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兔嘲男孩》影評：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一個陰雨的下午，我出發去看電影。提前在網上訂了座位，疫情時期沒有打消人們與電影消磨時光的激情，倒是很自覺地一排空一排坐，紅綠相間中有種朋克養生的意味。

出門前父母再三叮囑一定要帶好口罩不能摘下來。我胡亂應了幾句，下樓追趕巴士，索性趕了上去。

Jojo Rabbit，港譯《陽光兔仔兵》，碰巧選擇在下雨天看，倒是有種別樣的意味。

喬喬兔是這樣一部電影，作為童話太過於殘酷，殘酷到我坐在影院裡幾度哽咽；作為一部基於現實的戰爭片，又太過溫柔，溫柔到讓我有種錯覺，電影裡的歷史從未發生過，一切也許只是十歲孩童腦海中想象出來的。

那些被吊起的人，本該讓人聯想到令人恐懼的屍體和死亡，但他們安靜地好像一面面旗幟，在風中懸掛和沉睡；臂章上繡著納粹標誌、帽簷上有納粹黨章的孩子們還沒上真正的戰場，認真地穿上自製的火箭、鐵皮人、顏料管套裝上街，號召人們為戰爭捐出鋼鐵；林蔭道上一輛滿載傷兵的卡車經過，看到騎著自行車的母子倆，原本冷漠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甚至連全片最緊張的一場戲，秘密警察稽查藏有猶太女孩的喬的家，進門後連著三輪的「Heil Hitler」互相問候讓人笑出聲。在種種反差的畫面裡，殘忍和溫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居然相得益彰。

它溫情在於，哪怕是一個崇拜希特勒、想加入近衛軍的男孩，不妨礙他不忍心殺死兔子的事實；被迫躲在密室裡的猶太女孩Elsa本該處於弱勢，卻對喬說「我們的先人和天使搏鬥，我們並不軟弱。」

它殘酷在於，少女那用里爾克的詩句求婚、承諾與她在巴黎相見的未婚夫，早早因肺結核死在了戰爭結束以前。喬看到被吊起的母親的屍體穿的那條灰藍色褲子上別著白底紅字的字條，正是她冒著生命危險張貼的呼籲：「德國自由」。

色彩也是貫穿電影的因素，塔導用色彩烘托出了電影視角的出發點，即十歲男孩眼中的世界。如果說《敦刻爾克》裡，士兵眼中的二戰末期是炮火紛飛，灰藍與橙紅交映，黑藍色的海水與沙黃的海岸線相接。在喬的世界裡，二戰末期，可以是一座座珊瑚粉、鵝黃、乳白的房子，薄荷綠的牆中的木質門，可以奔跑在金色陽光照進的林間，騎著自行車過藍天下草色的綠地。令我想起辛德勒名單裡的，黑白的人群中那個身著草莓色外衣的小女孩，和喬喬兔裡飛舞在灰色石板路上的藍色蝴蝶一樣，那一抹藍永遠定格在了那一瞬間。

除了畫面和情節，電影裡的角色有著很豐富的層次。

斯嘉麗因為Rosie這個角色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女配提名，雖然沒有獲獎，但那對紅白鞋子會一直留在許多人的記憶裡。作為獨自撫養兒子的單身母親，她會在兒子破相後衝去學校狂打教官，也會在兒子鞋帶散時蹲下幫他繫好，一邊用口訣教他。上尉說她是一個真正的好人，而Rosie對自己的評價是「我已經盡力了。」她盡力撐起整個家，也會在兒子頂撞自己說想要個爸爸時無助落淚；盡力做一個好人讓猶太人藏身自己家裡，也會實話告訴Elsa，自己會在她和兒子之間選擇兒子。她盡己所能，這種盡力比無我的奉獻更真實動人。

Rosie這個名字起的也很別緻，私下裡穿鑿附會，也許和詩人里爾克愛玫瑰有關。里爾克的《玫瑰集》裡有一首詩：「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的玫瑰。是無可替代者。」Rosie對Elsa說，你要活下去，只要有一個你的人民在世界上活下去，納粹就贏不了。正如只要有一個Rosie這樣良知未泯的人活在世界上，反人性的大屠殺就永遠不可能成功。

獨眼的上尉（Captain Klenzendorf）是個有意思的角色。我注意到他和副官（Finkel）的關係，呵斥後道歉和眼神中的欲言又止。直到後面，戰場上兩人打扮成軍裝版的Drag queen，畫了眼線拿著槍成為戰場上的一道風景線才恍然大悟。這解釋了為什麼明明知道假扮身份的猶太少女回答錯了生日，身為納粹軍官的他仍然幫助她向秘密警察隱藏了她的身份。善良之外，更像是一種對趕盡殺絕、排除於主流之外，落寞的感同身受。在那個年代，LGBT和猶太人的地位幾乎沒有不同，可因為社會環境隱藏自我，直到21世紀仍然屢見不鮮。

就連喬幻想中的朋友希特勒，由塔導親自出演，不像是軍國的最高領袖，更像是一個難以界定善惡的朋友。他提議火燒房子然後嫁禍給丘吉爾，安慰喬「做一隻兔子沒有什麼不好的，狡猾智取。」他是喬內心世界的縮影，而伴隨喬完成了從「Heil Hitler」到「Fuck off Hitler」的轉變，他也消失了。

喬對猶太少女之間的情感是可愛直率的。從敵對、不當做是同類，到產生好奇、當做是自己的研究對象，後來他愛上了Elsa，明白了什麼叫喜歡一個人就像胃裡充滿了蝴蝶。而難以接近的Elsa從一開始的冷言冷語，再後來對喬說，「你不是納粹黨，你只是一個害怕變得不合群才熱愛納粹的十歲小男孩。」他們的對話給了彼此一個機會去理解對方，因此牆沒有真正隔離他們，就像戰火從來沒有真正把愛和希望隔離。

同樣的，希望在電影中也被意象化了。希望可以是靜態的，某個遙遠地方，摩洛哥或者巴黎；某個圖像，猶太女孩在喬的速寫本上畫下的自己，臥室裏那副關於叢林中的老虎的畫。

希望也可以是動態的。當喬問Elsa，戰爭結束後，你最想做什麼。Elsa說，dance。全片出現了幾處舞蹈，母親Rosie在餐桌前假裝成丈夫和自己跳舞；Elsa的未婚夫向她求婚，他們在月光照耀的湖畔跳舞；戰爭結束後，喬和Elsa在灑滿陽光的街道上跳舞。

在走出房子前，喬蹲下來為Elsa系鞋帶，接著她問：外面危險嗎？喬說：極端危險。喬和Elsa的動作和對話重複了喬和母親之間的。就像是一種預示，Rosie把愛傳給了喬，而喬把愛給了Elsa。

要不說，人性是複雜的，好的故事往往是矛盾的，在笑中落淚，在寒冬中溫暖。

講到二戰時期的德國，便繞不開種族和不同立場的對立。因為是站在兒童的視角，這種無緣無故和無時無刻的對立產生了一種荒謬感。比如訓練營中的女教官在黑板上畫了猶太人的刻板印象，他們長有犄角和尾巴，身上有魚鱗。「這是因為他們的祖先和魚交配。」女教官解釋。

此外的還有「英國人會和狗交配」、「俄國人吃人」，「日本人是我們的盟友，這話不能跟別人說，但他們看起來不像雅利安人。」

原來如此。製造對立一向是驅動人們統一戰線和目標的好手段，而戰爭更是座物化人的工廠。加入青年團的男童被教導要為納粹和元首戰鬥，不畏犧牲；女童則要學會如何懷孕和生育。這樣扭曲的教育讓喬喬面對Elsa時說，你不是個人，我的血如玫瑰般鮮紅，而你，就像是眼睫毛一樣微不足道和脆弱。

但他錯了。而後當他用納粹的尖刀刺向Elsa，猶太少女的血從綠色的襯衣裡滲出，也是玫瑰般的紅色。

我原以為2019年已經是最奇怪的一年，那時看完Joker，面對hk街上燒焦的地鐵站，破碎的地磚和滿地狼藉的街面，手機裡收到關於證俯提示避開油行人流的短信，會以為電影延續到了現實，這種怪誕讓人深深地感覺到處於洪流中自身的渺小。

而現在是2020年。走出影院去買奶茶，看到店裡留言貼了一牆，光父hk四個字印入眼簾。店員帶著塑膠手套把小票遞給我，人人帶著口罩，面目模糊。那種魔幻和怪誕感再次油然而生。

電影從來沒有脫離現實，而隔著人與人不僅僅是病毒和疫情。你我都知。戰爭之下，人將不人。當人用一種標準來劃分類別，不同便會產生不解，不解產生恐懼，恐懼產生仇恨。我以為反戰大概不是電影的一個類別，而是當一部電影揭露出戰爭的本質時自然而然延伸出的功能。對我來說，這一類電影的後勁很足，可能和其真實性和醒世意義相關。它揭示了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不容是那麼地無由來，不理性。

——我們被告知是敵人的人送來了慰問，我們本該為之信任的事物卻撕裂了我們的情感。在各個領域都充斥著情感分裂和立場對峙的當下，當童話照進現實，喬喬兔彷彿不是在講過去的故事，而是再警醒人們，這個世界本應更多的寬容理解，尊重同情。「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喬喬放生了籠裡的兔子，塔導在電影結束時留下了里爾克的詩：

Let everything happen to you:

beauty and terror.

Just keep going.

No feeling is final.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即使生活可歌亦可怖，不論如何，戰爭結束的那一刻我要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