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兔嘲男孩》影評：關於《喬喬兔》意識形態的一點不成熟的反思

2020年8月1日，在經歷了電影院長達半年的停工後，我終於走進了心心念念的影廳。上一次進影院觀影，是在去年《南方車站的聚會》。和朋友左挑右選，最後選擇了《喬喬兔》，作為復映後進院線看的第一部影片。 這個觀後感等了很久，因為我不知道如何去評價它。《喬喬兔》驟然會讓人想起韋斯安德森的作品，但它不像安德森的《月升王國》、《布達佩斯大飯店》、《犬之島》，安德森的「童話」是在他營造的近乎荒誕的精緻裡，講述一些殘酷的東西。 《喬喬兔》給到人的感受，首先是一個優美的作品，孩童視角，溫暖色調，親情、友情構建起的「小小故事」。但比起影片本身的質量，它帶著的那種奇怪的立場，卻更為突出，讓人不適，這也是讓我無法一下子好好評價它的理由，我反複地在想，它想傳達什麼？ 你不能說它完全在美化納粹，因為它對希特勒做了喜劇化處理，將他塑造成主人公幻想中的「朋友」，這種戲劇化處理和卓別林的《大獨裁者》的諷刺是截然不同的，卓別林的戲劇化是辛辣的，帶著鮮明的對於納粹的批判，對法西斯的批駁，儘管當時的美國甚至還沒有同法西斯對立，而《喬喬兔》則將希特勒低齡化，讓他說著法西斯言論，做著幼稚的兒童行為，最終撕破面具，被主人公一腳踢出窗口。 除了幻想中的希特勒，《喬喬兔》還主要了這樣幾個人物，二戰中的德國，遠離戰場的後方，一個反納粹的德國母親，因為受傷被調到後方遠離戰場的「特殊」納粹軍官，信仰納粹的孩子們，一個被藏在閣樓裡受到保護的猶太女孩……整個故事巧妙的迴避了關於納粹的殘酷真相，集中營只在猶太女孩口中一帶而過，所有納粹的暴行在這裡都沒有直接的體現，甚至蓋世太保上門也被喜劇化，死於納粹之手的目前只有腿部出境，僅僅有最後一場戰爭慢鏡頭去破壞，又端起了「戰爭殘酷」，「德國民眾也是受害者」的姿態，去描述「被戰爭傷害的德國人」，更滑稽的是，戰爭過後緊接著又飄起了美國國旗，不是被納粹傷害的人終於得勝，是美國人救世主一樣降臨。 這種奇怪的角度，帶給我的是一種尤為奇怪的感受，從加害者的角度去說，加害者中也有無辜的人，用一個孩童來代表納粹，全片中真正義無反顧信仰納粹的 只有這些孩子，又藉母親的口去評價，這個孩子只是信仰了錯誤的東西。熟悉電影批評的人應該知道，有一項電影批評叫做意識形態批評，它最重要的論點就是，未說出的內容，是真正想說出的東西。上述的內容中，故事中，選擇性講述的不是真正的內容，被選擇性掩藏的，才是它真正的立場——影片刻意迴避了法西斯德國、納粹的殘忍，德國民眾擁護納粹的狂熱，整個影片在一種選擇性的角度下，迴避了真正重要的東西。最後呈現出了一個怪異的作品。 美國電影《紐倫堡的審判》用非常嚴肅的態度去討論了反法西斯戰爭中，法西斯德國、納粹和民眾的問題，嚴肅地討論了，當我們追究二戰，我們在追究什麼？所有的錯誤都是希特勒一人的嗎？所有的罪惡，都是納粹黨和法西斯主義引起的嗎？那麼那些擁護這些東西的人呢？真的都是「信仰了錯誤的理論」的好人嗎？還是惡的人，藉著「信仰」名目去作惡呢？ 更遠地看，是誰放任法西斯到後來的地步？英法的綏靖政策，禍水東引，蘇德友好條例，這些大國坐視法西斯在歐洲擴張，坐視他們屠殺、驅逐猶太人；太平洋戰場上，大國坐看日本入侵中國，甚至恨不得都來分一杯羹，兩頭發財的美國，兩頭賣著武器做著貸款……當世界被拖入戰爭，誰是無辜的？ 所有人都希望痛苦過去，希望把錯誤簡簡單單地把錯誤歸咎在一些人身上，別人只是信仰錯了什麼，被愚弄，被欺騙，他們也是受害者，然後跨過去，開始新的生活——那麼那些被害的人呢？在暴行中被奪去生命，承受苦難，無辜被害的人，他們呢？ 紐倫堡是1961年拍的，快60年過去了，美國的電影人彷彿徹底失去了那種嚴肅思辨的精神。今天電影的立場，不再是當年的有罪，而且衰落的霸權主義在試圖改寫歷史，模糊歷史。（德國人自己都不會拍這種電影出來，德國有一部《鐵皮鼓》。）在美國國際地位日漸衰落的今天，他們彷彿只能用電影去渲染自己曾經的偉大，一如當年作為反法西斯戰勝國的美國，建立起美元體系，把美國夢做到最輝煌……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沒有了當年反思戰爭的底氣。 也許過去看到這樣的故事會感動，但今天的局勢下，擦過眼淚，帶來的更多是不安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