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女人碎片》影評：有些悲劇就是沒有因果的。

（本文首發幕味兒微信公眾號）

《女人碎片》是一部有力量的電影。在筆者看來，它超越了對生育之苦、喪子之殤、親密關係之愛與痛的一般性表達，而將這些問題拔升到人由於自由意志而面臨的存在之痛的層面去思索。

《女人碎片》由導演夫婦（導演的妻子即是本片編劇卡塔·韋伯）的一次不幸流產而來。導演曾在採訪中透露，在這次不幸發生後，兩人都不太提及此事。直到卡塔·韋伯寫出劇本，才像是一個釋放。

本片先在2018年作為話劇登上舞台，隨後又在2020年變成電影。導演說，他希望講述一個關於慈悲、愛和力量的故事，而非關於失去和悲劇（「would like to tell a story about grace, love, and strength, and not just about loss and tragedy」）。

電影由一場長達30分鐘的室內長鏡開始。女主角瑪莎羊水破裂，即將分娩。預訂的助產士在處理難產無法脫身，另遣人來。丈夫肖恩貼心陪護，講笑話幫助妻子放鬆，看起來夫妻感情不錯。助產士到達。此間充斥著鮮血、痛苦的嚎叫和吸氣聲。幾經艱難，瑪莎終於產下一女，但嬰兒隨即因為分娩過程太久而缺氧死去。而具體原因，似乎醫學還未能給出答案。

新生的喜悅和死亡的冰冷之轉換只在一瞬間。助產士被以過失殺人提起公訴。隨後，瑪莎似乎進入「冷漠」模式，對丈夫和身邊人的關懷似乎都無動於衷。

鏡頭隨機地掠過她生活的表面：她指甲油的顏色，她穿著大衣和高跟鞋走過街頭，她買了一個蘋果，她吃了一個蘋果，窗邊擺放的植物，還有不斷出現的，冰封的河面。

一些評論因此認為，本片前三十分鐘力重千鈞，而此後則節奏失衡，流於瑣碎。而筆者認為，這些冷漠的，甚至機械的畫面，正真實地傳達了悲劇發生後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因悲劇不可追回而感到無力，因無人可歸咎而感到無力，甚至面對所有外界勸慰，也感到無力——非當事人永遠無法經驗當事人的痛，出於好意的勸慰在巨大的痛苦面前也顯得蒼白。世間萬物流轉，獨獨與她無關。

事實上，由於筆者本人曾遭遇類似醫療事故，在觀影中幾度難過得要停下來轉換心情，而在看到這些沉默的場景時，又熟悉得彷彿回到那段痛苦的時期。痛苦和無力感如此巨大，如此揮之不去，而其他人和整個世界都在正常運轉。為了自我保護，只能盡力轉移精力以遺忘；而唯有自己體驗過的痛，卻作為獨特的記憶，時時提醒，抗拒遺忘。

既然痛苦向內向外都沒有出口，也不會消失，只能將自己連同痛苦封閉進一個蛹裡，與世界之間因而橫生一堵高牆。事實上，實驗瑪莎的女演員凡妮莎·科比有力地傳達了這種看似冷漠實則痛苦不堪的麻木狀態，她也因本片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而在這樣的沉默中，瑪莎尋求著自我救贖。影片呈現了一個女性群體，她們是悲劇的遭遇者，卻也是行動者，情節的主要推動者，力量的擁有者和給予者。女主瑪莎是中產階級，擁有體面工作，在痛失愛女一個月後回到辦公室堅持工作。她做出決定在家分娩，以「讓孩子決定何時來到世上」。她做出決定將愛女的遺體贈予醫學院進行研究。她在法庭上做出決定寬恕助產士。

在影片僅有的衝突時刻，瑪莎的母親伊麗莎白講述了自己母親的故事：當年，她的丈夫被關進集中營後，她躲進一個廢棄棚屋生下伊麗莎白，出去尋找食物以養活兩人。當醫生要放棄伊麗莎白的生命時，她堅持。

醫生提著伊麗莎白的兩隻腳，像提小雞一樣提溜起來，說如果她（伊麗莎白）還能抬起頭來，就說明還有希望。 「我抬起了頭（I lifted my head），」已經白髮蒼蒼的伊麗莎白回憶道。她以此鼓勵瑪莎出席庭審。

這三代女性擁有同一個名字，「母親」。在這不經意的插敘中，我們能感到一種沉默的堅韌，一種豐沛的力量和這種力量的傳繼。此外，助產士和瑪莎的律師也都是女性，她們有各自的專業性和堅持。

而丈夫肖恩，與以上這些女性角色相比，表現出更多脆弱。痛失愛女後，已戒酒多年的他又開始酗酒，內心的創傷需要通過辱罵他人甚至妻子來發洩。他甚至出軌了妻子的表姐來排遣痛苦。而這場出軌又彷彿後者以身體平復了他。最終，他接受了丈母娘的金錢資助，離開了瑪莎，至少避免了給她二次傷害。

這裡並不想以性別來對影片作出劃分。相反，影片跳出了婚姻題材電影裡常見的性別壁壘。瑪莎和肖恩各自的中產階級和藍領身份首先就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設定（在《婚姻生活》、《婚姻故事》、《克萊默夫婦》等此類題材的名作裡，都能看到女性為家庭犧牲事業）。而人們印象中男性更內斂、更克制情感宣洩，和女性更敏感、更易宣洩情感的差異也徹底翻轉——《女人碎片》裡反而是丈夫肖恩更易情緒失控。

跳出這些典型設定後，影片得以在更廣的層面討論創傷和恢復的問題。在和母親的談話中，瑪莎吐露了對創傷的真實感受——她生活在人們的注視和同情中。她的遭遇引起人們對助產士鋪天蓋地的攻擊指責。但歸根結底，那是她的身體，她的選擇，與別人如何看待無關。最後的最後，如何走出創傷，是她自己的事，也只是她自己的事。

影片有一個細節。肖恩翻看報紙，一則報道的題目提到了對助產士的「獵巫」（witch-hunt）。這可視為影片一個含蓄的指涉：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和美國都出現過大規模的獵巫活動。而獵巫對象往往是女性。而助產士，由於其工作與生死之門相關，往往被認為不祥，更是獵巫運動的典型受害人群。

在影片的結尾，瑪莎在法庭上說，她選擇原諒助產士，她相信助產士也和她同樣懇切地期待孩子順利降生。「這場悲劇或許有其原因，但我們不可能在法庭裡找到它（There might be a reason for what happened, but we are not gonna find it here in this room）。」她的創傷無法被金錢（money）、裁決（verdiction）和刑期（sentence）彌補（compensated）。但既然如此，她又如何能將此等痛苦再施加於他人？

這個結尾如何解讀當然見仁見智。比如，我們可以將其解讀為一個隱晦的宗教議程，宣揚原諒和救贖。（事實上，當下興起的家中分娩（home birth）等運動與宗教倡導也不無關係。）我們甚至可以將其解讀為一個政治議程，倡導對加害者的寬容和異己者的接納。我們也可以簡單地將其理解為一個好萊塢式的互相理解的溫情「團圓」結尾。

而筆者個人，儘管不喜歡這個結尾的倉促收轉和隨後畫蛇添足的溫情場面（樹上的小女孩），卻也樂意提供另一個解讀：世上有些事，有些悲劇就是沒有因果的。它們偶然地撞過來，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在這樣的悲劇面前，科學、理性、心理學的「療癒」都蒼白無力。

但是如果我們要活下去，就只能依靠這種或那種辦法（宗教、社會支持……）走出來，而這種或那種方法能夠起效的原因，歸根結底是人本能的求生力量。

瑪莎選擇了家中分娩，就要承擔那理論上微小卻依然可怕的風險。也許在她做出決定時，她甚至不了解這些風險。這也是與自由意志相連的我們存在的根本境遇——我們在不確定性（而生育正是不確定性的一個集中表現）前自主做出選擇，然後面臨阿倫特所說的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

但作為人，我們還是要去選擇，去創造，去運用自己的自由。正如瑪莎最終選擇了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在那席捲一切的不確定性面前，如果說我們還有什麼力量，那就是做出選擇的力量和為之負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