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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了,不可不知獻禮片的政治經濟學

2021-06-22 13:11:28

進入6月底,我們即將迎來一批慶祝建黨100週年的獻禮片。

第一梯隊的,是黃建新導演操盤的《1921》,以及以李大釗為原型的《革命者》。此外,還有並未確定檔期的《望道》和《紅船:開天闢地》等等。

自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大慶獻禮片的概念首次提出以來,每隔一段時間,20世紀上半頁的那段歷史總是會被重述一遍。相同的是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不同的是講述方式、風格特徵,以及對新時代風貌的呼應。

毋庸置疑,這其中暗含了非常多的啟示。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獻禮片的演進之路。

從1.0時代邁入3.0時代

獻禮片是中國特色的電影形態。

在官方主導拍攝、製作、發行、傳播之下,國產獻禮片曾在20世紀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經歷了三次高潮。

1991年的《大決戰》系列,是影響最深遠,最不容忽視的樣本。

同一時期,還有獻禮建黨70週年的《開天闢地》。《開天闢地》的編劇黃亞洲,同樣是今年建黨獻禮片《紅船:開天闢地》的編劇。

以及,丁蔭楠導演的《周恩來》,片頭也打出了「獻給中國共產黨誕生七十週年」的字幕。時至今日,很多英模傳記片都未超越丁蔭楠導演的這部《周恩來》。

《周恩來》

總體而言,這一時段仍是計劃經濟的電影思維模式。

製作主體以國營電影製片廠為主,傾向於表現重大革命歷史事件、塑造英模人物(時至今日也是延續這兩大題材「二分法」),風格樣式以正劇為主,強調宣教作用。

雖說改革開放後的14年間,中國逐漸從計劃經濟時代邁入市場經濟時代,獻禮片開始有意識地創新,但本質上獻禮片的製作主體和美學特徵轉變微乎其微。

這是獻禮片的1.0時代。

獻禮片2.0時代,以《建國大業》為標誌。

2009年,全明星陣容、首度試水市場化營銷的獻禮片《建國大業》創造了4.5億元的票房,成為主旋律電影市場化的鮮活案例。《建國大業》是國產獻禮片的「商業1.0時代」或者「工業1.0時代」,它從方方面面開啟了獻禮片的工業化製作模式。

《建國大業》的「主旋律題材+明星陣容+市場化營銷」的運作模式,在後來的《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影片中不斷被複制和延續。這些獻禮片將歷史場景與時尚元素結合,將主流價值觀用當代觀眾易於接受的方式呈現出來,並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商業化的運作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事件電影」。

其實,這一階段,最關鍵的成功經驗,還是通過明星策略黏連粉絲受眾,有效拉攏了年輕一代的觀影主體。

不過,儘管這些影片仍然以政治宣傳價值為底色,但風格正在悄然變化,融入了愛情、青春、警匪等多樣化的類型電影元素。

尤其是到《建黨偉業》和《建軍大業》,明顯更加「輕量化」。

與2011年《建黨偉業》同年推出的獻禮片《秋之白華》《湘江北去》,也明顯在走「青春化+輕量化」敘事模式。

《秋之白華》

《秋之白華》從瞿秋白和楊之華之間的愛情切入,革命敘事退居後景。陳力導演的《湘江北去》以青春勵志為標籤,多層面、多角度地描寫了青年毛澤東的銀幕形象,但市場反響不大。

今年即將上映的黃建新、鄭大聖導演的《1921》明顯也在延續「青春化+輕量化」敘事。

2019年,《我的我的祖國》將獻禮片帶入3.0時代。

這一時代,是真正的獻禮片(或者寬泛的主旋律)電影美學轉向的時代。

這種美學轉向的最大特徵,就是將普通人與獻禮關聯起來。

總體而言,獻禮片「工業美學」的升級換代,是在主旋律電影或者說新主流電影「工業美學」升級換代的大背景下同步演進的,後者對前者起著強大的反哺作用。

獻禮片的「類型」演變

上文提到,獻禮片3.0時代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平民史觀。

即將鏡頭轉向積极參與歷史建設的每個值得尊敬的個體。

要知道,四十年來,獻禮片的兩種最普遍的範型,就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和英模人物題材。或者可以簡稱為「事件型」和「人物傳記型」。

拿到現在來切分,依然奏效。比如,《1921》和《紅船:開天闢地》還是圍繞建黨這一歷史事件,而《革命者》《望道》還是「人物型」,一個圍繞建黨歷史中的關鍵人物李大釗,一個圍繞相對沒那麼知名的人物陳望道(首譯《共產黨宣言》的歷史人物)。

《我的我的祖國》的獻禮片3.0時代,帶來了一種「普通人」模式。

儘管獻禮片很大概率都在塑造人物群像,但還是有本質差別。3.0時代的人物群像,不再是《大決戰》或《建國大業》式的領袖群像,而是普通人群像。

以此,商業獻禮片開始將敘事主體轉向宏大敘事之外的普通人,展現普通人與國家民族歷史的命運勾連,渲染「小我」見證歷史的情感體驗。訴求呢,還是最大化地引起觀眾共情。

此外,製作形式上《我的我的祖國》也有革新。

由於採取集錦式、拼盤式的電影結構,對於統籌各團隊的創作與協作提出了極大的挑戰。這也推動了製片人、監製、導演彼此制衡,促進了中國式「製片人中心制」電影生產結構,這是積極有益的。

獻禮片的政治經濟學

用三個設問,來更深入地分析一下獻禮片的政治經濟學。

第一,最近十年的獻禮片,或者說主旋律電影,為什麼明顯崛起了?

最根本的一點,還是市場蛋糕做大了。

獻禮片發展最微妙的一點,就是與中國電影產業改革是粘連在一起的。

1991年前後的一批建黨獻禮片,比如《大決戰》三部曲、《開天闢地》《周恩來》《焦裕祿》,全部都是在1993年啟動電影產業體制改革之前。

所以,當時的運作模式還是計劃經濟,靠「紅頭文件」、電影專項資金支撐,都是國營廠在主導。

到了千禧年,又是一個新的階段,可以稱之為升級之前的「過渡階段」,這裡有一個大背景是中國要加入世貿組織。拿建黨獻禮片舉例,2001年的獻禮片有《毛澤東與斯諾》《走出西柏坡》《毛澤東在1925》。

《毛澤東與斯諾》

一個牽涉中美關係,一個是「走出」西柏坡。在「入世」大背景下的建黨獻禮片選材,都是極為微妙的。

這三部獻禮片品質都不如人意,但電視劇方面,同一年推出的《長征》和《日出東方》,影響力遠勝於電影。當然,關於獻禮片的同題創作,電視劇與電影之間的互動問題,又是另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了。

大部分論述在討論獻禮片、主旋律電影、新主流大片時,《建國大業》總會被認為是繞不過去的一點,因其開闢了一種類型升級換代的、可複製的有效經驗。

但其實,繞不過去的還有張藝謀導演的《英雄》。

在2002年《英雄》橫空出世的時候,電影產業化改革其實已經推行將近10年。

十年了,電影市場終於開始做大了,然後大家夥兒才會想到,主旋律怎麼市場化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裡是一個反哺主旋律電影的問題。

之前並不存在主旋律能不能市場化的問題,是所有的中國電影都不夠市場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當內地電影票房危機的時候,觀眾已經把國產電影拋棄了。大家看港片看得津津有味,當時也正值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而1994年引進好萊塢大片的時候,觀眾又一次把國產電影拋棄了。大家都去看美國大片,基本顧不上國產電影。

《英雄》等商業大片,重新把觀眾拉回了電影院。

同時,也讓大家在電影觀念上默認了電影的產業、商業、工業特性,從投資到宣發,從演員到製作,從藝術到技術,中國電影開始探索工業化生產、製作、宣發和消費模式。

這是中國電影的全面市場化、商業化運作的開始。而《建國大業》不過是反饋到主旋律電影/獻禮片中的一次回聲。

形成這種回饋,都花了7年時間。

第二,「明星集束」式的獻禮片,還依然奏效嗎?

《建國大業》「數星星」式的操作,將好萊塢明星制挪用到中國本土電影創作的經驗中,是一種開闢式的商業策略。

明星制,作為電影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電影生產工業和社會文化資本、審美資本博弈的產物,具有經濟和社會文化雙重屬性。

一方面,電影明星由於具有強大的票房號召力,而成為電影工業品牌的一種符號;另一方面,電影明星又通過形象認同、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成為社會認同的一種表徵。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建國大業》到《建軍大業》,實際上從年份、市場擴容率與應該匹配的票房收入來看,明星效應也明顯呈現出了衰減趨勢。這裡其實還是一個「小鮮肉」明星們的電影票房轉換率問題。

「小鮮肉」們,遠遠沒有想象中賣座啊。

第三,單純產業化的視角去觀察獻禮片可以嗎?換言之,單純以好萊塢類型片的模式去對標國產主旋律,可以嗎?

可以倒是可以,但已經不能全然奏效了。

或者說,需要重新評估了。

重新評估的第一個起因是,2019年開始,我們忽然發現,香港導演的主旋律作品,好像沒那麼賣座了。

從2020年林超賢導演的《緊急救援》,2019年國慶檔《中國機長》(劉偉強導演)《攀登者》(李仁港導演),以及《救火英雄》(陳國輝導演),甚至再往前追溯到《建軍大業》(劉偉強導演)《我的戰爭》(彭順導演),曾經遊刃有餘的港式類型表達,已經疲態盡顯。

尤其是在涉及到波瀾壯闊的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時候,這些有著豐富的類型片經驗的香港電影人明顯表現出不適應性,或者說妥協性過強。

2021是建黨100週年,是特殊的一年,整個世界格局更是在微妙變化中。

我們會發現,大家都越來越更傾向於提「新主流」這個詞,而不再是「主旋律」。這也反向佐證,主旋律跟商業片的概念界限已經非常曖昧和模糊了。

也就是說,20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我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僅僅是通過一些商業化、類型化的方式,把主旋律包裝出去,而是反思怎麼將它轉化成讓觀眾驚呼yyds的東西。

時代情緒非常微妙,新媒體餵養起來的新一代年輕觀眾的價值取向也非常微妙。

我們知道,在所有的主旋律題材中,戰爭片或者說軍事題材,是發展得最卓有成效的一大類型。比如《湄公河行動》《戰狼》《紅海行動》《八佰》《金剛川》等等。

但如果在網上仔細觀察過,關於《金剛川》的評論中,一些觀眾認為《金剛川》的文化主體性有問題,它還在用照搬的模式講中國的東西。這是大家沒法接受的。

獻禮片也好,主旋律也好,總是面臨這樣一個不斷革新、不斷尋求與年輕觀眾的有效溝通與互動的挑戰。

畢竟主旋律的題材往往是歷史性的,但電影觀眾的主體卻永遠年輕。

【文/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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