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靈魂急轉彎》影評：雞湯還是洞見？——意義追尋的迷思

毫無疑問，《靈魂急轉彎》是一部結構精巧、敘事宏大的電影建築。人們無論從哪個角度對其進行析分和解讀，都不免有管中窺豹、盲人摸象之感。尤其當涉及哲學主題時，觀眾們可能更多只能抓取出其中的一鱗半爪，並從中認出一些或陳腐或新穎的哲學觀念，並因此把這部電影詮釋為「雞湯亂燉」或「深刻洞見」。然而詮釋就是如此，詮釋學發展到今天，早已沒有所謂「原始的真正文本或影像」和「經過詮釋的文本和影像」之間的區別了，詮釋更多地不是考古式地挖掘真相，而是如同藝術創作或作詩，在原有文本和影像上進行意義增殖、疊代，並不斷生成新的真理。

回到電影本身，只需匆匆一瞥就可發現《靈魂急轉彎》的精妙故事背後充斥著大量的西方哲學觀念，比如靈肉可分的身心二元論，先天人格和後天塑造的分野，追尋意義的雙重模式——天賜選召流和身體現象學流等等。在同一些朋友的交流中，我還聽到關於電影中是否蘊含著存在主義、虛無主義思想的討論。如果一部電影包含著豐富的種子，它就能在合適的契機下生發出形態各異的思想植物，在這個意義上，《靈魂急轉彎》不失為一部意蘊深厚的哲學動畫。

如今的都市已高度城鎮化工業化，文化深度去魅化，對於生活在這種氛圍下的很多年輕人而言，疏離和孤獨是他們最容易體驗到的情感，而生活無意義則是時常侵襲他們的意識形態。相比於五百年前的年輕人，今天的年輕人更個體，但同時也更原子化；更自由，但也對身不由己更加敏感；想法更多，但執行力不一定強；看過的世界更大、接觸到的信息更密集，但也更無力。最重要的一點，所有高尚的東西都已崩塌，所有形而上的價值都已消解，所有超越之物都已成幻象，當今的年輕人完完全全生活在此時此刻，在俗世生活之網中編織夢想。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心儀的價值和生活方式，但這種自由把一切價值敉平，好像選什麼都一樣，自由成了負擔和詛咒。他們似乎可以擱置一切社會前提，在黑夜裡獨自探索自己靈魂的火花和深度，但在白天，社會生產和意義機制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壓在他們的肩上，他們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出賣勞動的機器運轉不已。黑夜和白天的撕裂讓年輕人腦臀分離、知行不一，他們不得不承受靈魂分裂之苦。工業社會中個體的自由是一種幻象，一種修辭，年輕人當然能從一個城市逃離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購物中心逃往另一個購物中心，但只要他們總遇到相同的生產—消費邏輯，只要他們的勞動還在被資本異化，當代年輕人就難言自由。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喬伊算得上十足的幸運兒。同大多數在迷惘中追尋自己人生價值的年輕人不同，他早早就通過年少時去聽爵士樂演奏這一契機而發現了自己心之所屬。一旦發現了自己的天職、召喚，人很大概率會回歸到內心聲音所呼喚的生活中去，無論他之前的生活有多麼偏離。而他將遇到的困難也只是引起這種偏離的諸多原因而已。據我觀察，能找到自己天職的人每十個裡面不超過一個，這個概率很可能還是大大高估了的。找到了天職的幸運兒，他們的生活形態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他們的煩惱也很少充斥著普通人生活的庸常煩惱，他們很容易就沉浸在自己命定的火花中，忘記了時間流逝。喬伊這樣的人顯然是人類中的少數派，是天選之子，而很多西方電影以及中國電影把此類典範泛化為人類普遍的潛在形態，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這顯然是一碗「毒雞湯」。因為對大多數沒有天賜幸運的人而言，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尋找所謂的「火花」往往是無用功，隨著時間流逝、年紀增大，他們會陷入自我懷疑，懷疑自己事實上並沒有某種「本真性」，但那種理想卻又不斷撩撥他們，好像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幸運之門「啪」地一聲就會開啟，他們則會驚呼「就是它了！」

「做你自己」、「成為你自己」等等「陳詞濫調」作為某類電影的政治正確，在西方思想史上確有其先祖。海德格爾在其寫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品《存在與時間》中就明確提出了生存的本真性與非本真性這一對概念，非本真的生存指的是個體庸庸碌碌、隨大流式地生存方式，匿名性的「別人」如何生活，他就如何生活，「別人」有什麼看法，他也就有什麼看法，「別人」如何決斷，他也就如何決斷。非本真生存的個體迷失於生活的陳腐與瑣屑之中，最關鍵的，他失落了自身，消散在別人的巨大陰影之下。當今的非本真性不到處都是嗎？信息爆炸，觀點像癌症般增殖，偏好交織著偏好，體驗重疊著體驗，以至於我們昨天就某個微博新聞憤憤不已，被帶了節奏而不自知，今天又被某個十萬加公眾號熱文撩撥起心緒而意難平。我們白天做著千人一面的工作，晚上又在b站或鬥魚上和別人一起笑一起哭，或沉浸於某種宏大敘事不可自拔。如今的生產消費機制和文化意義生產機制不斷刺激每個個體的感覺和神經，讓個體產生了一種自我獨特性的虛假觀念。我們以為某種特定的消費偏好是獨特的，這個商品是「我的」，此時此刻的快感是我的私有物品，我的照片和體驗能單義地定義我的人格和價值等等。然而這些偏好、商品、快感、體驗，無不是消費社會意義節點的充電樁，而個體無非是人肉電池，個體輸入商品，輸出快感，或輸入快感，輸出勞動。

與非本真生存不同的本真生存，則需要個體從本己出發進行決斷，個體排除嘈雜的「別人說」，傾聽所謂良知的呼喚。然而情況通常是，良知長久地沉默，我們聽不到任何聲音，只有虛空無聲地回響。就像喬伊找到了他的天職，能夠進行本真生存之人也是少之又少的。海德格爾沒有考慮到，很多人並非不願傾聽良知之呼喚，只是像他一樣能夠被上天「選召」而不迷失於常人的意見的人屬實罕見，本真的生存不取決於選擇或意志，而取決於能力和運氣。就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來看，本真性閃光的時刻不是不存在，而是稍縱即逝，它不經意間降臨，且往往發生在獨處之時。事後的回憶召喚不回那種本真性，它只能提供某種可被回味、分析的體驗渣滓。對於缺乏天賦的普通人而言，在「本真性——非本真性」的維度上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盡量不受各種信息敘事的影響，在淨化了的自身體驗中靜靜等待本真性的降臨。除了海德格爾，西方思想史上不乏從非本真性生存轉變為本真生存的哲學家，比如奧古斯丁、盧梭等。他們中沒有一個是基於自我的決斷而產生這種轉變的，情況常常是，某件事情偶然間發生，某個體驗突然出現，點亮了他們。也許西方思想史中本真性轉變的偶然性、時機性和他們獨特的基督教宗教敘事有莫大聯繫，彌賽亞不是不知何時才會降臨嗎？內心的皈依和改變不是時時刻刻都發生著，並且隨時等待那一瞬嗎？我們今天的「勇敢做自己」很有可能是此類宗教敘事脫去了超越性的外衣而內化為自我決斷之體驗的結果。

普通人無非是22罷了，找不到火花才是人生常態。在這種情況下，《靈魂急轉彎》給我們展示了一種缺乏意義的人生是如何通過身體感受的方式重構意義的。不僅僅是人們通常說的「活在當下」或「及時行樂」那麼簡單，因為這裡涉及到從「工具—目的」的認知實踐理性態度向身體現象學態度的轉變。韋伯、哈貝馬斯等哲學家都指出，現代性的建構離不開各種理性功能的實現，隨著這些理性功能的實現，各種場域從原初混沌一片的生活世界中分離出來，因而我們才有了國家和市場的分離，道德領域和法律領域的分離，科學共同體的獨立，宗教和藝術的分離等等等等。前現代社會是一個各領域間界限相對模糊甚至不存在的社會，直到近現代，隨著各種理性能力的獨立和覺醒，社會分工有意識地朝著精細化、層次化、區域化、系統化的方向發展，社會生產效率急速提升，社會生活儼然一部龐大的精密機器，把作為小機器的每個個體嚴絲合縫地安插入其中。社會機器如此思考和運作，個體也不自覺地模仿機器如此思考和運作，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一切不符合「工具—目的」理性框架的人事物都作為插曲、點綴或無關之物被個體遺棄。個體把自己看做實現某種目標的工具，因而一切也都是工具，凡存在者皆落入「工具」與「非工具」這兩個範疇。最典型的例子，時間成為一種工具，在效率和數量至上的意識形態下，時間變得無比重要。個體掌握了時間，他就安心、有存在感、有掌控感，個體遺失了世界，他便焦慮、慌張、無聊。

現代理性不可避免催生了巨量的所謂「精緻利己主義者」。與理性態度相對的，是22所發現的身體現象學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完全是一種審美的態度，審美意味著把生活和世界從整體上看做一件藝術品，並從中尋找出美，然後體驗美。審美態度的問題在於，除了少數生活藝術家，大多數人都會發現這是一種相當不自然的甚至矯揉造作的態度。把生活和世界整體看做藝術品是一個可疑的預設，它難以達成、不可持續，總的來說，這是一種不怎麼現實的態度。身體現象學之生活方式的秘訣在於，它需要個體首先清空各種想法、預設、觀念，然後像新生兒一樣用身體去體驗周遭世界。不要想，而要看，不要去論斷，而是去感受。當萬物不落入思維預設的諸多框架中時，個體才能重新發現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現實生活中諸多煩惱實際上源於人過於執著概念而非事物本身，比如當西方人和中國人談論某類生活是否自由時，他們的眼睛過於關注「自由」一詞所散發的獨特魅力，就好像「自由」是印在《聖經》裡的聖言，人們在相關討論中都變成了概念原教旨主義者。然而事實上，「自由」和「不自由」都僅僅是概念而已，我們難道不應該關注構成這些概念的基底，也就是生活本來的樣子及其善好與否嗎？念經是思維的怪癖，只有整全的身體經驗才能通達這些概念的源泉。簡而言之，切不可因言害義。

22看到落葉在蜂蜜般的陽光中飄盪並感受到原初的美好，這裡沒有任何概念在起作用。純粹的物質元素的感受。在這類生活方式中，追尋意義本身已經失去了意義，意義不再作為某種目標而存在，而是作為稀鬆平常之物重新被發現，它散落於各處，從路邊植被的搖頭晃腦，到神秘的空谷足音，從商場裡喧鬧而閃著光的無數面龐，到河岸的振翅欲飛，無不見其蹤影。意義在時間中並不作為一個遙遠的理想，它只需要一個不再緊張地散發焦慮的身體。人們可在一些佛教修行理論中發現這類意義實現模式的端倪，二十世紀以來，現象學理論的發展和各種靈修理論的盛行也或多或少促成了它的成形。

電影末尾，喬伊在實現其理想後悵然若失，似乎驗證了電影作者想表達的意圖：作為理想的意義也許只是一種虛構的投射，真正的意義其實就在過程本身之中，而非結果。或者，根本就沒有什麼過程和結果，有的只是個體如何去生活。超出電影本身，其實我想說，個體的解放、自由和幸福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個體本身，而取決於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社會要如此運作需要個體所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