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兔嘲男孩》影評: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兔嘲男孩》
兔嘲男孩影評看電影漲姿勢:如何洗腦與反洗腦?
今天,要和大家推薦一部我看了三遍、由於疫情影響延期近半年、今日終於順利上映的高分影片《兔嘲男孩》。
《兔嘲男孩》於2019年10月18日在美國上映,分別在2020年奧斯卡金像獎和金球獎上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剪輯、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裝設計、最佳音樂/喜劇片、音樂/喜劇片最佳男主角8項提名。
除去人物豐滿、場景絢麗這些優點不提,縱使僅為影片中優雅風情的斯嘉麗·約翰遜,也值得全程戴2個小時口罩去影院支持的年度佳片。
《兔嘲男孩》跟隨小男孩喬喬的視角,展現了二戰末期的德國。
在鋪天蓋地的政治洗腦下,10歲的小男孩喬喬是一位狂熱的納粹追隨者,稚嫩懵懂的他渴望成為真正的男人。
喬喬的父親在兩年前因為戰爭離開了他和媽媽,為了抵抗失去父親的孤獨與無助,在喬喬的想象中,他與「偉大領袖」希特勒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在他的異想世界中,這位親切的、充滿智慧的長者會隨時出現在他的身邊,像父親一樣,為他提供支持與陪伴。
影片將大時代背景下大眾——尤其是兒童,對政治、納粹的狂熱追崇表現得荒誕且非理性,令人忍俊不已的同時也陷入思考。
於是,決定翻出了自己《社會心理學》的課堂筆記和講述大眾心理學的經典著作《烏合之眾》,結合影片情節,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與大家分享一二。
社會心理學是一門研究人們怎麼想、怎麼相互影響以及怎麼與別人相聯繫的科學。
在影片中,喬喬隨同齡的夥伴們一起進入納粹少年訓練營。
當一臉稚氣的教官問這群10歲的孩子「是否願意成為堅強的戰士?是否願意殺人?」時,所有孩子,包括懵懂猶豫的喬喬都隨大溜兒一起舉起自己的手,說「YES!」
當教官點名喬喬時,他雖猶豫,但在大家的注視下,仍然稚嫩且肯定地回答:「是的,我喜歡殺人。」
這便是群體對個體心理的影響。
進入群體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機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會產生一種本質的變化,會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識——用《烏合之眾》作者勒龐的話說,就是「會變成另一種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群體中的個人會表現出明顯的從眾心理,勒龐稱之為「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這種精神統一性的傾向,會造成一些嚴重的後果,如:教條主義,偏執,人多勢眾、不可戰勝的錯覺,以及對責任意識的放棄。
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如孩子本應擁有的善良、同理心,在狂熱的群體中往往會失去效力。
群體中個人的個性因為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即使在沒有任何外力強制的情況下,也會情願讓群體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他們不再是自己,而是變成了一個被群體意志支配的玩偶。
即使懵懂如喬喬,也會隨著大家一起應允教官:「我願意殺人,我喜歡殺人。」
但,當教官真的丟給他一隻野兔讓他殺的時候,他卻嚇呆了、一下清醒過來——他並沒有意識到剛剛自己作出的承諾會帶來這樣的後果。
面對群體儀式般的壓力與蠱惑,雖內心充滿怯懦,喬喬仍鼓起勇氣想要放走野兔。
他善良的行為受到了教官的羞辱與大家的嘲笑,傷心的喬喬內心充滿自卑與疑惑,覺得自己是膽小的、卑微的,對他心中的偶像希特勒感到抱歉。
這便是個體無法融入群體時所會產生的迷茫與懷疑,即使個體的行為和決策是正確的,但如果不符合群體推崇的主流價值觀,仍然會自我譴責、懷疑。
畢竟,喬喬要與之做對的,不僅僅是一種錯誤的行為,還有「多數的力量」,以及貫徹這種行為時群體的偏執態度。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情景對人的作用會超越人格特點,在缺乏判斷標準時,他人的行為會成為參照標準。
即使是博學且智力超群的精英,面對被空洞觀念沖昏了頭腦的群體,不但不會對自己的理智感到驕傲,反而會感覺自己十分迂腐和無聊。更為可悲的是,面對群體的荒謬與狂熱,本應充滿智慧的個體或許根本不會、抑或不敢做出反抗的努力,而是隨群體一種陷入其中,在事後醒悟時才會驚嘆自己當初的愚蠢。
而實現對群體的影響,洗腦是必不可少的。
在《兔嘲男孩》中,就形象地展示了納粹是如何對少年兒童進行洗腦的。
首先,內化行為。
不管孩子們能否理解、接受,先把觀點PUSH給他們——如,將「希特勒萬歲」作為一句日常的口號,組織孩子們集中參與納粹訓練營,要求他們隨身佩戴刀具隨時準備刺殺敵人,像遊戲一樣參與各種模擬的軍事訓練,通過課堂學習對敵人進行妖魔化。
潛移默化下,孩子的行為就會和他們的思維一樣,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尋找「依從點」也很重要。
「依從」是社會心理學術語,亦稱「順從」。
「依從點」通俗點來講,就是找到別人願意聽你話的理由。
對於孩子來說,沒有什麼比得到權威的認可與誇獎更能讓他們興奮的事了,所以,對年幼的孩子進行洗腦,往往是最簡單的。
其次,洗腦還需利用「蹬門檻效應」。
即:對需求分級,從小到大循序漸進地向孩子們提要求。
從殺死一隻兔子開始,最終把他們送上戰場,成為殺人工具。
而洗腦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團體效應」——群體的影響是巨大的。
邪惡的群體會令陷入其中的個體猶如被牽線的木偶一般迷失自我。
成功的洗腦行為主要有以下幾個促進因素:
1. 有魅力、有煽動性的傳達者
2. 生動感性的傳播信息
3. 易被影響的聽眾。如,受教育程度低、理想主義、正處於人生轉折點的年輕人,會更容易成為被煽動的對象。
從心理學角度說,每一位成功的領導者都是不自覺的心理學家,他們對於群體心理有著出自本能的洞察與了解,憑藉著對群體心理的把握,他們可以輕而易舉滴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
在群體中如何避免或擺脫洗腦的影響呢?
在這部影片中也可洞察一二。
由於在訓練營中拿手連彈炸傷了自己,喬喬不得不休學在家,脫離了群體。
而脫離群體、避免在群體中被去個性化,是擺脫洗腦影響最重要的一環——去個性化最易使人突破價值底線,造成過度服從。
猶太女孩埃莎的出現,為喬喬提供了群際接觸的機會,逐漸消除了權威灌輸給他的種族偏見意識——類似的情形,在同樣反映種族偏見的影片《綠皮書》中也有所體現。
母親羅茜的離去,讓幼小的喬喬第一次近距離生死,讓他意識到了有什麼不對,更讓他與埃莎的關係發生了質的改變——從此以後,他和埃莎一樣,都沒有了親人,他們只能相依為命了。
對同一事物進行歸因時,行動者和觀察者的態度不同。
當事不關己時,在喬喬眼中,埃莎是異類、是敵人、是無法下定決心接納的對象,作為一位年幼的旁觀者,他是無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只有當他自己也深陷其中時,才會真正理解其中的迷茫與恐懼。
在影片中,母親羅茜與喬喬有一組寓意深刻的情節設置,均與繫鞋帶有關。
第一次,羅茜準備帶喬喬出門,發現他的鞋帶開了,細心附身幫他繫好,並用小兔子的口訣叮囑他繫鞋帶的方法。
臨出門時,喬喬問媽媽:「外面危險嗎?」
媽媽做了個鬼臉俏皮地回答他:「非常危險。」
影片結尾,戰爭終於結束了。
當喬喬準備陪埃莎出門時,同樣也附身細心替她系上散開的鞋帶——這一刻,他已代替了母親,成長為一個照顧者的角色。
當埃莎一臉忐忑地問喬喬:「外面危險嗎?」
他模仿母親的樣子俏皮地回答:「非常危險。」然後一把拉開了通往自由的大門。
同樣的一道門,打開的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由斯嘉麗·約翰遜飾演的母親羅茜之所以令人動容,不僅僅是因為她的風情與優雅,更因為她代表了不甘泯滅於集體無意識的智者,代表了少數清醒、勇敢且堅定的人。
羅茜的離去,喚醒了在影片中由於負傷被戰場淘汰、一直用酒精麻痺自己的K上尉。
他雖屬於納粹隊伍中的一員,卻早已對法西斯失去信心——他清楚地知道國家的戰爭已走向失敗,卻無心反抗這一切,他酒不離身,醉醺醺地隨波逐流,麻木且玩世不恭地附和著這場荒誕而殘酷的遊戲。
羅茜被捕後,蓋世太保來到喬喬的家進行搜查,在危急時刻,K上尉帶著副官扛著自行車氣喘吁吁地出現了。
從那時開始,K上尉的手中不再攥著酒壺,在殘暴狡黠的蓋世太保面前,他清醒、堅定地保護著喬喬與埃莎,更是在影片最後救了喬喬一命。
在訣別前,K上尉對喬喬說:「我對你母親羅茜的事很抱歉,她是一個好人,一個真正的好人。」並安慰他說,「你會沒事的,孩子,現在回家,照顧好自己,照顧好你的那位姐姐。」
即使戰爭結束了, K上尉仍然還是和他的那些戰友們一樣,死於了這場戰爭。
看到這一幕,不僅令人深刻意識到了戰爭的殘酷與醜陋——無論是輸是贏,深陷其中的人們,誰又能真正代表得了正義呢?
願你遇到的每一件事,無論好事、壞事,沒有一件是一成不變的。
願身在人群中的你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保持幾分理智與清醒,不會輕易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