捷徑去找法希雙語的演員來裝口音，而是把劇本翻譯成希伯來語，在以色列找不會法語但願意學的人。當時還在讀戲劇學校的湯姆·梅西耶（Tom Mercier）就是這樣被他發現的。飾演約阿夫的梅西耶有一個看上去很法語的姓，因為其父是來自法國西南部的猶太人。但父母在他很小時就分開，由生長在以色列的母親帶大，他幾乎只會說希伯來語（英語比較差）卻同樣嚮往法國文化。
拉皮德甚至沒有讓梅西耶到法國親戚家去學法語，而是在以色列上了兩個月課，然後就靠讀法文書和影視資源自學。整整一年，梅西耶每天把自己關在房間幾個小時，看文化頻道ARTE、聽France Culture和France Inter廣播，更把法國電影從谷克多到新浪潮看了個遍。這樣才能符合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並不了解法國社會，他要的是那個文化符號中的法國，那個兼容並蓄、自由博愛的烏托邦，從而最終與真實的法國發生了衝突。
不可避免的政治解讀
導演就像約阿夫一樣，生命體驗太豐富，有說不完的故事，不需要太多杜撰。但人們在面對這些離奇故事的時候，往往不會像埃米爾那樣聽得津津有味，更多是像卡羅林那樣對其進行符號化的解讀，認為敘述者別有用心。拉皮德在記者會上說，希望大家不要只看到政治，而是首先將影片看作一個人性、藝術和存在意義上的宣言。
《出走巴黎》在視聽語言上也是明顯的個體敘事。片中的地點和城市都是碎片甚至抽象的，基本上只有諸如麵包房、地鐵站、咖啡館和建築細節，讓人看出些巴黎的端倪。約阿夫在街頭邊走邊背出走巴黎的時候，手搖鏡頭不僅有明顯的不規律運動襯托其心境，也用非常狹隘的主觀視角限制了鏡頭對街景的捕捉，逼我們通過約阿夫的眼睛看巴黎。聲音上也是主觀壓倒客觀，我們起初並不知道那一連串出走巴黎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動還是喃喃自語，但它覆蓋住都市街頭的嘈雜，幾乎成了上帝角度的畫外音。
視角由主觀轉客觀後，鏡頭又死死盯住主角，製造一種孤獨和疏離感的同時，拒絕任何除了個人體驗外的解讀。就連世人熟識的聖母院，都在主角反復強調「不能抬頭」的主觀鏡頭下變得有些陌生。西岱島上一年365天絡繹不絕的遊人也不知所蹤。那是約阿夫的聖母院，那個時空只屬於他，哪怕鏡頭拉出來用客觀視角拍他，場景內部的安排也只屬於他自己的心理活動。
但這一切也許很難說服猶太保守主義者，跟他們解釋這些往往是秀才遇到兵。幸好他們的媒體還是講道理的。頒獎典禮後的發布會上，以色列記者群情昂揚，有一位說那是他人生中最激動的時刻。此前以色列電影唯一一次問鼎三大，是2009年威尼斯電影節上毛茨的《黎巴嫩》（?????），一晃十年過去了。截止週日，以色列英文媒體的報道都還比較正面，民族主義的反撲還沒有開始。但那應該只是個時間問題。
首當其衝的就是製片人薩義德的阿拉伯人身份，他自己可能也知道這一點，在發布會上反復強調自己是為作品的美學所動，藝術和情感比任何政治都重要。薩義德出生於突尼斯，成年後才來到法國。但這一半身份也幫不了他的忙，法國近幾年面臨日益嚴重的反猶威脅，猶太社群受到阿拉伯人和白人兩股極端分子的夾擊，導致大量猶太人離開法國，其中有很多就是去了以色列。這種「抹黑」以色列的電影，可能面臨與前年毛茨《狐步舞》（????????????）同樣的命運，雖然在電影節上大熱，卻在右翼輿論攻擊下，票房和奧斯卡都表現平平。
根據美國專業雜誌《綜藝》的報道，《出走巴黎》還有以色列國防部的投資，可能與片中幾場主人公服役期間的閃回戲有關。讓人不禁想起俄國文化部投資諷刺普金的《利維坦》（Левиафsан，2014）。但拉皮德要攻擊的，不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力量，而是意識形態對民族性更深層次的構建，一種危險的社會心理和集體無意識。
消解崇高
導演和他參與劇本寫作的父親都提到以色列的極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個國家要求你無條件地愛它，不能有任何猶豫、懷疑，必須完全忠誠，不允許質疑。」這是一種宗教式的狂熱，而它之所以能夠有效地洗腦，一方面是對猶太人受害史的反復強調，另一方面是通過社會話語成功地建構了一些價值的崇高性。更可悲的是，這並不是以色列獨有的問題，很多國家都有「恥辱史敘事」並攻擊「不愛國者」。把本應是中性概念的身份認同變成了道德綁架和思想囚籠。
面對這種正統的崇高，硬碰硬是以卵擊石。唯一有效的手段是用一系列荒誕、低俗、情色的手段解構這些價值的內在意義，把崇高消解在尷尬的笑聲中。對荼毒以色列社會的暴力傾向和男性沙文主義，片中有不少滑稽的呈現和譏笑。約阿夫在以色列使館找到保安的工作，結識了奧萊利昂（Jonathan Boudina）。後者有一場辦公室的打鬥戲，加上約阿夫的喝彩，在整個敘事中突兀尷尬，諷刺尚武價值的不合時宜。還有奧萊利昂過度展示猶太身份的鬧劇場面，以誇張的手法把民族主義的荒謬放大，讓所謂愛國主義的崇高性從內部土崩瓦解。更為諷刺的是，他的名字Aurélien是純正的法語，拉丁詞根，很可能是二代移民，卻比有著希伯來文名字的約阿夫更熱衷於彰顯自己的猶太身份。
片中也有比較嚴肅的「反擊」，但是需要觀眾深入思考，有點像法國學院派的作風，往往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比如一段不斷反復的《伊利亞特》故事，約阿夫更同情失敗者赫克托耳而不是勝利者阿基里斯，導演說是對以色列集體心態中不接受失敗的反應。這在熟知荷馬故事的歐洲人眼裡顯而易見，因為從來沒有人質疑過赫克托耳是個英雄，不接受悲劇英雄的以色列文化是缺乏人性的。在西方文化的兩大源頭中選擇希羅神話而非基督教經典，特別是避開猶太教舊約，也是導演的一個小心思，讓主角徹底從母文化中叛逃出來，進入到言必稱希臘的巴黎知識分子狀態。
這樣的消解同樣也作用於法國文化和集體意識，入籍課程的場面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是一個集中將民族價值觀用大白話大言不慚地闡述出來的場合，一套一廂情願的自我建構和想象。燈光、鏡頭和構圖把整個教室弄得呆滯、死氣沉沉，法蘭西的理想還沒有實現，就在自我構建的崇高中僵死了。也沒有誰比被暴力洗腦的前以色列士兵更適合演繹《馬賽曲》之血腥的了，革命戰歌迅速與以色列軍國主義合二為一。埃米爾和卡羅林的臉譜化塑造也是這個作用，把法國社會上層的空虛、僵化無限放大，連埃米爾正在寫的書都叫《死氣沉沉的夜晚》（Les Nuits de l’inertie）。
「我嚴厲地批評以色列，但同時也與它密不可分。」拉皮德說，「這種關係越緊密，批評也就越猛烈。」而巴黎則是他「發現」電影的地方，他在那座城市中萌生了要拍電影的想法，而且還要拍「有意義的電影」。對虛偽價值的崇高性進行解構，可能是最有意義的電影，也是他對這兩個國家愛恨情仇的一種了斷。
身份的焦慮
與大多數跨文化創作者一樣，拉皮德最好的作品總是圍繞身份認同展開。梅西耶甚至說，在他看來，導演和片中人物學習法語並不是為了法國文化，而只是為了逃避以色列的身份認同。以色列和其他具有綁架性質的民族文化是一種身份的牢籠，要突破它們有時只能訴諸於暴力或其他極端手段，比如拒絕說希伯來語。
導演則說，語言是人的身份中唯一能通過個人努力來改變的部分，對於其他東西比如肉體，我們無能為力。主人公唯一被迫說了希伯來語的一場戲，不是與家人通話也不是在以色列使館工作，而是在失業後走投無路做裸模時，在雇主的要求下不得已而為之。對方想要的是陌生語言提供的異國情調，與他肉體的功能完全一致。在社會階級和生存壓力的逼迫下，他的肉體和語言重新統一，共同扮演法國想象中的異域形象，肉體和精神同時被侵犯、物化。
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接受身份和價值中的不統一，所以影片最終還是回到徹底逃避原生身份的不可能。掌握「出走巴黎」的能力直接反應詞彙量，法語寫作更是對不重複用詞有一種病態的偏執，背字典式的學習昭示的是一種對融入當地社會的極端渴望。只是當融入的目的只是逃避過去，約阿夫對新文化就也不能產生絕對的忠誠，因為他只忠於一種不存在的理想，一個作為文化符號的語言和社會。
所以重要的不是去到哪個國家或學了哪門語言，而是以生命體驗重塑自己的身份。這是一種獨一無二、複雜立體的身份認同，它不需要遵循任何民族國家或種族宗教的教條和規則。所以約阿夫的講的故事不能送給埃米爾，不是因為他懷舊了，要從法國文化回到以色列認同了，而是因為那是他的個體敘事，是他之所以為他的原因。
現實生活中，拉皮德徹底法國化的嘗試並不成功，而且語言越流利，越容易被人當作異文化的代言人。這是每個在海外生活的人都有的經歷。最後當他走投無路心灰意冷的時候，一家以色列出版社想要出他的小說集，於是拉皮德暫時回到以色列。
這是他與法以兩種文化同時和解的開始，也是他找到自己身份的開始。如今的拉皮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跨文化人，在多種文化間遊刃有餘。
梅西耶也算是他從以色列帶出來的。這個讓人眼前一亮的小夥子，拍完銀幕處女作就留在了巴黎，學學法語，與父親的文化背景重建聯繫。「我想先從這部片子裡走出來，」梅西耶說，「這個角色太難演了，我得全力以赴毫無保留。」但他並不知道自己應該去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下一個項目在哪裡。以色列也好法國也好，或者是其他國家，只要有合適的劇本和角色，他都願意去。有備而來又心態良好的他，路會比拉皮德好走很多。
我很好奇在《出走巴黎》之後，到底有沒有人來找過他拍其他片子。他有些失望地說，只試過一次鏡，是旅居紐約的以色列導演伊藤·福克斯（Eytan Fox，《我的軍中情人》2002，《水中行走》2004）的新片《轉租房客》（Sublet），有機會跟拿過托尼獎和艾美獎的美國演員約翰·本傑明·西基（John Benjamin Hickey）演對手戲。但導演最終把機會給了更新的新人尼夫·尼辛（Niv Nissim），本月底就要在特拉維夫開拍。
不知道他一肩挑起的大男主戲拿下金熊會不會改變這樣的境況，但就目前而言，由於語言的限制，梅西耶還只能在以色列人的圈子裡原地打轉。哪怕是身份中可以改變的一環，也不是說變就能變的。我又留意了一下他留的電話，是個+972開頭的以色列號碼，而他已經定居法國一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