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夏》影評：：關乎搖滾，更關乎愛情

20世紀80年代的列寧格勒——

一個小禮堂裡滿滿當當地坐著一百多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他們目不轉睛盯著台上，輕輕搖晃著腦袋， 時而變換著口型，卻又緊靠著椅背生怕弄出過大的聲響。禮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樣的人來回踱步，也緊盯著他們的言行舉止。

這是一場搖滾音樂會的現場，沒有跳水更沒有pogo，電影一開始，我們便隨著兩個姑娘鑽窗偷偷遛進了這一個「乖乖的」搖滾現場。攝影機穿梭在狹窄的後台和緊湊的舞台，台上一個帶著墨鏡的搖滾樂手，右手重重掃過電吉他的琴弦，嘴緊湊著麥克風。他叫麥克（Mike），年輕人圈子裡最炙手可熱的搖滾明星。

《夏》簡潔的故事線索圍繞麥克展開：麥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麥克的崇拜者維克多（Viktor）。維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詞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漸顯露的才華得到麥克的賞識和慷慨相助，與此同時，娜塔莎也與維克多陷入愛情。維克多將麥克視為導師，三人開始了一段看似平穩的三角關係，然而琴弦、鼓槌和聲帶的震動之下是他們三個誰都躲不掉的痛楚。在逼仄的公寓裡哼唱一段旋律、臨摹一張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廳偷偷開一場小型音樂會，亦或是回到俱樂部的禮堂正式上台演奏，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將三人的交往濃縮進幾個特定空間，散落在列寧格勒這座諾大城市的幾個黑白角落。顯然導演在佈光和場面調度上深思熟慮，令封閉的小空間複雜起來，娜塔莎的隱瞞與坦誠和麥克的灑脫與失落，都隨著維克多第一張錄音室專輯初見雛形而交織。

但導演還是好心腸地為這些列寧格勒的年輕人們留了一個發洩的出口：雖然《夏》大部分現實部分敘事以黑白呈現，但穿插在敘事中的四個超現實片段則以動畫形式展現，即該片攝影師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現實主義」——伴隨著四首經典搖滾樂，覆蓋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筆畫為沉悶的火車車廂開啟了一場西紅柿大戰，也可以在列寧格勒撐起整個宇宙，或令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擁有一抹有溫度的紅色。在這些MV式的片段中，搖滾樂調動起了各種年齡、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動，暗示著這座灰暗城市中的動力正噴薄欲出，而轉機亦已暗流湧動。

影片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歷史上，麥克·諾門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樂隊的主唱，而維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樂隊的主唱和創始人。片名《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正如對他音樂創作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性手槍樂隊一樣，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創作中積極為政治發聲。曾作為演員出演謝爾蓋·索洛維約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該片結尾處一身黑夾克緊握話筒，以他創作的歌曲《改變》為影片作結：「我們眼睛探尋改變/融入我們痛苦歡樂/融入我們跳動血脈/改變/我們等待著改變啦。」 然而，他最終還是沒能等到變革的到來；但時至今日，《改變》仍在幾年來俄羅斯民眾的抗議示威中傳唱。

在影片中，導演謝列布連尼科夫對政治的表現非常收斂，並沒有試圖戲劇化或浪漫化這些年輕人在1980年前後的政治參與。導演本人自2012年起擔任莫斯科劇院果戈理中心總監，因所製作的戲劇作品多次挑戰和挑釁政權而被反複審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貪汙「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然而，就《夏》本身來說，導演並沒有把政治當做影片的賣點，反而選取了維克多·崔一生中最為平和的一個階段，專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緊張感對於影片來說更多是支撐著故事的客觀現實。但即便沒有正面衝突，我們依舊可以從字裡行間讀出他們對現實、對政權的種種不滿，同時，導演也巧妙地將政治氛圍的緊張感通過與歌詞審查老師的周旋和觀眾們聽演唱會時的正襟危坐傳達給了觀眾。

縱然對於某些資深搖滾樂迷來說，這些蘇聯的搖滾樂手們有著「蜜汁品味」——他們愛披頭士、愛滾石、愛伊基·波普，卻也愛比利·喬爾、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為，這樣大雜燴的品味便的的確確是那個時代蘇聯年輕人們眼中的西方搖滾樂，是他們所熱愛的：他們愛狂躁的riff也愛流暢的旋律，愛小情小愛的呢喃也愛憤怒的吼叫，說到底，他們不在乎這是朋克、是硬核還是金屬，不在乎這搖滾樂是否血統純正。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脫光衣服衝向清涼的海水，他們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標籤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遺忘，又或許他們根本不曾看到標籤。像呱呱墜地的嬰兒瘋狂地吸吮著整個世界的靈氣，牙牙學語，他們模仿著一種嗓音、一個和絃進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嚮往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正是這些單純而莽撞的時刻構成了影片中真正擊中人心的瞬間。

再回想那些有軌電車上被畫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們，和那個跨域半個國家被紅色畫筆著上一襲紅裙只為在雨中痛哭一場女人吧。他們執拗地跑調，打著各自的節拍，管他唱的是神經兮兮的Talkings Heads還是狂妄的婁·里德（Lou Reed），對於這些活生生的人來說，他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著個體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著變革的來臨。

在影片結尾，導演還是選擇落回音樂與愛情。回歸俱樂部的小禮堂，回歸最初望向台上溫柔大膽的眼神，回歸搖滾樂帶來的衝動和純粹私人的情感記憶。這份記憶之於我是高中時周五晚上騎車10分鐘飛奔向的鼓樓MAO Live，也許之於你是一年四季從排練室穿到舞台上都不願脫下科特·柯本同款開衫，之於他是綁在手腕上的音樂節門票，至於騷柔還是硬核，記憶本身就與這些定義無關，又或許，和搖滾樂也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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