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遊牧人生》影評：阿方索卡隆很喜歡，找趙婷聊天。記錄如下。

原文 Chloé Zhao and Alfonso Cuarón on the Quiet Compassion of Making a Movie via INTERVIEW

阿方索卡隆：我終於看了《遊牧人生》，我完全沒有準備好。你把我帶入了這個奇妙的旅程，在一個我從未去過的世界。我喜歡那些我無法完全理解過程的電影，因為那是我發現神秘感所在的地方。讓我們從構思的那一刻開始。

趙婷：在拍《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騎士》的時候，我經常旅行，所以產生了拍公路片的想法。在《騎士》發行之後，弗朗西斯麥克多蒙德和她的製作夥伴，也就是購買了《無依之》電影改編版權的人，打電話給我。我們見了面，就這樣種下了這部電影的種子。

阿方索卡隆：編劇的過程是怎樣的？

趙婷：這本書是非虛構的，裡面沒有Fern這個角色。但作者[Jessica Bruder]告訴我去亞利桑那州的Quartzsite采采風，那裡是書中遊牧一族聚集的地方。像斯萬基、琳達-梅和鮑勃-威爾斯這些人物都在書中。我為《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騎手》的準備做的工作為《遊牧人生》打下了基礎：去創造一個虛構的人物，讓他的情感歷程有機地和書中一些有意思的點融合在一起。

阿方索卡隆：劇本是有結構的。每場戲有多少是劇本，又有多少是你在當下發現的東西？

趙婷：我們大概有90頁的劇本，從每個場景內應該發生的事情來看，它幾乎就是電影。但是，比如說，當我見到遊牧一族的Swankie的時候，她給我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她拍的鳥群的視頻，還有她在美國旅行和皮划艇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寫進了劇本。當我們拍攝這場戲的時候，我已經把她要說的話寫進了劇本裡。她可能不會一字一句都按照劇本來，但總的來說我們沒有偏離劇本。

阿方索卡隆：你出生在北京，然後你在倫敦學習，然後你去了紐約大學，現在你住在加州。你如何解釋你對美國中部的迷戀？

趙婷：這真的很難解釋，但如果我再深究一下，還是可以給出一些理由的。我從小在北京長大，一直喜歡去蒙古。我的童年有很長的時間是在蒙古度過的。20多歲的時候我在紐約呆了很久，感覺有些失落。我總是開玩笑說，從歷史上看，當你感到迷茫的時候，你就應該去西部。而對我來說，去西部就是去紐約的西部。一開始，我對西部完全不了解，不知道那裡有什麼。直到我去了，才知道，比如南達科他州主要是一個牧場的狀態。土地還是沒有被開墾的樣子，給人的感覺古老而靜止。我的生活是如此的短暫和快速移動， 當我在那裡的時候，感覺非常好， 就像時間停止了一樣。

阿方索卡隆：你在電影中做的最美妙的事情是，你參與了真實人物的真實的經歷。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共情的表現——你沒有把你的角色客體化——你實際上是在觀察他們。正因如此，你對這些角色都有一種親近感。這部電影充滿了社會評論，但它並沒有成為一個猛烈的政治聲明。你只是讓它流露出來，因為你的焦點是這些人物的人性，沒有任何評判。就好像你只是在參與他們的存在。我覺得這是非常特別的東西。

趙婷：嗯，謝謝你。但是僅僅是把鏡頭對準一些東西，你就已經在做某種表態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你給它增加了一個視角。我發現，有時當我進入一個不是我自己的社區， 或者一個有很多問題的社區， 我不得不忍住想說一些關於我認為他們可以變得更好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會告訴我他們認為我想聽的東西，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記者的多次採訪。在我採訪他們的時候，他們給我的答案，是特別程式化的回答。你必須等他們把這些重複過無數次的回答說完，然後你才能問更私人的問題，"你支持哪支足球隊？"或者，「請給我說說告訴我你的高中戀情的故事吧。"

阿方索卡隆：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在這個時代，一切都在兩極分化，充滿了意識形態，但在電影中卻沒有一個這樣的討論。也許當Fern詢問她姐姐的朋友們關於房地產的問題時，但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對我們的經濟制度進行政治聲明，而是為了對她的生活選擇立場進行聲明。

趙婷：拍電影是為了交流，我很害怕自己最後拍出來的電影是給那些已經認同我的人看的，這只會讓我們自己的想法不斷被強制執行。我寧願讓一個不同意我的政治的人看我的電影，然後以某種方式看到他們自己的想法。我寧可讓一個不同意我的政治觀點的人看我的電影，然後不加掩飾地在電影中看到自己，也不願讓一屋子已經同意我的人給我起立鼓掌。

阿方索卡隆：你無法預測觀眾會喜歡什麼。如果你預測到了，他們也不會感到驚訝。這就是你的電影的美妙之處。我不明白的是，你是如何在拍攝《遊牧人生》的同時，又在準備漫威的大製作電影的？

趙婷：這一行很多導演就是從小製作，拍到大製作的。但我不會一邊拍一個，一邊準備另一個。我太懶了。我在拍《遊牧人生》的時候，並沒有真的在準備《永恆》，我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製作過程中有些空隙，那時候我才為《永恆》做一些準備。當我完成《遊牧人生》後，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永恆》的拍攝中。事實上，我發現能夠同時兼顧這兩部作品對我來說是很健康的。它們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我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從一部電影「逃離」到到另一部電影。

阿方索卡隆：拍一些質疑、批判、展示人類所有錯誤行為的電影是很容易的，但這是一部關於善意的電影。《遊牧人生》的另一個特點是你和攝影師Josh[Joshua James Richards]的合作。你們倆之間的合作很有默契。

趙婷：部分原因是他在三部電影的剪輯過程中我就坐在一旁。我總是先剪給他看，所以他明白我的想法。我不需要告訴他怎麼做，因為很多時候他知道我會想要剪哪裡。

阿方索卡隆：我們來談談弗朗西斯。我們一直都知道弗朗西斯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演員，但她在《遊牧人生》的表演更是奇蹟中的奇蹟。她就是Fern。觀眾分辨不出誰是專業演員，誰是遊牧一族。是你先寫了劇本，然後找了她？

趙婷：我們見面的時候，還沒有劇本。最初，我們想的是讓弗朗西斯演女主角Linda May。當弗朗西斯看了《騎士》之後，我們就見面了，我們覺得琳達-梅需要扮演琳達-梅，弗朗西斯要扮演一個虛構的角色，把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我們真的希望弗朗西斯也能成為Fern的一部分，甚至連名字都想好了。我們一見面，弗朗西絲就對我說："我一直在想，當我65歲的時候，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Fern，開始抽好彩香菸，喝 Wild Turkey，然後開著房車上路。這是我的夢想。" 在這部電影裡，有很多她的生活，她如此慷慨地分享了出來。就連飾演Fern姐姐的Melissa Smith，也是弗朗西絲在現實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阿方索卡隆：在你這樣一部安靜的電影中，在沒有抽出劇情轉折或巨大時刻的意義上，她對自己的角色有這種自信是非常勇敢的。在一個崇尚戲劇衝突的當代世界裡，她只是讓她的角色和周圍其他環境和人一樣，以一種溫柔和安靜的方式流露出來。真的很了不起。

趙婷：是，這真的非常難做到。就像你說的，電影的表達方式和主題通常會比較誇張宏達，但生活不是這樣的。尤其是在路上，看到了那一代人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它不是關於最後期限或戲劇性轉折之類的東西，而是生命的短暫性，感覺自己是自然繁衍生息的一部分，一切都在真正屬於它的地方。對我們來說，確保Fern的旅程不是跌宕起伏的事件，而是一次內心的時間之旅，非常重要。

阿方索卡隆：很多演員都想用傳達重要意義的的獨白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趙婷：拍攝過程中有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刻，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那是在修車廠，劇本裡我寫的是 Fern的車壞了，她不得不找修理工修車。我寫了一個場景：修理工建議她賣掉她的貨車，Fern 對此特別不滿。但我們到了汽修店，準備拍攝的時候，才發現，修理工是我見過的最可愛的人之一：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修車，因為他覺得在內布拉斯加，你的車就是你的命。他說："很多人車壞了就會來找我，他們覺得車壞了，就像自己生病了一樣。我特別喜歡幫助他們。"弗朗西斯是一個如此不可思議的人，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演員。她和修理工產生了一種深刻的連接，給出了如臻化境的表演。

阿方索卡隆：你們對自己拍的電影很有信心。

趙婷：其實，在內心深處，我們都擔心得要死。

阿方索卡隆：[笑]我相信。

趙婷：首映式那天，我們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我們真的就，拍成了這部電影啊。有時候，你必須選擇相信觀眾。我想很多人可能會看睡著，但那些沒有看睡著的人，會得到一種全然不同的觀影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