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奇蹟熱氣球》影評：逃離東德背後的時代背景和原因

二戰結束後，再次淪為戰敗國的德國根據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分別由美、英、法、蘇四國佔領。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國占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同年10月7日，東部的蘇占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國從此正式分裂為兩個主權國家。

故事就發生在東德邊境小鎮，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滿，可為何卻依然一心逃離，這背後究竟是怎樣的原因促使他們做出如此以身試險的選擇？

這就要從東德和西德的分化開始。

在世界形成以蘇聯、美國為首的兩極對抗政治格局的歷史條件下，德國一分為二分別隸屬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尖銳對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個產生過歌德、巴赫、貝多芬、馬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萊布尼茨、海德格爾、韋伯、愛因斯坦等的國度，戰後僅僅幾年時間，東、西德國分別在滿目瘡痍的戰爭廢墟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先看東德：在德國統一社會黨（戰後德國共產黨和德國民主社會黨合併而成）的領導下，戰後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業便恢復到戰前水平。其中，1950——1970年的生產性國民收入持續翻兩番，年平均增長7.2%，一度躋身世界十大工業強國，成為東歐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民眾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一個人口不足1700萬的國家創造了如此奇蹟，舉世讚嘆。因而曾被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稱為「社會主義的櫥窗」。前來東德參觀的「兄弟國家」代表團的同志們眼看如此現代化的廠房、壯觀的流水線、高精尖的設備，無不發出由衷的讚嘆。如果一個中國大陸人在20世紀70年代到了東德，一定會驚嘆這就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了。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東德的國民經濟和國民收入雖然開始出現負增長，但世界銀行《1982年度世界發展報告》公布的結果顯示，民主德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為1562億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會主義國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聯邦德國）：同樣不到五年時間，即1950年，聯邦德國的工業同樣超過戰前的水平。1950年到1965年，累計投資2281億美元推動經濟高速增長，持續保持15年的「萊茵奇蹟」。1950至1965年，年平均進出口總額分別增長13.3%和15.8%。1965年的貿易額是1950年的8倍。20世紀60年代初，西德國民總產值超過英法兩國成為僅次於美國、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1968年開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1971年，西德的外匯儲備達到186.57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僅從單純的經濟發展統計數字上而言，東、西德的差距其實並不大（因為東德國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但如果比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各自的社會財富增長了多少，國民從中得到多少實惠，優劣就極為明顯了。

——同時在戰後一片戰爭廢墟上建立的東、西德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為應付嚴重的困難，東、西德國在戰後都實行配給制。但極短時間裡就出現了巨大懸殊：聯邦德國成立後不久，國內市場很快出現了繁榮景象，大小商場雨後春筍般湧現，消費十分旺盛。1950年開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給制；而東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給制條件。只為顧及「社會主義櫥窗」的面子，東德政府在這年打腫臉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給制。然而取消配給制後，商品匱乏和單一的局面依舊。吃飯、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憑票供給。

東德表面的輝煌難於掩蓋現實的暗淡。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襲了前蘇聯的發展模式（在統一社會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接受了蘇聯提出的帶有濃厚軍事命令色彩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並把它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過於偏重重工業、軍工企業和國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設，農業以及與國民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產業被嚴重忽視，國民經濟一直畸形發展。同時，它與當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先是打壓個體經濟，後是不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甚至不允許個人購買汽車），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勞動報酬制度（幹多幹少、幹好幹壞收入都差不多），導致國民生產積極性和思維創新能力因此嚴重受挫，勞動、產生效率與官方的統計數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為在與西德的競賽中獲勝，東德政府極盡手段提高生產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產好才能生活好」的口號，開動宣傳機器鼓舞民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不斷在國民中大搞類似蘇聯「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無償勞動，後來見成效低微，於是不顧民眾日益不滿的怨氣，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並最終引發大規模流血抗爭運動——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大批工人舉行示威活動，抗議當局提高勞動定額和時間卻不漲工資，東德當局開槍鎮壓，釀成血案，成為冷戰時期整個「東歐」第一起大規模民眾抗爭事件，也是後來民眾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牆圈禁民眾的一個重要緣由。

而西德卻完全是另一番風景：從阿登納總理領導下的第一屆政府開始，便致力建立一個既能發揮市場競爭活力，又兼顧社會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會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體制。

與東德的「只有產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納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產好」的口號。從五十年代開始，短短二十年間，國民便建立了一個世界上花費最大、設計得很周詳的社會保障體制。——1977至1978年度中，舉國全年社會福利金額總計達3000 億馬克(約合1，250 億美元)，即平均每個居民享用社會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東、西德國的差距越拉越大。以1988年為例，東德人均GDP僅為西德的1/4，勞動生產率僅為西德的30%，進出口貿易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後於西德20年。東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資收入為1270東德馬克，而聯邦德國為3850西德馬克，按照1: 1的比率計算，民主德國的平均月工資只及聯邦德國的三分之一。至1989年，東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降為聯邦德國的33%。並欠下210億美元的外債（那時的210億美元，絕不是現在210億美元！）。

誠然，西德的持續輝煌，最重要的因素並非政府首腦和其內閣成員個人能力有多強，制度和政策才是最關鍵因素。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說：「判斷社會制度的優劣，不用進行意識形態論證，看同一個民族建立的兩個國家，人們往哪裡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話語並非先知式的預言，而是對東、西德當時的現實有感而發——上世紀50年代始，就在東、西德的經濟在世人嘖嘖稱奇聲中快速騰飛之時，一宗令人預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現了：東德建國後，每年有十幾萬、幾十萬國民越過還沒有封閉的邊界逃向西德。整個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萬的東德，竟有270萬左右的民眾逃向西德。其中精英人才和技術骨幹佔據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醫生、藥劑師，8000名司法人員，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師和工程師。這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巨大損失。

如此嚴重的逃亡潮不但對東德的「軟實力」造成巨大損失，對唯一的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二戰後由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及其領導的政府合法性構成極大衝擊，也使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臉上無光。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當時的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不得不警告時任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與資本主義競爭了！」於是，1961年8月開始，東西德之間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寬1.2米全長155公里，配備了鐵絲網、瞭望塔、塹壕的鋼筋水泥牆。這就是著稱於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牆」。

而故事的背景就發生在這個時間段。開始時奮力奔跑卻被擊斃，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飛行未曾越過的，就是著名的「柏林牆」。

柏林牆建成後，東德國民的逃亡史便成為一部血淚斑斑的逃亡史——人們不顧危險，採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樓、用重型汽車硬撞、自造潛水艇、熱奇蹟熱氣球、滑翔機、彈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嘆，德國人的知識素養，工業水平，動手能力在電影中充分體現，誰家能自己造出一個熱奇蹟熱氣球，甚至滑翔機…（注意，電影中男配說過，造飛機不是問題，只是限制於跑道因素）。

話說回來，東德的失敗是必然。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政府犯錯並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錯（甚至是致命錯誤），卻不敢正視。甚至一再尋找各種藉口、理由予之掩飾和遮醜。在紀念柏林牆建立20週年的時候，時任東德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的昂納克大言不慚、自欺欺人地告訴世界：「由於構築了‘反法西斯防衛牆',我們才捍衛住了我們的社會主義成就」。所謂「捍衛住了我們的社會主義成就」，誠然是一句恬不知恥的謊言。但柏林牆的構築，確實有力地阻止了東德民眾的大規模逃亡。——從建牆前每年十幾萬、幾十萬人逃亡，到建牆後1961-1980年只有17.7萬人成功逃離，每年約為八九千人。

建立在烏托邦虛幻信仰的政黨一旦面臨挫折，便極易滑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端之中。1962年，面對兩難的抉擇，東德統一社會黨領導最高層想出了一個遺臭萬年、並最終促使該黨被人民徹底唾棄的餿主意：用政治犯換馬克。並派人與西德政府協商。東德提出贖金的標準是：一個普通工人3萬馬克；教師4萬-5萬馬克；醫生要付出15萬到18萬馬克；經討價還價，最後雙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萬馬克的贖金達成這筆交易。之後，每年不斷地重複著這種交易。到1989年秋天柏林牆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過這種形式獲得了自由。這些人的家屬則多達25萬人隨之遷往西德。

僵死的意識形態和極為刻板的官僚思維定勢，又常常讓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戰後，美國不分意識形態，實行旨在幫助歐洲走出戰後經濟危機的「馬歇爾計劃」。西德從馬歇爾計劃中人均獲得140馬克的補助。而仰蘇聯鼻息的東德黨政領導人卻視馬歇爾計劃為美國資本主義統治擴張到全歐洲的一項戰略，將這一援助拒之門外。

中國有句古訓，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西德的富足與繁華，其實並非東德民眾大逃亡，並最終「亡黨亡國」的最主要誘因。嚴重的社會不公、官僚階層的特權和腐敗、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壓，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東德經濟的高速發展，從中獲利的只是少數的黨政官員。尤其是以第一書記為首的主要高幹，享受著各種合法的特權：可以在商店買到老百姓見不到的、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商品；享受特殊的醫療服務；週末和節假日可以到別墅去度假。

而權為上級所授的官僚體制，不但導致溜鬚拍馬、賄賂盛行、貪汙腐敗成風，還導致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之風的階級固化局面。而最可怕的，是無處不在的國家恐怖主義威脅。——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東德統一社會黨領袖烏布利按斯大林肅殺模式進行了「清黨」，有151000名黨員被整肅（當時東德總人口不足1700萬）。通過大規模清洗，黨政權力高度集中在個人手裡，並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比「肅殺」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秘密警察對國人密不透風的監督——東德並入西德之前，東德秘密警察達9.1萬人。

而間接充當線人、密探工作的總人數則接近50萬。在柏林牆倒塌前約30年裡，平均每天有8位東德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如果算上線民，平均每66名東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為祕密警察工作，對比於蓋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這個比例可謂高的離譜。前東德僅有的1800萬人口中，有600多萬人被建立了秘密檔案，也就是說，每3個東德人中就有一人曾處於秘密警察的監控之下。

到了20世紀80年代，東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臨界點。從1986年開始，不少民眾冒著危險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公民基本權利。

然而，以昂納克為首的東德政府此時不但不反省、檢討過失，反色厲內荏把國人的正當批評說成是「極端主義分子的詆毀」；把民眾的意願和訴求說成是「外來的危險和少數人的挑動」。並警告「要提防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危險」——造孽沉重難於自拔的昂納克自恃有「老大哥」蘇聯撐腰，危機四伏之時仍心懷僥倖。就在柏林牆被推倒前10個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強打信心聲稱：「當年導致築牆的條件存在多久，這座反法西斯的護牆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後它也必定還巍然屹立。」

昂納克的聲色俱厲更增加了人民的對立和憤怒情緒，更多的國人加入反抗行列。1989年5月7日，萊比錫民眾舉行遊行示威，昂納克政府派軍警鎮壓抓捕了一百多人。並對世界宣稱：「無論是公牛還是驢子都沒辦法阻止社會主義前進。」昂納克的殘暴頑固更激起了國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萊比錫2萬示威者上街遊行抗議。10月9日，又有7萬人上街，遊行民眾喊出「我們是人民」的口號，向統治者表達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

最終，在周邊國家不斷的資本主義浪潮，蘇聯解體的大環境中，東德退出了歷史舞台，現代工業4.0的民主德國成了歐洲乃至世界經濟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