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愛·欺》影評：愛·欺：命運共同體中的女性（上）

萬眾矚目的瑞典諾貝爾獎典禮之夜。晚宴席上，眾人談笑鴻儒之間，賓主盡歡。文學獎得主喬卡爾斯曼卻與妻子當眾發生爭執，令全場側目。這是電影《愛·欺》（The Wife）中的一幕戲劇性場面。一向賢名聲在外的喬安妮示威般任性離場，甚至打破沉默向丈夫提出離婚，傳奇文學夫妻檔經營半載的神話眼見分崩離析。這與他們在電影開頭一段的伉儷情深，相互扶持的形象大相逕庭。喬安妮的叛離令人聯想到「女性的出走」，它指向女性離開家庭為核心的舒適圈，打破空間和家庭關係的束縛。而行動的自主性背後大多隱藏著對自我和性別身份的認知與覺醒。

《愛·欺》的高潮就定格在妻子即將離開卻又尚未離開這一混沌的時刻。她試圖將自己分離——從充滿不平等和壓抑的家庭覆繭中將自己撕裂出去。「出走」如同「破繭」的過程，關注個體的誕生-重生。錢滿素在《覺醒之後》一文中講到「許多女人在年過半百之後才獲得獨立意識，才發現被淹沒的自我…她卸下女人的包袱，也不必受制於男性所感到的壓力，還有什麼人間力量來控制她呢。」當一個女性承受過時間、經驗與磨難，她會理解自己的需求與價值。時至暮年的喬安妮拒絕作為「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這一形象背後也是對家庭命運共同體的打破。就如她在憤怒中把寫著情詩的核桃砸向丈夫，而純潔無辜的雪花還在窗外一片一片飄落。雪花與核桃，正是在這兩個象徵物間誕生了代筆寫作、婚外情、不倫之戀、背叛和壓迫的黑洞。

「我是我，加上我的環境。如果我不保留後者，我也無法保留自己。——《堂吉柯德》」

什麼是命運共同體？在家庭語境中，命運共同體這種意識在夫妻間形成一種契約性質的連接。它意味著一種共同對外的合作形式：不再是以個人意願而是以團體狀態作為面向公共空間的唯一形象。男性與女性的行為都受制於家庭這個集體制式的統一話語。進入家庭與婚姻即建立了共同生存的領地和空間，享有共同資源也彼此分擔風險、降低壓力和生存成本。任何一個人的選擇和行動都在影響另外一個人的情緒與狀態。現代家庭被賦予的神聖性似乎就在於此：建立在氣質相投基礎上的理想化的結合模式，及其所帶來的情感、經濟和社交層面上安全感的最大化。家庭同時也是一個複雜的聚合體，共同生活的時間越長家庭的密度就越大。在私人關係的緊密纏綿的連接外也牽涉著外部，即來自工作、社交層面的人際關係。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夫妻不僅要維護內部領域的問題，也要持續對外塑造家庭的整體形象。

作家喬和喬安妮從窮困潦倒到獲得最高文學榮譽的人生歷程大概就是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的最佳表徵。電影用了很多細節雕塑這個概念。例如，在為喬卡爾斯曼舉辦的諾貝爾文學獎慶祝失控派對上，全家人必須整齊地面對媒體。而在另一個細節中，心懷鬼胎的當傳記作家不斷試探喬安妮，企圖從她口中挖掘第一文學家庭的八卦和隱私，警覺敏銳的喬安妮立刻開啟心理防禦機制。作為妻子和母親，她責無旁貸地維護家庭的完整。私下里，喬安妮得知喬跟攝影師曖昧調情。但她能做的只能是躲在柱子後面偷窺，絕不允許自己在公共場所中失去體面或讓丈夫難堪。雖然他們在豪華套間中吵得天翻地覆，一旦聽說外孫出生，兩人立即像小孩子一般和好如初，將逐般矛盾拋諸腦後。從人前的高光到人後的暗淡。喬與喬安妮表現出的對外一致，內部問題內部消化的方式幾乎是所有夫妻和家庭關係的標準模版。

「當他聽到雪在宇宙中微弱的落下並微弱地摔倒時，他的靈魂慢慢地顫抖著。就如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他們前世死亡的降臨。——喬伊斯」

命運共同體中有著鮮明的利益與分歧。喬和喬安妮都將寫作和文學視為自己終身奉獻的職業和目標，這項活動既是日常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婚姻和家庭的共同體讓兩個人的身份和行動彼此重疊。瑣碎和慣性的起居事宜與情侶的日常爭執成為寫作的延伸與靈感來源，而寫作的字裡行間也浸透了藕斷絲連的人情事故。喬的寫作藍本加上喬安妮的妙筆生花共同打造出才華橫溢的作品。他們對外以喬卡爾斯曼的名義發表，逐漸在文學界塑造了無人能及的大師。而出版的成功也帶給家庭無限榮耀和經濟上的豐厚回報。兩人的流水線式生產逐漸成為一種默契，彼此順從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隨著時間的固化，他們甚至不敢也無法打破這樣的合作模式。

隨著諾貝爾文學獎正式揭曉，誰才是真正配得上這一巔峰榮耀的獲得者？在這一道德質疑下電影轉向對「共謀」行為更加深刻的探討與思考。借助對師生戀，女作家生存狀態和社會對性別規範的歷史性回溯，我們不難看到「喬卡爾斯曼」這個品牌經營成功的背後是兩個各自在寫作中遭遇困境，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受難者。

這種矛盾來源于喬和喬安妮在生活夥伴、家庭親情等關係之外也無法斷絕的同輩壓力。喬無法突破寫作中的刻板和平庸，必須接受妻子比他優秀的事實；而喬安妮圖有靈活的頭腦，女性的身份卻令她畏懼世俗的偏見和嘲諷。兩人是合作夥伴同時也是寫作上的競爭對手，焦慮與憤怒因共同生活空間的擠壓和限制而成倍膨脹。

在這個獨特的共同體中，分歧也來源於性別上的不平等和一種對集體主義的盲目服從。喬以逃避壓力為名與眾多女性發生婚外情，卻依然可以享受外界的吹捧和讚譽。它擠壓的是婚姻夥伴在維護家庭內部秩序、哺育下一代、以及用於個體成長的時間，是從精神到身體的全面消耗。作為男性，喬在家庭共同體中是擁有性別紅利的一方。在男性做主的家庭單位中，他佔有喬安妮的寫作成果，將她作為免費的勞動力，並以夫妻共同體的名義將暴力性索取正當化。這種典型的父權話語中，妻子並不是妻子，而是從男性個體延伸出去的一部分。因此，當喬讀到兒子的第一篇小說中「咬著牙，壓抑憤怒的妻子」時，他知道兒子寫的就是父母的故事。他和喬安妮的故事。他們的分歧在於一個永遠在逃避現實，另一個始終將男性認可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