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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政治正確、荒誕與冷漠下的真實——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藝術?

抓狂美術館影評

文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先談電影在歐洲現實語境下出現、獲獎的意義,如何直面並反應歐洲社會中「政治正確」的問題,結合了電影中的幾個案例;第二部分就電影本身的敘述和幾個母題,具體討論電影的「荒誕與冷漠下的真實」,再作分析。

歐洲戛納獲獎:呈現政治正確的兩面

往大了說,有著深刻基督教傳統的歐洲(或歐美)也有著贖罪的傳統;宗教精神潛移默化決定了一種世俗習慣,即審思、反省歷史或當下的罪過或不足。因此,為清除近代歷史上由歐洲主導的各種殖民、侵略活動,二戰後的歐洲,歷經反思與贖罪,成為了最包容、多元、接納的文明與政治主體。這表現為後殖民主義思潮的風行,既強烈影響著文化界,也影響了公民社會的選擇,使得歐洲從侵略者與殖民者,轉變為了小心謹慎、擔心冒犯他人的政治正確的堅決維護者;還表現為在當今世界(尤其是中東)的動亂中,歐洲人非常用於承擔責任,把如今的戰禍、難民的流離歸結為自己創造的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或是自己曾經的殖民史遺留的結果;在贖罪過程中,曾經在納粹統治下極度排他主義的德國,更是走在贖罪與自省的前線,敞開家門,擁抱難民,世界人民一家親。

實際上,從心理結構來說,自省與贖罪也給歐洲人帶來了極強的優越感——正如拼軍事實力的時候,我能侵略戰勝你,武力上壓制你;如今和平年代,比拼道德感,我能主動贖罪,能容忍包容你,也是因為我思想境界更高。儘管外在的比拼形式變了(從軍事比拼到道德比拼),但是歐洲人心理結構上的優越感仍然沒有變。

但是話說回來,歐洲有著十足的理由優越。軍事是硬實力不談,道德上一個懂得自省的民族,決然是比一個自以為價值觀偉大的民族要優秀的。歐洲沉浸於這樣的優越感中,也是因為值得。但要知道,心裡上的優越沒問題,贖罪與自省也值得推崇,但是有時自省過了頭,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會帶來新的問題,而不單單是糾正曾經的錯誤。如今的歐洲,因為泛濫的政治正確而導致的逆向歧視(即主流的人活該被侵犯,而邊緣的人做什麼事都合理),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震盪中,大批歐洲人成了政治正確的原教旨主義者,道德上優越,過分地寬容,拒絕批判他者,生怕變回侵犯他人的「殖民主義者";不僅如此,這些政治正確的原教旨主義者卻反向對自己人苛責嚴厲,嚴防死守,不准自己人發出批判的聲音,直指批評弱者就是法西斯主義,而自己一定要成為衛道士,保護表面的和諧——因而,所謂的」弱者「就成了強權而肆無忌憚的」施暴者「,因為反正也不會受到輿論的限制。

我想,《抓狂美術館》在戛納獲獎,仍然是歐洲優越感的一以貫之的體現,因為一方面,電影是一部反省、批判當下罪過的作品——要知道,這種自我批評、批判現實的作品,在某國可一定被看作是指桑罵槐的反動文藝,定要掐死於巧襁褓中——而歐洲人(主要是中上層階級,代表人物是電影的男主角,即美術館高級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當然也包括戛納的評委和觀影群體)樂於看自己被諷刺、被揭露, 不僅不藏著掖著,還給頒個大獎,這是自信的體現,也是優越的張揚。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這部鞭辟入裡、省思當今的電影,絕不是愚蠢的「政治正確」的代言人,單單呈現某一方面的價值觀,從歷史的一個極端震盪到另一個極端。正相反,電影尤為可貴地呈現了多聲這裡有對人情冷漠的無情批駁,對弱者的關心——但是更為關鍵的是,它也亦或隱喻、亦或真實描繪了弱者的人性之惡,以及政治正確氾濫情境下的荒誕現實。導演雖然似乎意在諷刺中上階級的代表,即美術館的高級策展人,但在大多問題上,導演並不呈現明確的批判或是諷刺立場,而是選擇代表性的現實拍攝為影片的素材,從而讓觀眾自己選擇立場。因此,也許我覺得荒誕可笑的,其他觀眾可能覺得是正常無比的。

我舉幾個例子,來體現作者對「政治正確」兩面性的反思,或者更準確地說,對歐洲(瑞典)現實的、不下判斷地直接呈現:

一、高級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去7.11取包裹,遇到坐在角落的女流浪漢,後者問他要錢,他笑著說沒有,但是可以給她買吃的;她不耐煩,但也點了菜,頤指氣使,指揮克里斯蒂安買個雞肉三明治;克里斯蒂安轉身去買,她繼續吆三喝四,說三明治裡不要洋蔥,很是理所當然。克里斯蒂安自己有事,但是還是給她買了,最後甩給她,留下一句:「你的麵包,洋蔥自己挑」。在此,導演並未呈現任何立場;立場自然由觀眾來決定:有的人可能覺得克里斯蒂安虛偽,做假好人;有的人看來,覺得大快人心。在此,我們不由反思:政治正確是否意味著弱者有理?幫助弱者應該到達什麼限度?

In your face

二、在一場美術館的演講中,一個穢語症患者加入,在演講過程中,屢屢大吼髒字,多次冒犯公共秩序,由弱者變為了施暴者。與會者都是中上階級的、有藝術品位的聽眾,文明教化甚高,但最後也幾不可忍。只見此時,一教化更深的大叔跳出來,讓大家寬容這個罵髒話的傻帽,說他「精神受折磨,很難過」,讓其他人忍受——於是其他人就繼續忍受。電影導演善用諷刺,不知是否在諷刺這個勸誡別人的大哥?答案同樣是兩分的:有觀眾可能認同這個大哥,有的觀眾不認同。但是,在場的人顯然都是明白人,把這個滿口穢語的人當做十足的傻帽,就像後來那個美國女記者就當著高級策展人的面,模仿、嘲笑這個穢語傻子的髒話;但是在演講過程中,大家表面上都不說,都不去解決,不好意思把這個擾亂秩序者踢出門去,好似有極高的政治正確的門檻,無論如何都跨不過去。

悶聲大發財

三、電影行將結束的那個發布會,因為宣傳視頻犯了倫理的禁忌,招致了社會的眾怒。記者的提問十分好笑,也很諷刺。一邊是有人大罵高級策展人,利用乞丐做廣告,而底層的人無處發聲;另一邊是,有人大罵高級策展人因言獲罪、引咎辭職讓言論自由無處容身。這種兩重性,是自由社會面臨的長久問題,是政治正確和言論自由長期打架的現實。——最後,在說到展覽時,美術館市場部的人意外跳出來,告訴記者展覽的媒體稿件和圖片都有,也順便把展覽的廣告都做了…………報紙也照樣報道了。

四、行為藝術那場戲,一個人扮演的猩猩大鬧高端酒會,意義重大。首先,這場戲很跳,感覺和敘事毫無關係——儘管這個猩猩人是電影中屢次出現的一個影像作品的主角,但是這些鋪墊好像都是為了這場戲,包括其他地方「猩猩」或者「獸性」的在場或隱喻,都像鋪墊的作用;而這場戲本身,又並不貼合主人公的人生脈絡。我不得不揣測,導演一開始就想要拍這麼一幕戲,後來才調整劇情把這個片段融入到劇中。基於這樣的揣測,我難以克制把這場戲當做一個十足而完整的隱喻來看,和當今的局勢聯繫在一起。直話直說便是:這個闖入高端酒會中的猩猩,就是闖入歐洲社會的穆斯林難民。行為藝術的設置是「叢林」,好似霍布斯論述的「自然狀態」,即在沒有外界強力的約束下,人類的自然狀態就是彼此為了生存而進行的不斷的戰爭,殘忍而血腥。在這個行為藝術的「叢林」中,有一個野獸闖入,「人類如果軟弱,就會激發它狩獵的本能」,這更加印證了適者生存的自然鬥爭狀態。而人類如果逃跑,會被野獸獵殺。由此,唯一的出路便是:屏息凝神不說話。而結果呢?就是屏息凝神的人可能不會被注意到,可以隱匿在人群中,安寧地知道:死的人可能不是我,而是別人。果然,野獸闖入後,大家都不動,不說話,接受野獸的戲弄,有的人被惹怒了,試圖叫停這個項目,根本沒用,只得離席;最終,野獸跳到桌上,公然調戲一個女性賓客,她喊救命,沒人理會;後來被揪著頭髮拖到地上,幾乎要被強姦,才終於有一位長者看不下去,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單槍匹馬衝了上來,繼而,一直不說話的男人們才一併湧來,怒揍猩猩。被猥褻的女人,倉皇逃命。

Attempted rape

我們不難將這一幕聯繫到歐洲近來的狀況,即難民來歐洲後帶來的各種性騷擾和強姦事件。反思這個行為作品的設置,人們不禁要問:為何面對野獸,人類只有三個選擇?即軟弱、逃脫或者屏氣凝神?為何不能一開始就獵殺野獸?因為我們知道,這不符合人道主義的政治正確。但是,人道主義的政治正確絕對不能沒有邊界,任由弱者滿足本性,為所欲為,否則,後果便如上圖所示。宴會上的人,基本上是美術館的贊助人,赤裸裸的上層階級,因而,比之前提到的講座的聽眾還要更加文明,還要更加能忍耐。他們以為,只要文明地忍耐,一切都會好;怎能想到,上次講座的瘋子不過是言語上的,這次宴會上的野獸,帶來了各種肉體上的傷害。這場猥褻最終遭到制止,解決手段也沒什麼新意——文明人終於走下聖殿,仍然訴諸暴力,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

歐洲人沒有答案,他們深知政治正確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這條路已經走得太遠,甚至到了不能接受批評政治正確聲音的地步。但是,《抓狂美術館》至少呈現了「政治正確下」好心時而帶來惡果的悲苦而矛盾的現實。

這部電影雖然批判政治正確,但是至少(通過直接表達和間接隱喻)呈現了政治正確原教旨主義的荒誕。能呈現這樣的現實已經不容易。

這樣的呈現讓人想到了德國藝術家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2000年的一個藝術項目,以電視轉播的形式出現,名為《Foreigners out! 》。他邀請了在奧地利的多位移民(據說為真移民,實際上並沒有人知道真假)來到一個城市中央,住在一個箱子裡,通過電視直播他們的生活,然後由奧地利居民每隔一段時間投票,選擇一個人,不僅驅逐到箱子之外,也驅逐出境。在這個過程中,民眾廣泛參與,也出現了針對難民的各種聲音。Christoph Schlingensief只是將項目進行下去,並未支持任何一方的聲音,而是呈現民眾的多聲。由此,我們看到左翼和右翼的爭論,看到結尾左翼如何拆牆打洞、以暴力的形式,推翻了這個節目,「解救」了這些難民——然而只有Schlingensief自己知道,這些難民是真是假。我有如此短評:

Schlingersief’s film project about refugee was made to objectively re-enact and reveal the reality, and let the citizens drawn into the project behave and make the choices totally on their own. The result is a 「happy」 ending—with the pro-refugee citizens won the campaign, but as audience, we see how these peace-advocates won the campaign in a violent way, as if self-claimedly holding the morally correct proposition, they could then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win, to fight violently for humanity.


荒誕與冷漠下的真實——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藝術?

如果把導演對政治正確兩面性的客觀呈現當做他對社會的冷眼旁觀,那恐怕錯了。多次將鏡頭對準嬰兒與流浪者,就是他左翼關懷的明證——儘管,恐怕他自己也糾結於到底多少左翼在做促進平等的事,而又有多少左翼只是利用平等的話語而漁利。所以,他一邊批判諷刺,一邊感同身受。這些矛盾情緒匯集在一個人身上——主角,X-Royal美術館的高級策展人,克里斯蒂安。他身上有社會的荒誕,有群體與個人的冷漠,更有活生生的、真實的人的蹤影。

如果導演是不加誇張地描繪瑞典,那麼北歐的天堂也充滿了不幸:不止一次的,呼救的人,沒人理會;乞丐行乞,無人搭理;介紹菜品的廚子,沒人在乎。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儘管在外人看來有優良的福利制度和活躍的公民社會,但想不到社會原子化仍然如此嚴重,人人各自為陣,事不關己。電影的音樂和畫外音很有控制,並回環往復。主奏是古典樂與人聲的結合,輔佐它的是多次出現的「救命」、嬰兒哭、狗叫的社會聲音,這也是主人公心中用來不斷拷問自己的問題與怪象。

主人公在幫助別人的時候手機和錢包被盜了,但是他是在完全不想被捲入救人情景的狀況下,恰巧做了「英雄」,還成為了悲劇的英雄,被別人陷害了。這個時代,連窮人都不容易,因為安靜地乞討、或是小聲喊救命,是無人理會的。只得裝瘋賣傻大喊救命,製造動亂,才能吸引別人的注意。電影一開頭,在爆裂的獸性和冷漠的人性相互更替的時候,很快沉入了往日的安寧,好似一切都沒有發生。整個圖景,都是荒誕的。

於是,回到藝術的問題。藝術在這樣的社會中,做了什麼?能做什麼?

電影的同名藝術作品是《方塊》:方塊是信任和關心的聖所,在它之內,我們同享權利,共擔責任。

是嗎?藝術界恰恰是最尷尬的地方,是信任和關心的聖所,也是懷疑和偽善的家鄉。乞丐們苦苦祈求1克朗,並沒有人理會;鏡頭一轉,X-Royal美術館卻獲得了5000萬克朗的贊助。藝術圈討論著藝術和非藝術的問題,空間和非空間的問題,試圖拉平生活和藝術,追求著社會的平等,卻是自說自話,無人理會,把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的美國女記者都整得神經質了。最明顯的諷刺是克里斯蒂安給小孩錄視頻道歉的那一段:他起初在道歉,反思自己的不對;進而聯想到自己的不對是因為對小孩所住的貧民街區的恐懼;進而講到社會階級的區別和區隔,並開始掉書袋地細究原因,認為這是社會結構的深刻原因,好似在為自己開脫。

藝術界真的很可悲,但是克里斯蒂安是否真的那麼可恨?儘管電影語言似乎都導向於對他的諷刺,但是他何嘗不是這個世界(包括藝術世界)中一個真實的男人?他所代表的,正是荒誕與冷漠下的真實。

他自私而自我保護的慾望極強,兩個較大的道德疑點是:一夜情後還生怕女記者控告他強姦,始終手握著安全套不放,之後也不承認他們的一夜情;他為了找手機有些不擇手段(在別人的建議下),惹到了小孩,也不第一時間道歉。就男女關係而言,他承認權力給他帶來的好處,並以此為樂——儘管,在多大程度上是欺侮了女記者倒是難說,因為不知是否他們你情我願;就給小孩道歉而言,他拖延認錯很久,但是卻一直受良心的譴責,並終究回歸了良心——不顧形象翻垃圾堆,並登門道歉,儘管為時已晚。

但是,也許正如他說的,他的自私、自保,也有著社會結構的深刻原因,這既是他的說辭,也是真相。他表面上倡導平等、關愛這些《抓狂美術館》所代表的良善,自己所作所為卻差強人意——然而,他終究受到良心的考驗,他也終究在自己的展覽中推廣良善。往差了說,他是知行不合一的偽君子;往好了說,他是在維持現實最基本需求(自私、自保)的基礎上,仍然在藝術領域中努力做著些什麼,以推廣《抓狂美術館》的理念。

回頭看來,他是好領導,好父親,他似乎沒有電影諷刺得那麼邪惡,只是沒有成為道德與行動上的完人。

這是他個人作為策展人的困境,也是有良心的當代藝術在社會中的道德困境。

如果將這部電影理解為對克里斯蒂安的無情嘲諷,那麼我們又是在佔據道德高位而瞧不起別人了——除非我們也能自信我們能成為道德與行動上的完人。

我們要感同身受,要同情之理解,更重要的是要清醒而不自大。藝術,無論是當代藝術還是電影藝術,已經是那麼無力了。那麼至少,也要清楚地面對自己的位置,面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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