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夏》影評：崔沒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菸
夏影評曾有個崔姓少年，用搖滾顛覆了蘇聯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近70年的鐮刀鎚子紅旗悄然降下，一個存在了69年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塌了。
81年，列寧格勒的一個小禮堂，年輕人們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個個正襟危坐，聽一場搖滾演唱會。
[夏]從這場演唱會開始，兩個女孩偷偷翻牆溜進劇院、西裝革履的安保人員在旁巡視察看、在椅子上身體輕輕搖擺的動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搖滾明星展示的應援橫幅被制止。
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的[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時還未成名的「蘇聯搖滾教父」維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經歷。
死在28歲的維克多·崔，時至今日都是俄語世界最重要的搖滾音樂人之一。
他是曾經蘇聯青年的英雄，也是表達抗議聲音的武器，他的歌聲，至今激盪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抗議活動裡。
但在[夏]裡，這些都不重要，那時，他只是一個剛開始寫歌的小年輕，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樂人前輩和他的妻子，三人的愛情和音樂交往關係，才是電影的重心。
導演基里爾一直說[夏]並非關於政治，就像維克多·崔一直強調自己那首著名的《改變》也無關政治一樣。
但「正襟危坐聽搖滾」的80年代背景，是電影裡年輕人們的夏逃離不了的氛圍，壓抑又躁動著。
這也是維克多·崔賴以成名、生存、思索、成為精神領袖又終早逝的時代背景。
87年，在導演謝爾蓋·索洛維約夫的[阿薩]裡，崔在電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滿驚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夾克，帶著他的基諾樂隊(Kino，也有譯作電影樂隊)，唱了一曲《改變》作為電影結束。
紅色的太陽燃燒殆盡/白天與它一起熄滅/黑暗在燈火通明的城市降臨/我們的心渴求著改變/我們的眼睛探尋改變/融入我們痛苦歡樂/融入我們跳動血脈/改變/我們等待著改變！
這是真正意義上，崔和他的樂隊第一次從地下走到了地上，這一年，他們還發行了第6張專輯《Gruppa Krovi》。
連同電影和新專輯的共同熱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變》一起傳唱到了全國，引發了當時所謂的「Kinomania」(基諾狂熱，仿當年的披頭士狂熱)。
10年前，15歲的崔被謝洛夫藝術學院掃地出門，理由是「搖滾有害正常學習」。
從此，他輾轉到地下樂團，開始嘗試自己寫歌，這一年，他遇到了電影裡引導他成長的邁克。
這是1981年，邁克·瑙門科作為樂隊Zoopark的主唱已經在圈內小有名氣，電影開始的那場演出就是邁克的樂隊。
崔像一個小粉絲，跑到邁克前：「我希望你聽聽我的歌」。
於是，有了電影裡那場幾個人的夏海邊之旅，他抱著吉他，坐在沙地，開始唱歌。
崔是個出生在哈薩克斯坦的韓裔，5歲時跟著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寧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蘇聯十月革命50週年。
這個有著黃皮膚、留著長髮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別的時代，可能也就過起了做著木匠的安穩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時值勃列日涅夫的統治末年，也是蘇聯最保守的時期之一。
79年，蘇聯對阿富汗發動了一場持續了數十年的戰爭，國內數萬青年又穿上軍裝，重新走上戰場；
進入80年代，國外油價下跌直接造成蘇聯的政府外匯收入減少，多年舉全國之力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的弊病終於造成了國內嚴重的物資短缺。
蘇聯經濟在進入一個死胡同，文化上也並沒有好太多。
搖滾樂在當時的蘇聯仍是一個地下活動，得不到媒體曝光，沒有任何來自政府的資金贊助。
即使是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這種極少數可以公開演出的場所，也有諸多例如歌詞審查、人員管制等限制。
崔一開始就是在邁克的幫助下，在列寧格勒搖滾俱樂部開始了演出生涯。
後來，他唱「為什麼要不惜一切戰鬥/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誰的胸膛」，他唱「改變/我們等待著改變！」
他的《血型》和《改變》，和他「反叛」的姿態和勁頭，一瞬間一起風靡了全國，成為所有蘇聯青年的精神寄託。
上世紀60年代，披頭士樂隊在美國形成了一股「英倫入侵」的力量，整個歐美世界爆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披頭士狂熱」。
那時，東西方兩大陣營還在冷戰對抗中，蘇聯官方直接把搖滾樂視為「危險的美國文化武器」。
此前，他們反爵士樂，連「爵士樂」這個詞在俄語中都被禁掉了。
搖滾樂出現後，赫魯曉夫直截了當地說「電吉他是蘇聯人民的敵人」，搖滾樂是「猿人的音樂」。
此後，歷任蘇共領導人對搖滾樂的態度都大同小異。
但是，這也沒能阻止披頭士、滾石，連同後來的地下絲絨、鮑伊、性手槍等等「自由之聲」傳唱到蘇聯年輕人耳中。
當然，肯定是通過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後來成立時間機器樂隊的主唱馬卡列維奇，就是因為常出國的父親給他帶回了披頭士的磁帶。
然後，最初接觸到西方搖滾樂的這批人，又通過另一種神奇的道具，將聲音傳播下去——
這就是刻錄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搖滾樂、爵士樂全是「反蘇聯」的，審查是一定要審查的，但官方審查的對象一般是正版音樂。
那些私下偷偷刻錄又小範圍內傳播的盜版碟也就成了樂迷們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為它方便易得，主要還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質粗糙。
就是在這樣條件艱苦的啟蒙下，蘇聯的小年輕們開始組起了自己的樂隊，玩起了自己的搖滾。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時間機器...他們從翻唱披頭士、滾石開始，買不到電吉他，就自己製作；出不了專輯，就用骨碟傳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場地演出，常常變成和警察的貓鼠遊戲，突然被打斷、然後逃跑。
另一面，政府樹立起了一種名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聲音，來對抗搖滾樂的影響。
一種類似搖滾樂的非搖滾樂。
政府控制著這些表演樂手的髮型、衣著、吉他樣式、調弦音色、鼓點節奏，在舞台上輕歌曼舞，沒有憤怒。
所以，到80年代，來自地下的崔，帶著他的基諾樂隊，一聲驚雷「我們要改變！」
真正改變蘇聯的搖滾樂出現了。
85年，蘇聯歷史上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上台，給蘇聯帶來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們要改變！」的聲音正與其交相輝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聲中，阿富汗戰爭終於走向了終結，後來，推動戰爭結束的戈爾巴喬夫親自接見了崔，對他說：
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們一起努力吧。
但實際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搖滾樂，也未必能夠得上政治革命或運動領袖的名號。
他不過是在戈爾巴喬夫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唱出了這個國家年輕人的反叛意識。
在電影[夏]裡，崔和邁克常聽的一個樂隊叫地下絲絨，如果問搖滾樂是否真的曾經改變過世界，總讓人想起「絲絨革命」。
68年，正當蘇聯大軍以坦克壓過美麗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時，後來的捷克總統，也是絲絨革命的發起者哈維爾正在紐約聽到了地下絲絨。
他把地下絲絨帶回了捷克，引發了後來以宇宙塑料人樂隊為代表的整個「第二文化」的興起。
當宇宙塑料人後來被政府逮捕，哈維爾等人展開聲援，聲援活動很快就衍變成了這群異議分子推動捷克民主化的「絲絨革命」。
哈維爾後來出獄後當選總統，他回憶起第一次聽到搖滾樂時這樣說：
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
山雨欲來之際，崔的搖滾或許沒有直接改變蘇聯，但也一定意義上改變了蘇聯年輕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敗的校園演出，崔還未開演便遭到警察軟禁，引發了校園內歌迷群體轟轟烈烈的遊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場演出，6萬多年輕人聚集在莫斯科的盧日尼基體育場，高聲齊唱：
「我的手緊握成拳，如果還有火藥，給我火」...「我們的心渴求著改變/我們的眼睛探尋改變」...「曾經緘默的人們，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後，依然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爾巴特大街上找尋他的「追悼牆」，把思念和感謝寫滿整個牆壁。
崔28歲死於車禍，雖然也有陰謀論認為他是死於保守派製造的車禍。
一年之後，蘇聯就瓦解了。雖然他最終並沒能等待到變革的到來，但他的《改變》仍然響徹在此後俄羅斯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裡。
「崔沒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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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捲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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