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父111刀，中國首部記錄死刑犯影片被拍了出來，是為了隱喻什麼

好端端的一個人，為什麼會變成殺人犯？你有想過這件事嗎？

在他們變成「殺人魔」之前，這些人也是子女、朋友和愛人。

我希望這世上沒有殺戮，只有愛與和平。

中國臺灣省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對著臺下座無虛席的觀眾說道。

那晚正是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映後發佈會。

無可否認，他們的確是罪大惡極的。

但這些人，依然有被傾聽下去的價值。

影片名為「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從父母的角度出發，這部紀錄片的用意只有一個：希望大家理解「死刑犯也是有人生父母養的」！

它試圖撕下標籤，不要只看片面，而要用生命的整體來看待這件事情。

這也是中國首部真正、真實記錄死刑犯的影片。

在普遍信奉「殺人要償命」的社會裡，《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顯然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

該片以三名死刑犯的案件展開，從面臨死刑、等待伏法到已執行槍決……

死刑犯A害命謀財，家人每週固定探監兩次；

死刑犯B陳昱安弒父111刀，去年初於臺北看守所自縊；

死刑犯C鄭捷在地鐵上隨機殺人。

透過家人、律師、法官、監獄長、臺灣廢死（廢除死刑）聯盟的法務主任。

甚至包括無辜受牽連的冤案受害者等，試圖以更多面向拼湊出死刑犯的全貌。

在該片的敘述上，導演李家驊以採訪者的言論，構築及支撐起了三起死刑案件的背景故事。

電影一開始，映入眼簾的是來來去去的列隊鏡頭、缺乏情感的廣播聲。

再加上一雙雙刺青的雙腿，以及監獄的高牆外景。

漸漸把焦點帶進監獄之中，也帶出電影的主題——死刑犯。

影片也真是進到死囚牢房裡面現場取景。

導演說：

「我覺得B該死，C也該死，但問題是，他們該死跟我們要不要處死他們是兩件事情。」

在崇墉百雉的高牆裡，這群囚犯被捨棄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是一串編號。

這似乎也象徵這群人在犯罪、做出選擇的當下，便已拋棄高牆外可以有更多人生選項的多彩生活。

當編號成為姓名與稱呼時，這群人便將之與俗世所謂的「正常人」做出明顯的區分。

從此，寸頭、手銬、腳鐐及囚衣成為他們身份的一部分。

鑰匙轉動聲、一道道鐵門的開合聲，都在偌大的監獄長廊裡轟隆隆地被無限放大。

好似受刑人無盡的悔恨與絕望，震耳欲聾。

在高牆之後的他們，是被社會所遺棄的靈魂。

這堵高牆也截然不同地劃分出了兩個世界。

片中三對父母的為人處世態度完全不同。

A的父母時常來探監，非常希望救自己的孩子；

B的母親希望弒父的兒子死；

C的父母則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點逃避這件事。

三種家長無疑也印證了三種我們對死刑的想象：

有些人想救死刑犯、有些人希望他死掉、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要怎處置他們。

而他們的背後，往往都是家庭帶來的悲劇居多。

在走訪過程中，導演嘗試接觸過許多案例，大部分都予以回絕。

多數當事人抗拒談論這件事，接觸了40至50位受訪者，接受拍攝的對象大約有30位。

也包括政治人物、名嘴，讓這些人卸下心防聊死刑，就只有一招「誠意感動天」，不斷拜訪、不厭地向對方說明採訪動機，不過還是將近一半的受訪者，後來拒絕拍攝。

最後像紀錄片所述，只有10名受訪者。

他整理這些素材時，花了整整6年時間。

順著「罪刑定讞、戴罪等死、受刑死亡」的時間線性推演。

我們能看見死囚血親、委任律師、倡議團體。

甚至替死囚收屍的殯葬業者等在鏡頭前現身說法。

講述自身與死刑接壤的生命經驗，進而慢慢打開不同層次的死囚生命狀態理解。

在鏡頭一步一步地引領之下，觀眾猶如陪著這群與死罪同行的人們，走過各自位置上。

直接面向社會與罪惡的無力和艱難。

片中陳昱安母親和鄭捷父母均沒有入鏡，只能透過律師和其他人的說法，理解這三對父母在當時接到這個噩耗的狀況。

這部片的剪輯師曾跟他說：

「不管片子長成什麼樣子，這個故事永遠是個悲劇。」

而在那些臺灣綜藝節目上，什麼都懂得名嘴，口沫橫飛談著「死刑」這件事，鉅細靡遺到彷彿參與了整個死刑過程。

「他們只是聽別人說的！」導演氣這些影響多數民意的意見領袖。

面對一個人的生死，他們是如此草率。

所以當確定要拍死刑的片子時，導演就想好。

片中每個人都有接觸過死刑，讓最接近死刑的人來說，死刑到底是什麼。

我很喜歡這部紀錄片在監獄景觀的畫面構圖、鏡頭的運動及聲音剪輯的運用。

即便在這些空鏡頭裡沒有任何的文字或對話。

但導演總能透過鏡頭與環境音，帶動電影整體的影像氛圍。

也帶出李家驊對死刑犯的人性及情感上的深切關懷。

在死寂、灰暗、充滿金屬撞擊聲的冰冷畫面裡，埋藏著李家驊對死刑犯充滿情感溫度的關懷視角。

紀錄片的主題與觀點非常明確。

受訪者無論是何種職業與身份，皆明確地表達他們與三位死刑犯相處、訊問、書信往來的片刻印象。

從而積累出觀眾對死刑犯的情感關懷。

在這裡，他們並不是無惡不作的，他們也想改造，也想重新做人。

這層情感關懷，正是現在許多人期望「廢死」的觀點。

最直接的證據自然是特地訪問廢死聯盟法務主任的片段。

為了達到全片的廢死訴求，導演選擇以貫穿全片的「人性」為母題，企圖在撕掉囚犯編號、卸除手銬腳鐐後，在這群已被社會棄絕的靈魂身上，粉刷上一層原本便屬於他們的情感與人性。

首先，透過凝視、跟隨囚犯A的母親背影、得知家人頻繁來監獄看A的資訊，由此得知父母對孩子最直抒胸臆的愛與關懷。

即便孩子犯下滔天大罪、被世界所唾棄，但他永遠都是父母眼中值得被疼愛的孩子。

紀錄片甚至還還原了鄭捷父母在鏡頭前向社會大眾下跪懺悔的完整畫面。

鄭捷父母下跪道歉的畫面，紀錄片裡不斷重播的5秒。

在導演與剪輯師討論之後，決定將完整3分鐘都放進片中。

堅持多播放的2分55秒，是一種對於主流媒體詮釋對死刑的抗議。

可以完全感受到當孩子鑄下大錯後，父母必須揹負著孩子所犯的錯誤、社會的譴責與輿論繼續生活下去。

在這段畫面中還依稀可以聽見「別假了、你繼續裝」等不絕於耳的辱罵。

事實上，站在父母的角度來看，世上沒有一對父母會希望他們的孩子最後會因為犯下泯滅人性的殺人案，而被社會拋棄。

也沒有父母希望他們的教養方式、給予孩子的生長環境，會創造出令人聞風喪膽的殺人凶手。

如果要說家庭教育創造出類似科學怪人的殘忍凶手的話。

陳昱安案呈現出金錢至上、有弟弟就好不需要在外面交朋友、打罵教育等因素，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壓抑與創傷。

從而造就弒父111刀的殘忍悲劇。

但是就A的情況，父母都非常疼愛他，他卻也在喝醉後殺了高中同學。

甚至踏錯了第二步：假裝綁架被害者，並向對方家裡要贖金。

他無疑是罪惡滔天的，但這似乎不全然是家庭教育的失誤導致。

如教師湯英伸案，造成悲劇的原因實則是勞工壓榨與不公平待遇等問題。

然而，為了區分這群死刑犯的與眾不同，媒體會加以形塑他們的凶狠之處。

比如鄭捷案發生時，媒體將之「喪盡天良」與迷戀暴力電玩畫上等號，彷彿全世界的遊戲玩家，都一定是潛在的犯罪分子。

主要原因是因為鄭捷案的相關背景資訊太少，很難在其中找到凶手與一般人的相異之處。

這種二元論區分法，只呈現出某些人亟欲撇清自己與鄭捷有共通點的論述罷了。

從這一點來看，這部紀錄片還是很客觀在評論。

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觀眾不只看到死刑犯面對生命的絕望。

更讓人感到心碎的是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可能一輩子都難以撫平的傷痛。

當槍聲於某時某刻響起的一剎那，被社會棄絕的靈魂不只是倒臥在血泊中的肉身，而是已然浸泡在悲傷與淚水中，生命已千瘡百孔、還活著的家人們……

在紀錄片下，能看到A的母親，佝僂身影隱藏不住她的憂傷；

在鄭捷父母跪下的同時，能感受到他們將揹負兒子罪過走完他們往後生命的痛楚。

一個錯誤的決定，將造就巨大而難以彌補的生命缺口。

就全片觀之，《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敘事經緯及鋪陳出導演個人觀點的路徑十分明確。

但我認為除了A之外，未能有更多的死刑犯家屬願意受訪，使得全片的敘述本質，難以與片名完整扣合是較為可惜之處。

相反的，受訪的律師、法官等等，反而成為這群缺乏認同與關懷的重刑犯，最大的心理慰藉與生命的出口了。

這似乎有點「背道而馳」了。

導演自言在拍攝過程中「懦弱」了兩次、「膚淺」了三次，更七度提及拍攝與看素材的痛苦。

他說，影片拍完就拍完了，實在無暇顧及後續的影響或貢獻。

作品自會長成它的模樣，觀眾能有不同解讀或進一步想多瞭解都很好，痛苦就留給自己，自認懦弱膚淺的創作者，甘受公評和討論。

我想，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任何一部有價值的作品。

·參考資料

《TIDF專訪導演李家驊：當鄭捷的父母必須跪著道歉，我希望觀眾分享那個羞恥感》2020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