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兔嘲男孩》影評：後來他們贏了戰爭

蘇聯拍過一部電影叫《後來發生了戰爭》，講的是青春在突然降臨的戰火中匆匆消逝的故事。上個星期我去看了最近熱映的《兔嘲男孩》，我覺得它應該改名叫《後來他們贏了戰爭》。

這部電影讓我想起前年拍出以後就獲獎不斷的《綠皮書》，巧的是《兔嘲男孩》也拿了奧斯卡5項提名和1項獲獎。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很精緻、很美，帶著蛋糕上的櫻桃或奶油裱花一樣的人文關懷，再摻點時下美國流行的政治正確要素，比如種族性別平等：《綠皮書》拍美國鄉村公路兩旁碧綠的秀美草坪和半山紅紅黃黃的秋葉，《喬喬》拍德國小城灑滿金色陽光的鵝卵石街道和茅草隨風搖蕩的河堤；《綠皮書》拍美國有錢人各式各樣的大房子，《喬喬》拍德國家庭寬敞明亮的別墅和女主人色彩斑斕的時裝；《綠皮書》講文質彬彬的黑人音樂家和粗魯白人司機跨越階級和種族的友情，《喬喬》也講崇拜希特勒的小男孩對美麗猶太少女在戰爭時期萌發的憧憬。除此之外，《喬喬》還講了女主人怎麼堅定向往和平，為此兢兢業業每天白天上街發傳單號召大家推翻納粹政府，以及她是個多麼獨立自信的成熟女性，對處境艱難的小姑娘描述「去摩洛哥旅遊，直視老虎的眼睛」的詩與遠方；還講了看似不靠譜的德軍軍官——細節似乎暗示他還是同性戀，如果確有此意的話可以稱得上雨露均霑——如何從殘忍野蠻的蘇軍手下救出年幼的男主。

所有這些都看上去很美，但拼在一起是個虛偽的故事，就像《綠皮書》。我說它們虛偽，不是因為我要求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題材的作品必須百分之百還原真實的細節，而是因為它們為了滿足某些人的審美需求而通過編造關鍵要素追求藝術效果，恰恰是這些編造的要素摧毀了故事成立的基礎。對《喬喬》來說，二戰末期的故事如果展現出了動人的親情和友情，恰恰是因為這些美好情感以艱難時世作為背景，可這部片子充滿了對艱難時世的解構。它用所謂的幽默手法將戰爭改寫成一個滑稽怪談，敵人是些白痴胖女人、低能士兵、金發克隆小孩（種種惡毒的梗中間，這個最惡俗）、複讀機黑帽子特務組成的烏合之眾，並且他們每一個人都早已在心底背棄並嘲笑勝利的可能。它不講那個猶太少女為什麼必須躲在牆壁夾層裡才能苟且偷生，她和整個世界的矛盾縮小到能被裝進一間臥室，又輕到能通過幾次爭吵打鬥談心就化解成皆大歡喜的結局。它也不講這個國家那時正經歷著什麼樣的絕望和瘋狂以致於要將10歲孩子推上戰場，希特勒青年團只是用於展現納粹德國之怪誕滑稽的又一塊畫布，因此無害而不堪一擊，將被送上戰場的孩子的母親甚至在歡慶盟軍解放意大利。所以，對這樣的國家，當「我們」作為解放者到來時簡直沒有失敗的理由，更何況它的人民一定苦苦將「我們」作為救世主等了很久。

這就是勝利者的戰果，話語就是權力，勝利意味著未來一遍遍鞏固的真理。我想說插上國會大廈的不是你的星條旗而是一面紅旗，就是你今天講故事時恨不得把記載它的字一個個嚼碎吞下去的紅旗，也想說解構敵人的智慧和冷酷也就意味著背叛烈士的鮮血，但手握評獎權的人可能覺得一個柔軟輕盈精緻的通俗言情喜劇就夠了，並且希望我們最好都能相信。如果我們信了，是不是也應該相信世上總是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上帝戰勝魔鬼、救世主降臨人間？是不是也能在這種信念的佑護下做任何事，僅僅因為確信天道永遠在我？

寫到這兒，我想起了之前一度引發討論的《何以為家》。那部片子拍得挺有質感，只是比起正片我對花絮印象更深，花絮講男主演真的是從難民營找來的少年，拍完片子後已經被帶離戰火頻仍的祖國，去了傳聞中人間天堂一樣的幸福北歐國家，並附上了一張他穿著羽絨服、戴著毛線帽在廣場上餵鴿子的照片，看上去比電影裡長高了。我打開社交媒體，發現大家看過以後都在討論窮人應不應該生孩子，正反雙方說得都有道理，不過似乎少有人討論：

他的祖國為什麼會打仗？那個地方，為什麼連著打了幾十年這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