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薩瑪的漫長等待》影評：誰害怕維庫尼亞·波爾圖？
薩瑪的漫長等待影評
馬爾克斯筆下有一位上校，他數十年駐守在拉美的殖民地，等待著一筆根本不會到來的退休金，並準備著一次幾乎無勝算的鬥雞比賽，56年來，他所做的一切只有等待。
《扎馬》看上去與此不無關係，但是，馬爾克斯對這位上校的描述是「不放棄尊嚴的」，這也許是影片中那位名為費爾南德斯的抄寫員所創作的內容，我們大可將他看作「拉美文學」的象徵。但是，我們無法對駐守著的紮馬大談特談「尊嚴」與「非尊嚴」，由於缺乏一個「典型事例」能夠突出這個「典型人物」，他沒有能夠相依為命的妻子，只有與他生下孩子的情人，甚至沒有一個機會，能夠被給予一個「變賣家產」的動機，因此就不會有他的「拒絕變賣」而凸顯其尊嚴。
他只是一台機器，一台不斷進行著發送與接收的機器，在影片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看到一系列死氣沉沉的「常態化」事件序列，例如主持法庭，批准啞女Malumba的婚事，以及迎接新總督的調任，甚至，在某些極其日常的事件中，「發送者」皆已被內化，這是一台自我運作、自我重複的機器。
（一）囚禁於空間的人
觀眾與紮馬將軍共享著時間的不可忍受，延遲的敘事讓我們感受到了真正的時間，這種「延遲」很大程度上通過畫面的疏離與靜觀。如同安東尼奧尼用空間囚禁人物，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同樣使用了一個拘禁性質的空間，它看似開放，自然，實際上是封閉的，但《扎馬》不同於安東尼奧尼令所有人黏滯其中的現代主義城市空間，在這個看似原始的歷史劇裡並不缺乏「流動」的意象，原總督可以被調任回西班牙，新任總督可以進入，即使是與紮馬發生口角的「治安法官助理」——文森特·普列托也可以離開，所有人都來去自如，除卻被囚禁的「行政長官」紮馬。
影片的第一個鏡頭是一個全景：紮馬站在海岸，凝視著大海，稍後，它會以不同角度再次出現在銀幕上，這裡不是出口，而是邊界。
這聽起來如同福柯「全景敞視監獄」構想，「敞視」這個概念在《扎馬》看似被淡化，我們無法看見是什麼監視著他，但他確實是被什麼東西纏繞著，無法離開。
這個監獄甚至並非處在一個完全已知的空間，它依然留存著一個異質的可怖身份，在飛地之內，一切可能是經驗的，而在「他者」中，存在著魔幻的不可化約之物，隨時也都會有人突然死去，這是空間的黑洞，以及維庫尼亞·波爾圖的遊魂，稍後，他將再次在文章中出現。
（二）東南亞的馴象者，兩個萊爾馬
紮馬將軍請求調任的不是宗主國西班牙或者布宜諾斯艾利斯，而是阿根廷的另一個小城萊爾馬，據說，他的家人居住於此。
但這個願望永遠不能實現，而真正意義上的「萊爾馬」鎮或許與這裡同質，即使他被調往，他在萊爾馬所應對的，依然是重復著他在這裡的發送與接收，「家庭」對於他處境的改變亦是微乎其微。
至於萊爾馬，所有與這裡的異質均來源於想象層面，紮馬將軍想象著它的不同，它是弗洛伊德所謂「驅力」的客體，「驅力」意味著永遠無法成其所是，它朝向某個客體運動，卻永遠無法閉合，如同東南亞的馴象者將一串香蕉吊在它的面前，大象越是向前，越是無法達到，假設它的頸部再伸長一點點，就可以達到，但它無法意識到這些，頸部也無法再伸長一丁點，大象的意識和身體所不能及的區域構成了它的自身邊界。
由於大象的自身邊界以及那一串想象意義上的香蕉，它不得不向前走下去，任由馴象人的操控，也是想象意義上的萊爾馬，保證了扎馬將軍的停留。
慾望的生產性與無法閉合，這是生命得以延續的前提，也是消費社會、商業廣告存在的根本。 回到那個經典的畫面，當紮馬凝視海面時，這個行為被賦予了一種神性的祈禱，那一封信，以及到來的船隻都富有了形而上的「拯救」意義，這些延展至發出調任信的主體——西班牙王室，距阿根廷相隔甚遠的宗主國，它承擔了一個沉默的「上帝」角色，也可能，是前一章提及的「全景監獄」中「敞視」的主體。
如此來看，在美洲大陸，《扎馬》回到了中世紀的權力構造，扎馬具有信徒—受難者的二重身份，西班牙王室是在場而未顯現的「上帝」，那麼殖民地總督，即是個體通往上帝之間的政治性阻礙——教皇，阻礙著通往「拯救」的通路，而「拯救」本身似乎並不是真正存在。
所以，在影片中，很少能看到移動鏡頭，定鏡不僅是不可忍受的時間，同樣是莊重而神聖的象徵，如同中世紀時期的繪畫，即使是紮馬鮮紅的軍官服，都已經褪色。
（三）誰害怕維庫尼亞·波爾圖？——政治的分類學
《扎馬》傾向於一種特殊的體認：並不是對宗主國的體認，而是關於扎馬個人——某種虛化的身份認同悖論的體認。
這種景深鏡頭在影片中數見不鮮，扎馬是敘事的主體，所以攝影機被放在了他的一邊，並將原住民置於後景，甚至在構圖中採用人為的視線分割，或許，這樣的構圖不是政治性的或種族偏見性質的，但是，它明確地揭示出其與當地人之間的距離。
他的身份為西班牙裔，卻生於阿根廷，之於雙方都存在著相當意義上的距離，這是拉美作為一個第三國家對於自身認同的悖論在個體之上的投射，一個傳統—西方世界之間的拉鋸戰，如果這個故事被放置在當下，那麼將無法抗拒「現代性之於個體的異化」這種粗暴的普世化解讀，所以，它不得不溯回殖民史的源頭，就像弗洛伊德主義者主張回歸早年時期尋找病灶。
紮馬生來被放逐，而不是主動的「殖民」行為，所有關於他的傳說比他本人走得更遠，他從「他者」的講述中構成自己。
在「奧爾連託人（東方人）」的敘述中，他是「無需拔劍即可伸張正義的」、「不會隱藏他的義務的」「行政長官」，在這一幕中，一個反打鏡頭揭示了扎馬的反映，如同等待「被本質化」的焦急以及對鏡中我的沉溺。
「行政長官」是一種身份，無法逃避的身份，他雖然沒有殖民者的威嚴，但也不能像文森特·普列托一樣輕易地被調任，從這種意義上，他又類似與他有隔閡的原住民，被框定在這塊土地上自我重複，這是在他身上所體現的「第三國家」特質。
而維庫尼亞·波爾圖則是另外一種，他可以是任何姓名，因為其姓名與其所指是隨機組合的，甚至沒有隱喻，他提醒我們存在著秩序之外的危險而不可化約之物，並將它們所有歸化入這一符號之下。
當破衣爛衫的紮馬持刀走向所謂「維庫尼亞·波爾圖」時，出現了罕見地出現了一個近景跟拍，維庫尼亞，或者說捉拿維庫尼亞是被影片延遲的最終敘事，它依然屬於發送—接受，只是在敘事中加入了助動者與逆動者。
這個姓名政治性地為紮馬賦予了「行動」的意義，政治是一種權力的分類學，或是命名學，在意識形態中，一個威脅性的「他們」的存在相當重要，因為沒有比這再好的方式來確立，理解「我們」的概念，「他們」是一個垃圾桶，吞住認知上和想象意義上的黑洞。
維庫尼亞·波爾圖不可能抓住，相傳他已經被處決，新任總督身上佩戴的耳朵即是最好的證物，也有人說他還活著，所以不得不發動紮馬一行人去追擊，但他不可能被抓住，所謂「維庫尼亞·波爾圖」只存在於理念之中，一切可見之人皆為此理念的擬像。
結尾，移動鏡頭再次出現，攝影機緩緩前推，雨林明亮的翠綠色調與紮馬將軍被割掉雙手，奄奄一息的處境形成反差，它迫使觀眾回到影片開始之前，重新審視那個關於魚的寓言，看清扎馬的所作所為真正帶領他走向的是什麼，「活著」這扇門本身是敞開的，而現在，死神即將把它關上。
參考文獻
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陶玉平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5月第1版
Paul Schrader ：Transcendental Style In Film，De Capo Press，1988-8-22
斯拉沃熱·齊澤克：《享受你的症狀——好萊塢內外的拉康》，尉光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