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政治正確年代的「道德焦慮電影」：與魯本·奧斯特倫德的電影創作
抓狂美術館影評本文發表於《當代電影》2017年第7期。 轉載請聯繫公眾號「當代電影雜誌」
提要：本文在回顧2017年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獲得者魯本·奧斯特倫德的創作歷程的基礎上，詳細分析他的獲獎影片《廣場》中的藝術手法與社會內涵。文章著重探討了他在影片中對當代藝術及其觀念的創造性使用，分析他是如何在劇情、結構和主題層面設置多重的互文關係，並探討他電影中的社會批判指向。
關鍵詞：當代藝術 旁觀者效應 政治正確 魯本·奧斯特倫德 戛納電影節
2017年的戛納國際電影節迎來70週年大慶，備受矚目的「鑲鑽金棕櫚」最終被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Ruben ?stlund）憑藉其第五部長片作品《廣場》獲得。首次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的奧斯特倫德事實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戛納系導演」——他的第二部長片《身不由己》和第四部長片《遊客》均入圍「一種關注」單元，並憑藉後者獲得當年「一種關注」評委會獎，其第三部長片《遊戲》也入圍了「導演雙週」單元。自《遊客》聲名鵲起之後，奧斯特倫德的職業生涯可謂是坐火箭般上升，壓哨入選主競賽單元的《廣場》獲得了評委會和媒體的一致好評。憑藉自己鮮明的作者風格和作品中尖銳的社會議題，金棕櫚加身的奧斯特倫德已經足以躋身當今最重要的藝術電影導演之列。
回顧奧斯特倫德的電影創作，其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普通人在面對窘迫情境時的道德問題，此外多數作品還有著對瑞典社會中「政治正確」的辛辣嘲諷和深刻反思。目前中文世界對奧斯特倫德的研究文章僅有台灣影評人李達義的《魯本奧斯倫：社會現象實驗室》（[1]）一篇。英文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遊戲》一片的全面詳細探討上，包括Ingrid Stigsdotter（[2]）、Helena Karlsson（[3]）、Elisabeth Stubberud與Priscilla Ringrose（[4]）、Anna Westerst?hl Stenport與Garrett Traylor（[5]）、Christian Gullette（[6]）與Amanda Doxtater（[7]）的文章。學者們著重分析的是《遊戲》中引發激烈辯論的種族和階級議題，並且均注意到了奧斯特倫德作品中獨特的視聽語言風格與新媒體之間的關係。本文將在對奧斯特倫德作品作者風格研究的基礎上，重點討論《廣場》一片的藝術手法與社會內涵。
作者風格的形成與變化：長鏡頭、蒙太奇結構與道德議題
奧斯特倫德的創作以《遊客》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主要藝術手法是以固定機位長鏡頭為主，結合搖移與變焦調度，以實現鏡頭內部的蒙太奇效果。其中全景長鏡頭數量很多，近乎一場一鏡；同時他大量使用非常規構圖，基本不採用連貫性剪輯，並通過對聲音和畫框的強調來展示畫外空間；此外，嚴格不使用配樂。這種視聽語言體系受到了瑞典電影大師羅伊·安德森的深刻影響，如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短片金熊獎的《銀行事件》，全片僅有一個長達近10分鐘的監視器機位的長鏡頭構成，在極端的「真實時間」中，通過變焦和搖來形成鏡頭內部的蒙太奇。同時，他在影片結構上的特點是採用多線平行的蒙太奇，通過對多組人物的描寫形成一種對「普遍性」的展示，從而表達一種與他的鏡頭調度類似的評論性的觀點。其長片處女作《吉他蒙古人》和第二部長片《身不由己》均採用相同的結構，前者通過有著相互微弱關聯的數組人物來展示「人類難以被他人理解的行為」，後者則是五組完全不相干的人物在遭遇到「面子問題」時承受到的道德壓力，以及他們不同的應對方法。這種結構近似於羅伯特·奧特曼的名作《人生交叉點》（Short Cuts，1993），也有影評稱他的這些作品是由一系列「尷尬的片段」（awkward vignettes）組成的（[8]）。到了影片《遊戲》中，這種結構則變化為較為連貫的主線情節與兩組插敘性的、有著微弱關聯的支線。
《遊客》與《廣場》可視為奧斯特倫德創作的第二個階段。這兩部作品不再強調（全景）長鏡頭，同時構圖開始常規化，也開始使用常規的剪輯方法，包括視線匹配剪輯等等，但擅用畫外空間的特點得以保留；同時敘事也變得較為集中，均圍繞著一位主要的敘事人展開，不再採用平行蒙太奇結構。另外一個特點是，這兩部影片都使用了音畫平行的、評論性很強的配樂：《遊客》中用於渲染不安氣氛和指稱危機的《四季·夏》，以及《廣場》中具有調侃性的無伴奏合唱。這種視聽風格和劇作結構上向常規電影的轉變，讓奧斯特倫德獲得了巨大成功。
奧斯特倫德在影片主題上的標誌性特點是探討道德問題。從《身不由己》開始，個人在面對群體時的「面子問題」與「道德壓力」就成為了奧斯特倫德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共同困境。如《身不由己》中有在生日會上被煙花炸傷卻堅持不去醫院的男主人、不敢承認弄壞了大巴廁所上窗簾的女演員、迫於同學壓力不敢堅持自己意見的女生，《遊戲》中被幾個黑人少年霸凌的三名少年，《遊客》中不願承認自己面對雪崩不顧妻子和孩子而獨自逃生的丈夫等等。而同時，這些作品又通過這種困境來提出社會問題，如《身不由己》中的「責任分散」，《遊戲》中的移民問題與政治正確導致的「反向歧視」和「雙重標準」，以及《遊客》中的群體無意識等等；同時貫穿性的一個表述則是個人主義至上而造成的人情冷漠。其中以《遊戲》中提出的黑人移民少年犯罪問題最為尖銳，奧斯特倫德在影片中完成的表述是瑞典主流社會基於「政治正確」的一味縱容造成了這種惡果。影片在瑞典引發了軒然大波。（[9]）這也是促使奧斯特倫德在接下來的作品中轉型的直接原因。
作為「政治正確」的當代藝術：《廣場》及其藝術手法
《廣場》引人注目的一大特點是將當代藝術同時呈現為影片劇情、結構和主題的要素。實際上影片的片名「The Square」就是片中一件當代藝術裝置作品，由一個放置在（虛構的）皇家博物館（X-Royal Museum，以瑞典皇宮為原型設計）門前廣場上，LED燈管圍成的方塊構成；這個裝置同時也有一個放置在博物館內的版本。其概念是「The Square（方塊/廣場（[10]））是信任和關心的一處聖地。在其中我們共享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這件裝置藝術作品是導演本人於2015年創作的，於瑞典韋納穆市（V?rnamo）首次展出；影片中則偽托在一位阿根廷的女藝術家和社會學家名下。這件裝置主要在於探討社會學中的「旁觀者效應」，藝術家希望以此來檢驗人們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選擇信任他人的觀眾可以將手機、錢包等物品放置在裝置中並離開。不過在現實生活中，韋納穆市的「The Square」被居民開發出了其他的功能：青少年的夜間接頭地點、情侶求婚的場所和殘疾人乞討的場所（[11]）——總之跟這件裝置的主旨完全無關。這一細節也被導演用在了《廣場》這部影片中。
影片的主人公克里斯蒂安是皇家博物館的策展人，他看似完美的生活從一個早晨開始逐步陷入泥潭：首先是他因為試圖幫助一個在廣場上呼救的女人，因而被她的同夥偷走了手機和錢包。他為了找回財物，向一整棟樓的居民家中投放了指控他們是小偷的匿名信，雖然拿回了手機和錢包，但也因此遭到了一名憤怒的少年的抗議和糾纏。他與一位美國女記者在派對後發生了一夜情，之後卻被女記者指責。他策展的裝置藝術作品「The Square」因為宣傳團隊的病毒營銷視頻而陷入輿論危機，甚至被迫辭職……影片的結尾他終於放下架子挨家挨戶去向被他投放過信件的居民們道歉，卻發現無法找到那位憤怒的少年……
「The Square」作為與片名相同的當代藝術作品，起到了異常重要的結構性作用。影片的開場段落中，為了要在皇家博物館廣場安裝這件裝置，需要移除一尊青銅塑像；而看似穩妥的吊車繩索實際上並不能承受塑像的重量，剛剛從底座上移開，塑像就轟然倒塌，摔得四分五裂。這一頗為嘲諷的段落實際上構成了影片的預敘：克里斯蒂安的生活也是如此忽然地陷入了麻煩。「The Square」通過「旁觀者效應」對人類之間信任的考驗在影片劇作中表現在如下幾個層面：克里斯蒂安的手機與錢包被竊，正是因為他在廣場上眾多「旁觀者」中（並不心甘情願地）站了出來表示善意和信任，因此中招；而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根本沒有人停下腳步，第一次他（在廣場上）茫然無助，第二次他（在商場裡）發現只能求助一個乞丐；他信任了手下提出的尋找財物的方案（手下卻在關鍵時刻成了「旁觀者」），因此惹來了麻煩；他大女兒的啦啦隊表演也在「團隊效應」的層面探討著信任問題。在他帶著兩個女兒去參觀博物館中展品的時候，選擇「信任他人」的兩個女兒竟然都不敢將手機放在「The Square」裝置之中（這個裝置的室內版本甚至還沒有開放公眾展覽，換言之，展廳內除了工作人員根本沒有其他人）。此外，克里斯蒂安在丟失財物當夜去散發匿名信的時候，畫面中俯拍的居民樓樓梯間，恰好形成一個正抓狂美術館的發光區域；這個段落不僅是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在探討有關「信任」的主題，更重要的是在視覺上形成了與「The Square」的呼應關係。
影片中提及的當代藝術作品還有名為「You have nothing」的石子堆裝置作品，一度被清潔工破壞（當代藝術博物館常有的笑話……）；一堆由諸多椅子堆疊起來，規律地發出倒塌的巨響的裝置作品，成為女記者在一夜情之後繼續糾纏克里斯蒂安的場景的後景，極好地創造了尷尬氣氛並形成了某種比喻關係；最後則是影片中十分重要的錄像—表演作品「大猩猩」。在皇家博物館中展出的錄像作品中，好萊塢動作指導泰瑞·諾塔里（Terry Notary）扮演的藝術家奧列格在純白的背景前赤裸身體，直視鏡頭模仿大猩猩的表情，這件作品也成為克里斯蒂安幾次獨處時刻的後景；此外在一場答謝贊助人的晚宴上，應邀表演的奧列格惟妙惟肖的表演逐漸失去控制，並因為對一位女賓的「冒犯」而引發混亂場面——這場意在引用布努埃爾《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1972）的宴會場景無疑是影片中最為精彩的段落，並事實上也構成了對全片故事的提喻。更為有趣的是，克里斯蒂安在與美國女記者約會的時候，發現她與一隻黑猩猩共同生活，而這隻黑猩猩的愛好竟然是繪畫——這一頗為諷刺的細節（黑猩猩作畫與人類做愛的對比關係）又與（人類扮演的）「大猩猩」這一作品形成了互文關係。
《廣場》中當代藝術的用途並不僅限於作品層面，奧斯特倫德將當代藝術的觀念或者「話語」與劇作結合起來，形成了影片最具創造性的手法。影片開場段落就是克里斯蒂安接受美國女記者的訪談。女記者引用了一大段克里斯蒂安關於「展覽/非展覽」的佶屈聱牙的論述並請他解釋。事實上克里斯蒂安也並不能清晰地解釋，於是他（事實上）引用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去解釋這個概念，指出當代藝術最核心的要素事實上是博物館空間。上一段所述的幾件作品均在不同層面闡釋這一觀念，如「大猩猩」的表演引發的災難性事件正是因為脫離了博物館空間；而「The Square」的病毒營銷視頻事件也是如此，宣傳團隊製作的視頻短片是在「The Square」的室外裝置中「炸毀」了一個金髮碧眼的乞丐小女孩，從而引發了輿論危機（當然這個段落導演還意在探討媒介對人的異化作用（[12]））。克里斯蒂安在被迫辭職的記者會上被記者們挖苦和攻擊，但中途應館長要求念了公關團隊的稿件之後，不無嘲諷或者令人驚奇地，所有的記者忽然都把注意力轉向了這件即將向公眾開放的展品，於是克里斯蒂安駕輕就熟地開始使用他那套當代藝術的話語來向記者們介紹那位「阿根廷的女藝術家/社會學家」。換言之，如果那部引發輿論危機的視頻是為了闡釋某種「藝術觀念」，那它當然是合理合法的，甚至需要被嚴肅認真地討論和予以正面評價的。
這一戲劇性的轉折恰好也與宴會上「大猩猩」的表演形成互文關係：儘管所有的人都在一個扮演大猩猩的「藝術家」的表演中感覺到尷尬、難堪、不適、被冒犯，但因為「這是藝術」，所以每位來賓必須正襟危坐地「欣賞」，或者說作為「旁觀者」，直到忍無可忍。導演在影片中還安排了一個類似的場景來解釋：藝術家朱利安的訪談會現場被一名患有「穢語症」的觀眾不停干擾，但無論是朱利安還是主持人或是現場其他觀眾（作為「旁觀者」）必須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即便這名觀眾的言辭完全不堪入耳——因為作為有著良好教養的中產階級，必須以最大的寬容「尊重弱者參與藝術活動的權利」。而極為諷刺的是，同樣是皇家博物館的觀眾，在面對豐盛的自助餐時，完全沒有耐心聽廚師介紹菜品，並且唯恐自己搶不到食物——所以最終奧斯特倫德完成的是這樣一種複雜的表述：正如裝置作品「The Square」試圖揭示的那樣，「旁觀者效應」會極大地考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而與當代藝術的話語一樣，政治正確同樣是一種基於「旁觀者效應」而導致沒有人敢於說真話的狀態。
階級還是種族？諷刺與批判的指向
與結構嚴整近乎舞台劇的《遊客》不同，《廣場》又回到了某種多線並進的敘事結構，克里斯蒂安的工作、生活、家庭（離異，與前妻生有兩個女兒）幾條線上逐漸陷入麻煩是交織進行的。作為一名當代藝術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生活十分優渥，衣著時尚，用著最新款的iPhone手機，開著特斯拉轎車，住在高檔公寓之中。偷走他錢包的兩個人則住在郊區的一棟普通公寓中，顯然是個問題社區——克里斯蒂安去投遞信件的時候甚至不敢穿西裝，而他的特斯拉轎車也引起了（大約是小混混）的好奇。前來糾纏他、要求他道歉的那名少年，從衣著到教養顯然都是來自底層階級。奧斯特倫德採用這種顯而易見的階級話語，卻未曾分析其背後結構性的因素；結合他的創作歷程和對《廣場》的分析，究其原因，是因為他採用了精心修飾的階級話語來取代種族話語。
在導演闡釋（[13]）中，奧斯特倫德稱此片的類型為「諷刺劇」（satire），影片的主角克里斯蒂安是一個極為安全的被諷刺對象：白人、男人、健康人、中產階級精英，對他的諷刺包括：1）自戀：自認為是「公眾人物」而不願意去問題社區散發匿名信，跟一夜情對象爭搶用過的避孕套；2）自負：拒絕向受到家長懷疑的少年道歉，還在爭執中失手將他推下樓梯——後一個不僅堪稱「兇殘」，而且還是逃避責任；3）大男子主義：對一夜情對象睡過就忘；4）裝腔作勢、推卸責任：好不容易下決心向少年道歉，結果張嘴就是分析社會問題的「當代藝術策展人話語」；等等。對他的懲罰無非也就是讓他在大雨夜去翻垃圾箱，以及丟了工作；但問題在於，即便如此，他生活中的種種麻煩，並不是他的性格造成的，而是意外的事件——因為相信了陌生人而丟了手機錢包，因為相信了手下的建議去散發威脅信而惹來了麻煩，因為急於找回財物和應對少年的糾纏而沒有耐心聽宣傳團隊的方案，也沒有去審核視頻，導致後面的公關危機。重要的是，丟工作這件事並不是因為他的錯誤而是因為不可理喻的「政治正確」；並且他也有意悔改，最後也獲得了獎勵——兩個女兒由衷的認可。所以在影片中，克里斯蒂安的困境來自一系列偶然性（正如《遊客》中的雪崩），他的性格只是將其逐步加深；他本人並沒有根本性的責任。
那麼問題來自哪裡呢？自然是社會，但又並不能說是社會。因為影片主要探討的就是「旁觀者效應」造成的責任分散。影片中有兩處提示非常重要。其一是在製作視頻的時候宣傳團隊就已經預料到可能的問題，主動選擇了乞討者的外形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典型的瑞典人長相的小女孩」，這顯然是在規避如果使用其他族裔的乞討者可能引發的問題，是典型的因為政治正確而造成的自我審查；但在記者會上，第一個站起來指責克里斯蒂安的記者的論點就是「你為什麼攻擊乞丐這個如此脆弱的（vulnerable）群體？」這一點需要聯繫到《遊戲》一片的結尾場景：一名白人家長替自己的孩子向一名黑人少年討還被搶劫的手機，黑人少年大聲尖叫引來路人圍觀，充滿「正義感」的路人卻因此指責白人家長「攻擊脆弱的移民群體」，「他們不像你的孩子那樣有許多機會」。《遊戲》一片受到的指責顯然極大地刺激到了奧斯特倫德（《廣場》中克里斯蒂安在記者會上的辯白其實不無導演自況之意），使得他徹底規避了移民（當然，絕對不能提的還有難民）群體。圍觀特斯拉的那群小混混聽口音極有可能是移民，但他們甚至沒有出現在畫面裡；更有趣的是，影片中的乞丐竟然都是白人，連患有穢語症的那個觀眾都是白人（男人）。
另一個提示則是「大猩猩」的表演。且不說「猩猩」是極為常見的種族主義話語，且看那場晚宴上發生的事情：無論這是什麼當代藝術作品，但在賓客或者觀眾看來，是一個語言不通/無法交流的、只有獸性的人，他/它不懂規矩，冒犯了在座的教養良好的賓客；而且最為重要的是他/它最後侵犯了一名女性，開始撕扯她的衣服。這也是在座的眾多男士忍無可忍的直接原因，所以他們群起而攻之，狠狠毆打了他/它。那麼這顯然是頗具社會問題的移民，更恰當地說是難民的隱喻（尤其是聯繫到瑞典近來發生的一系列社會事件）。在這裡導演終於將當代藝術話語與政治正確直接聯繫起來，並通過這種「想象性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儀式性的勝利。
結語：過載的文本與「道德焦慮」
《廣場》最終呈現出來的狀態是文本的過載狀態，正如影評人「元首的秘書」所言：「更像是一次統合人類行為的瘋狂實驗，因為奧斯特倫德幾乎為每一個場景分離出兩到三層含義，這就讓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難以想象的龐大，甚至有一種過度填鴨的感覺。」（[14]）奧斯特倫德成功地將當代藝術從作品到觀念融入影片的大部分場景，並有著明確的表達。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將當代藝術話語與「政治正確」的話語在社會心理學的意義上通過「旁觀者效應」聯繫了起來。無怪評委會主席阿爾莫多瓦稱讚這部影片「著眼於政治正確的獨裁性，並提供了許多例證」（[15]）。而在筆者看來，這部影片對政治正確的批判，恰恰與冷戰年代的波蘭「道德焦慮電影」有著結構性的相似：用道德問題來揭示對某種意識形態話語的巨大的不信任；同時，焦慮之處在於所有人都知道這種意識形態話語必然有一天會隨著社會巨變而走向終結，但並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
不過奧斯特倫德總算是吃一塹長一智，在這部影片中精明地選擇了一個在「政治正確」意義上最為安全的對象，並使用了諷刺喜劇的手法，讓這部其實議題極為尖銳的影片變得輕鬆有趣。但必須看到，導演對克里斯蒂安的態度只是輕描淡寫的嘲諷而並不是批判，他的困境實際上也並不是真正的困境而只是尷尬處境。正如最後那次沒能完成的道歉一樣，奧斯特倫德實際上指出，在當今這種社會環境中，（階級與種族間的）和解根本不可能發生；而無視社會問題的實質並一味自我反省、搞政治正確（「受害者先道歉」），只會越陷越深。而到那個時候，恐怕誰都笑不出來。
附：魯本·奧斯特倫德年表 1974年 4月13日出生瑞典哥德堡大區斯蒂爾斯島（Styrs?） 2001年，畢業於哥德堡大學電影導演系 2002年，創立自己的製片公司「平台電影」（Plattform Produktion） 2004年，編導故事長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獲第27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費比西影評人獎。 2005年，編導短片《自傳場景6882號》（Scen nr: 6882 ur mitt liv），獲歐洲電影獎最佳短片提名。2008年，編導故事長片《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又譯作《五道人生難題》），入圍第61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獲馬德普拉塔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 2010年，編導短片《銀行事件》（H?ndelse vid bank），獲第6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短片金熊獎；另獲歐洲電影獎最佳短片提名。 2011年，編導故事長片《遊戲》（Play），獲第64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Séance "Coup de coeur"獎；另獲第24屆東京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2014年，編導故事長片《遊客》（Turist，又譯作《不可抗力》），獲第6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評委會獎，另獲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提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英國學院獎最佳外語片提名，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短名單（前9位）。同年9月被哥德堡大學Valand藝術學院聘為電影系兼職教授。 2015年，美國林肯中心電影協會為其舉行題目為「IN CASE OF NO EMERGENCY」的個人作品回顧展。2016年，擔任戛納國際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評委。 2017年，編導故事長片《廣場》（The Square，又譯作《自由廣場》），獲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 他的其餘作品還包括滑雪視頻作品《上癮》（Addicted，1993）和《自由激進分子》系列（Free Radicals 1&2, 1997&1998）、紀錄短片《讓別人去愛》（L?t dom andra sk?ta k?rleken，2001）、紀錄片《再次成為家庭》（Familj igen，2002）、短片《夜泳》（Nattbad，2006）等。奧斯特倫德還多次獲得瑞典電影金甲蟲獎（Guldbagge Awards）的各項獎項和提名。
[1] 載台北電影節統籌部、塗翔文主編《瑞典電影》，新銳文創，2012年7月，第169—177頁。 [2] ‘When to push stop or play’: The Swedish reception of Ruben ?stlund’s Play (2011),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3, Volume 3 Number 1, pp41-48. [3] Ruben ?stlund’s Play (2011): Race and segregation in ‘good’ liberal Sweden,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4, Volume 4 Number 1, pp43-60. [4] Speaking images, race-less words: Play and the absence of race in contemporary Scandinavia. ibid, pp61-76 [5] Playing with art cinema? Digitality constructs in Ruben ?stlund’s Play, ibid, pp77-84. [6] Are our malls safe? Race and neoliberal discourse in Ruben ?stlund’s Play,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6, Volume 6 Number 1, pp25-73. [7] From Diversity to Precarity: Reading Childhood in Ruben ?stlund’s Film, Play (2011). New Dimensions of Diversity in Nordic Culture and Society[M]. Eds. Jenny Bj?rklund and Ursula Lindqvist.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p190-208. [8] Matthew Blevins, In Case of No Emergency: The Films of Ruben ?stlund: The Guitar Mongoloid Review. [EB/OL].(2015.04.04)[2017.06.12]http://nextprojection.com/2015/04/06/case-no-emergency-films-ruben-ostlund-guitar-mongoloid-review/ [9] 見2。 [10] 魯本·奧斯特倫德對此作品的闡釋是「一個放置在城市廣場上的物理的方塊」（a physical square placed in the town square）。見The Squre, Press kit. [EB/OL].[2017.06.12] http://www.festival-cannes.com/en/festival/films/the-square。 [11] 同（10）。 [12] Director’s Notes，出處同（10）。 [13] 同（10）。 [14] 元首的秘書：《自由廣場：關於人類困境的影像實驗》[EB/OL] (2017.06.11)[2017.06.12]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595264/ [15]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Feature Films Jury. [EB/OL] (2017.05.29)[2017.06.12] http://www.festival-cannes.com/en/festival/actualites/audios/press-conference-of-the-feature-films-jur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