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遊牧人生》影評：孤獨有什麼好嗎？孤獨有什麼不好嗎？

墨西哥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克塔維奧·帕斯在其詩作《去留之間》，有這樣一個句子，「我留，我走：我是一個停頓」，此前，我以為「停頓」即「靜止」，如今看了趙婷導演的影片《遊牧人生》，我才明白，「停頓」並非「靜止」，而是「一種輕盈的活動」，靈魂的活動，靈魂正處於並永恆處於一種選擇的活動中。

奧斯卡影后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飾演的弗恩，以一顆堅定的心，駕駛一輛破舊的房車，決絕地讓自己始終「在路上」，但影片中那些在音樂裡搖晃的西部風光，又讓弗恩周身都滲透出「老無所依」的孤獨。她可以選擇停下從而慰藉觀眾，但她依舊因為一種更客觀的精神境界，沒有停止自己對世界荒原的穿越。

弗恩的妹妹以及愛上弗恩的戴夫，他們所享受並邀請弗恩加入的「定居生活」，只是一種主觀並依賴他人的幸福，只有弗恩，在《遊牧人生》中是一個客觀的定義：定義「個人」。外部世界和內心精神，對「個人」而言，都不過是荒原，人站在這兩個荒原中，真正完全屬於自己的，只有孤獨。因此，看見弗恩的房車行駛在無言的美國西部，或者弗恩在岩丘、森林、海灘而鏡頭拉遠，我會問自己：孤獨有什麼好嗎？孤獨有什麼不好嗎？

小趙婷一歲的美國男演員亞當·德賴弗曾說，「好的電影不是回答問題，而是提出問題」，《遊牧人生》中的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便精準而細膩地領會到趙婷導演的意圖，她冷酷而深情的表演，便沒有回答孤獨是好還是不好，而是如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詩句一般，永恆地「停頓」在了孤獨的好與不好之間，因為，孤獨本就沒有溫度和情緒，它只是客觀，只是恆常如新。

2017年，趙婷導演的獨立電影《騎士》，在北美頒獎季收獲數個最佳影片，但因為影片中的西部牛仔人生並未滲向美國文化之外，從而達到「超驗」和「共情」境界，所以我只能欣賞其技術層面的成熟與克制，如今這部《遊牧人生》，則彷彿一部「擦乾了血漬的《老無所依》」，令人體味到超越美國經濟蕭條背景的對「人」本身的寫意，因此，它給我帶來一種清晰的精神浸潤。

趙婷導演以碩士身份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學院，她目前的國籍仍是中國，很多人將之比為「女版李安」，但其實影響她最大的導演是王家衛，這種種文化經歷，使她的影片超越國別、學歷，從而擁有一種「普世性」。《遊牧人生》奪得威尼斯金獅獎後，便開始以異常強勢的狀態，在北美頒獎季「攻城略地」，目前，此片已經拿下芝加哥、波士頓、紐約等多地影評人協會獎的最佳影片或最佳導演，在全球已拿下共80個電影獎項，並極有可能登頂2021年奧斯卡金像獎。

對於將在2021年4月25日頒獎的第93屆奧斯卡，《遊牧人生》具有相當明顯的題材、思想和影像優勢。乍看，這是一部詩意之片，但片中隱含的歷史意蘊極為深厚，指涉的政治批判亦相當強烈。

影片開場，便是這樣兩行字幕：

2011年1月31日，由於石膏灰夾板需求下降，

美國石膏公司關閉了位於內華達州恩派爾已經營88年的工廠。

這是影片「美國經濟下行」背景的一種紀實性証明，也是弗恩成為新型遊牧民的國情原因，而接下來繼續閃出的一行字幕，不但陡然加深這一背景給觀眾留下的印象，同時，將字幕所呈現的事實無情地寫進了歷史的書頁中：

同年7月，恩派爾的郵政編碼89405 停止使用。

這句話具有十足的殺傷力。它一面證明弗恩所在、所愛的恩派爾，正因其經濟貢獻力的弱化，成為交通樞紐意義上被放棄的地區，另一面，則暗示某些「古老」的信息傳遞方式將逐漸成為歷史，「人的根」不再具有穩定的土壤。弗恩的工作，在亞馬遜這樣的現代信息壟斷企業和小餐館、營地管理等古老質樸的職業領域之間遊走，恰好呼應著「郵政編碼的消失」。

愛人的離世，使弗恩成為遊牧民，但究其根本，則是「精神的根從美國歷史中消失」這一殘酷事實，將弗恩「驅逐」至西部的廣袤荒原中，使她成為影片結尾所致「不得不上路的人」。美國記者傑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走訪上百位流浪者，寫出本片原著書籍《遊牧人生》（《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結合英國《每日郵報》攝影師Adrain Chesser對美國遊牧民的光影記錄，可以發現，趙婷導演在呈現美國新遊牧民特徵上的專業：衣著樸素回歸自然、寄宿野外、組團又分離、熱愛旅途、走入荒野從而映照人之渺小……

這些將根紮向自然但又無法完全與現代社會分離的遊牧民，分布在內華達、內布拉斯加、亞利桑那等中西部地區，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唯獨共同擁有的，是養分般的孤獨。如《遊牧人生》中的弗恩，當她全身赤裸躺在林中的清溪里，觀眾看這具正在靜思中沐浴的裸體，體會的，是一種「沒有浴缸和家人」的深邃孤獨，但若不將這具身體視為人的肉身，將其視為與溪邊的樹、溪中的石頭、溪本身的水滴同等的事物，弗恩的野外沐浴，便成為一種擁抱孤獨後坦然融於天地的智慧。

或許，這才是遊牧民被迫遭「正常生活」驅離後，渴望達到的境界。

這種被迫，和《遊牧人生》中的社會指涉彼此映照。在那些不經意的對白中，遊牧民對生活的憂慮也可見一斑，「（社保餘額）顯示的是550美元（2011年約合人民幣3600元）」、「我靠養老金活不下去的」、「問題是我們不僅接受了美元的暴政、市場的暴政，我們還欣然戴上美元暴政的枷鎖」……

這些極其紀實、直白的傾述或批判，之所以沒有傷害整部影片的詩意，是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造成弗恩等人成為現代遊牧民的重要原因，赤裸而殘酷的社會現實，驅使他們向自然和詩意尋找靈魂慰藉，而他們踏上尋找和感受的路，則如同弗恩的妹妹所言，「（你的）行為舉止看似怪異，但那只是因為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勇敢，也更誠實」，由此，社會和自我的雙重驅使，使弗恩步履不停。

如果只在歷史紀實和社會叩問上做文章，《遊牧人生》不過是又一部寫實的《騎士》，相比完全浸淫於美國西部文化、缺乏獨立情感和思想的《騎士》，《遊牧人生》通過攝影、音樂、表演的完美結合，拍出了一種如天地般雄渾的浩渺詩意，弗恩這一角色，立於天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羈旅，也在激流滾滾的海岸線上搖晃。大多數時候，趙婷導演讓弗恩在那些「只說路上再見」（片中角色鮑勃語）的遊牧民中生存、交際，另外一些時候，她則讓弗恩自群聚生活中悄然退出，在山川森林、荒原星空中以極其渺小卻又醒目的存在，叩問人的含義。

我們對人的含義永遠理解不夠，也永遠燃燒著理解的渴望，因此，那些真正有思想抱負的電影，也將始終追問「人何之為人」。人何之為人，首先問「人的生活」，衣食住行娛樂苦傷，都是人的外在表達；進則問「人性」，善惡曲直，黑白間灰，這是絕大多數電影在「人」這一命題上抵達的最高境地；最終要問也永遠問不到答案的，則是「人的本質」——在自然中，人是什麼，宇宙中，人是什麼，人群中，人又是什麼，《遊牧人生》通過弗恩那些孤獨羈旅和情感幽微所追問的，正是「人的本質」。

當弗恩說「（親人離世的）傷口在我身上」、「回憶在，人就在」，而夜間的遊牧民共同仰望織女星，構想星體爆炸，朝太空放射出等離子體和原子，以及海浪拍打著弗恩堅強的身影……《遊牧人生》便已在傷口、回憶、太空、自然、明天等等或具體或抽象的事物之間，為「人」建立了一個複雜而立體的坐標，並讓觀眾沉浸於這一坐標中，如風拂林一般，感受「人」的一切。

故而，在我看來，《遊牧人生》是一部水準極高的電影，它抵達了輕盈的哲學秘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