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兔嘲男孩》影評：#火星影評#HAIL HITLER，我不是你的刻奇人生
兔嘲男孩影評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Then they came for me,but by that time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Martin Niemoller，1892-1984 我最喜歡的樂隊U2曾經在他們的紐約演唱會上做過一件看起來非常Drama的事情，他們在911事件後的那一年來到超級碗做中場表演，全美國人都處於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裡，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集體性的PTSD。
於是U2決定在表演的時候給全美觀眾一個出口，當熟悉的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吉他前奏想起的時候，他們身後十幾米高的屏幕上，亮起了一個個巨大的人名，那是在911事件中所有失蹤和遇難者的名字。
那些名字就在歌聲、歡呼聲和哭聲、吶喊聲的伴隨中，從地上緩緩升起飛向黑暗無垠的天空，猶如上帝為大家展開了一本名錄，而舞台周圍那一圈燈光恰似祭壇旁星星點點的蠟燭，表演/藝術有時的確擁有某股隱秘的力量。
如果沒有這些表演/藝術的記錄和演繹，或許很多歷史都會最終被所有人遺忘，遺忘意味著被抹去被消失以及不曾存在，而有些歷史是絕對不能和不應該被遺忘的，譬如當下正在發生的，譬如911，譬如切爾諾貝利，譬如二戰。 今年年初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意大利電影《美麗人生》重映的時候，一些關於電影的爭議也再度回潮，主要集中在它是否用喜劇和過於簡單的故事去削弱了二戰題材本該有的嚴肅、殘酷以及真實。
事實上斯皮爾伯格執導、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辛德勒名單》也曾被這樣質疑過。二戰，對於如今不少的網絡一代或許不真實得猶如漫威電影，甚至大概在有些人眼裡漫威電影或許更可信。
二戰，據不完全統計，被屠殺的猶太人數超過600萬（0.06億)，全球傷亡人數超過9000萬（0.9億），當時的世界人口總數大概在26億左右。一百個滅霸都無法和一個希特勒的瘋狂相比擬，而那時何止一個希特勒？
在《辛德勒的名單》中有那麼一幕，被一些人奉為經典（比如我），同時被另一些人稱為「做作」的鏡頭，在一群對即將被送入地獄茫然不知的猶太人群中，一個穿著紅色大衣的小女孩刺破了壓抑和沉默，點亮了整個黑白色的屏幕。
她踉踉蹌蹌、跌跌撞撞穿過人群，這個冷酷而荒謬的世界成了她的背景，那一點紅色像是耶穌聖壇前即將燃盡的最後一支蠟燭，像是每個人最後的那一絲良知，那一刻，所有觀眾都屏息仰望，期待她能遠離這塵囂、這惡土、這世界。 為什麼用一個女孩來作為象徵？每個人應該都能明白孩子在這個語境下對全人類的意義。
「保護孩童」是舉世默認的準則，無論其文化形態多麼的原始，所以無論是熒幕上還是現實裡孩童的所言、所行、所看、所讀，在各個國家和文化體系裡都自有一套嚴格的體系（暫且不論對錯）。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75週年的年份，也就是說最年輕的二戰倖存者今年也75歲了，如今我們看到的大部分二戰電影的創作者幾乎不可能是戰爭的親歷者，他們的父輩甚至祖父輩才是。
即使你擁有非常人的觀察力、共情力、表述力，對於他人的痛苦你的復述都會隔著一層紗。但我們依然需要要去不斷講述，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真實就會成為故事，故事就會成為傳說，傳說就會成為壁畫，而壁畫就會成為灰燼。
所以對於痛苦的重建我們又要格外小心，因為每一個亡魂都在聆聽我們的懺悔。二戰題材的處理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一直很厭惡我們的「鬼子片」，它作踐的根本不是那些來了的鬼子，是每一個受難者的靈魂。 從孩童的身份或者視角切入去講述二戰，更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因為真相會壓垮「孩童」，或者說成人視角下的「孩童」即心靈的淨土。但依然會有很多人去嘗試，因為當戰爭降臨的時候，孩童也不能倖免，而惡之花往往植根於童年。 如果你看過孩童視角的二戰片就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試圖把一部分故事童話化，較為知名的《美麗人生》《潘神的迷宮》《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小男孩》等影片無一不是如此。
童話化，一方面的確是孩童視角下重建世界的一種認知方式，另一方面也寄託了創作者的一種美好希望，同時由於大部分觀眾是成人，於是故事的悲劇感也因為視角的差異而被加強了。 但二戰題材難就難在「度」的把握上，和完全虛構的《霍比特人》《納尼亞傳奇》等戰爭傳奇類小說不同，它的內核、實質和很多細節是不能也不允許被過度虛構和修飾的，而這正是《兔嘲男孩》最大的問題。
雖然《兔嘲男孩》（以下簡稱《喬喬》）在豆瓣的評分達到了8.4，並且獲得了包括奧斯卡在內的多個知名電影獎項的肯定，但我依然沒辦法喜歡它，儘管在影片最後在我最愛的歌手大衛·鮑伊的歌聲中收尾。
如果要我用一個詞總結不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我會選在坎普或者刻奇①，之所以在這兩個詞彙之間搖擺，是因為我對於這兩個詞彙的認識還不足，所以我無法辨認出《喬喬》到底屬於其中的哪一方，但無論如何它都使我厭惡。
或許是因為它的題材、出色的預告片剪輯、導演塔伊加·維迪提②以往作品以及星光熠熠的主演陣容給我帶來了過多的期待感，以至於看完整部電影後，我產生了一種無比強烈的被欺騙感。
《喬喬》的主角喬喬是一個嚮往成為希特勒青年團一員的德國少年，他期望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青年，即他偶像希特勒口中令人驕傲的德意志青年。只不過理想是豐滿的，但現實是骨感的，在生活中他只是一個被霸凌的盧瑟。
「喬喬兔」也就是英文原片名，是因為他不願意殺死一隻無辜的兔子後，霸凌和嘲笑他的人給他起的綽號，其中的隱喻，看到上面這個鏡頭，你也應該可以明白。
喬喬的父親自然是要奔赴戰場的，這是好萊塢電影語境中熟悉的那個不在場的父親設定（想想《星戰》）。看到這裡你應該也能猜測到喬喬的母親一定也必須以一個「辛德勒」式拯救者的設定出現。
熟悉好萊塢電影程式的觀眾多半在開場十分鐘後基本就能預估到整部電影的結局、指向和落點將被放置在哪裡，一個男孩的成長史，無疑是電影試圖去完成的基本故事線。
塔伊加毫無疑問是個極具才華的導演，並且非常擅於用喜劇外殼來解構嚴肅話題，有那麼一點點曾經「巨蟒劇團」的味道③。這次在《喬喬》中他也同樣使用了自己擅長的手法顛覆性地重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希特勒形象。
那個世人熟悉的瘋狂的元首，這一次成了小男孩喬喬的Imaginary Friend，「幻想中的朋友」即心理安慰劑，用來幫助他逃離和消解現實和理想世界之間的溝壑，是他的傾聽者和內在矛盾自我。 我們自然明白塔伊加飾演的希特勒是喬喬自我的映射，他不是希特勒，甚至於這是塔伊加式對希特勒的戲謔、調侃和諷刺，正如以成群滑稽MIB星際戰警面目反復出現的秘密警察形象還有以人肉鬼畜的方式被喜劇化消解的Heil Hitler口號的作用一樣。
但這種喜劇感是二次元或者Youtube（抖音）化的，它表面看似天真、誇張、戲劇化的，但骨子裡卻毫無疑問是簡單、走樣、公式化，並且更重要的是這顯然不是喬喬視角下的，而是導演塔伊加視角下的姿態。
所以電影才會以改編後的披頭士神單《I want to hold your hand》配著瘋狂Heil Hitler的紀錄片畫面開場，然後以猶太女孩和喬喬在大衛·鮑伊為柏林牆而唱的《Heros》的背景音樂中尬舞收場，完全是現代主義波普味。
我們熟悉的二戰元素被解構、撕裂、拼貼、放置，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二戰變得奇觀化。把歷史奇觀化，可以嗎？答案顯然是可以的，庫斯圖里卡的《地下》、施隆多夫的《鐵皮鼓》都是教科書般的經典範本。
但是《喬喬》卻是失敗和拙劣的，因為它把最冰冷也最真實的部分全都剔除乾淨，留下一副不錯的皮囊，怎麼說？
電影中猶太女孩艾爾莎的設置很明顯帶著《安妮日記》中安妮的味道，但對於她的背景、經歷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描摹，反倒是在喬喬愛情啟蒙的故事上花了不少筆墨。於是電影中唯一一個猶太女性形象最終只不過是喬喬的愛情幻想對象而已。
山姆·洛克威爾飾演的克倫琴多夫隊長和阿爾菲·艾倫飾演的芬克爾身上，有著十分明顯的同性戀戀人關係的暗示，像是以受傷名義呈現出的雙目異瞳感、兩人時不時的身體接觸和肢體語言、最後戰場戲中誇張的服裝穿戴（見圖5）。 可惜的是和艾爾莎的猶太人身份一樣最終這種身份也只不過是一種表演式的展示。蕾蓓爾·威爾森飾演的芙勞拉，除了復刻她在好萊塢爛俗喜劇電影中八卦無腦的金發胖女孩形象起到插科打諢作用外，角色本身毫無意義。
最令人震驚的是斯嘉麗·約翰遜飾演的母親死亡的戲，竟然只花了不到5分鐘就草草收場，要知道男主角喬喬大部分的戲都是和母親在一起完成的，用蝴蝶和屋頂的來表達主觀情緒的創意十分亮眼，卻極大削弱了死亡本該有的力度。
緊接著的刺殺艾爾莎的戲，理論上應該是一處情緒力度的高潮和爆發點，可惜被處理得過於快速隨意和輕鬆，甚至迅速轉場到了「小婦人」般的屋頂對話過渡戲，使得母親的死亡和犧牲僅僅成為了最後壁畫式全景戰爭戲的前戲。
和《潘神的迷宮》和《穿條紋睡衣的男孩》把奧菲利亞和布魯諾的死亡作為落點不同，《喬喬》顯然是想突破二戰題材猶太人視角和以「死」告終的模式，但問題在於這兩點是二戰的核心。
正如詹姆斯·鮑德溫提到種族問題時指出的「美國黑人的故事就是美國的故事」一樣，二戰猶太人的故事就是二戰德國的故事，而二戰德國的故事就是二戰人類的故事，二戰人類的故事更是人類存亡的故事、傲慢的故事、無序的故事、混亂的故事、自卑的故事、脆弱的故事以及活著的故事。
《喬喬》的問題不是在於不允許有猶太人以外的敘述視角，德國電視劇《我們的父輩》《冷杉溪》都是以德國人為敘述視角，《兄弟連》《敦刻爾克》是分別以美國人和英國人為敘述視角，這些故事裡有歡笑也有痛苦，有出生也有死亡，有光明也有黑暗，有高尚也有卑鄙。
《喬喬》的問題在於它試圖輕輕地撫平這些褶皺，這種過分溫柔的態度反而生出一種輕蔑，甚至於比里芬斯塔爾的《德意志的勝利》更輕蔑。把德國納粹以群像化低幼化小丑化處理並不會讓納粹顯得更幼稚或是卑劣，但卻會讓歷史變薄，讓苦難變淡，讓真實變虛。
假使你看過裏芬斯塔爾的《德意志的勝利》你就會明白二戰時期希特勒和德國人的瘋狂，那種荒誕喜劇感不需要任何多餘的卓別林或者基頓式的表演修辭法，那種荒誕喜劇感的基石恰恰是因為他的過分真實。
更重要的是這種荒誕感最終指向的是一齣屬於全人類的悲劇，是對人性的懷疑和批判，而這些真實和複雜本應由喬喬這個角色作為一個支點被撬動開來，可惜的是在電影裡所能看到的只是過分簡化的標準好萊塢式的鬧劇。
斯嘉麗·約翰遜故意以德國口音說英語的細節，更是強化了這種鬧劇感，而色彩上過度的調色和修飾，空間上強烈的布景感，都讓《喬喬》成了一部在好萊塢錄影棚裡錄製的精緻兒童合家歡情景喜劇，只不過披上了著二戰的外衣。
再借用詹姆斯·鮑德溫對於美國黑人種族歷史的總結：歷史不是過去，它是當下，我們身負歷史前行，我們就是自己的歷史，如果假裝歷史不存在，那就是犯罪。
對於二戰，亦是如此。每一份純粹的天真都有可能在某一刻遭遇屬於他的美麗人生。Heil Hitler不是Hail Hydra，希特勒不是紅骷髏或者滅霸或者其他什麼人，而「美麗人生」或者「潘神的迷宮」也不是你的刻奇人生。
請保持對每一次死亡，每一次誕生的尊重，對歷史，對真實，對人類自己。
END
①刻奇（Kitsch）這個詞80年代末中國讀者在昆德拉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已經遇到過，而這個詞準確的意思是「自媚」，即討好自己、迎合自己；坎普（Camp）來源於法俚語，原指「以誇張的方式展現」，後被蘇珊·桑塔格定義為一種藝術風格，其表現形式常常是技巧的，誇張的，邊緣的，媚俗的，做作的，形式的。對這種非自然的、人為造作的偏愛，被稱為「坎普趣味」。②塔伊加·維迪提，其知名作品包括《雷神3：諸神黃昏》《奇異博士》《吸血鬼生活》③巨蟒劇團，是70年代英國著名的喜劇天團，是無厘頭惡搞喜劇的鼻祖，周星馳有不少手法偷師自他們，其代表作有《巨蟒與聖杯》《飛翔馬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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