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上影節|阿彼察邦對談賈樟柯：電影中的「故鄉」

1998年，賈樟柯帶著《小武》去參加柏林影展青年論壇，那年賈樟柯僅有二十八歲，這是他第一次出席國際電影節，也是他首次歐洲旅行。

賈樟柯一個人從北京搭乘漢莎航空的航班出發，起飛不久後多數乘客都睡著了，機艙裡面異常安靜，賈樟柯瞪大眼睛不肯入眠，腦子裡不時閃過法斯賓德或文德思鏡頭下的柏林，近十個小時的航程他是在冥想中度過的，一會兒柏林、一會兒北京、一會兒故鄉汾陽。很多年之後，賈樟柯說他熱愛的所有遠行，都跟曾經家鄉的封閉有關，而所有的遠行都能幫助他去理解故鄉。

「故鄉」是一個具有濃烈情感色彩的地理稱謂，通常用鄉愁一詞表達身處他鄉對故鄉的思戀，賈樟柯的故鄉系列電影《小武》《站臺》《世界》《三峽好人》《山河故人》和《江湖兒女》均以導演的故鄉——山西汾陽為原型，講述了留駐故鄉和漂泊在外的汾陽人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除了導演賈樟柯，泰國導演阿彼蔡邦對於故鄉的記憶與思索也是他的創作源泉。在今年的6月12日，第二十四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迎來了兩位重量級導演的連線對談：一位是人在泰國的著名導演、編劇、製作人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另一位是身處上影節現場的中國著名導演賈樟柯。二人共同探討電影與故鄉的故事。

阿彼察邦稱自己和故鄉之間存在著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愛，是因為他非常迷戀自己對家鄉的記憶，「我在那裡曾經獲得過自由自在的童年時光，它教給了我很多知識，也給了我很多做夢的機會」。阿彼察邦將故鄉孔敬稱為自己「發現電影」的地方。因為父母都是醫生，在沒「發現電影」之前，阿彼察邦就通過翻閱家裡醫學教科書上關於細胞、微生物等的照片，進入到一個遠離小城、遠離現實的精神世界。小城的電影院，也給他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

但就是這同一個故鄉，也破壞了一個心懷熱情和理想的藝術工作者曾有過的美夢。阿彼察邦說，直到成年之後，他才意識到這個小城其實存在著各種苦難，並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般美好。「當然了，故鄉一直以來都是我的靈感源泉，我也希望能夠看到在那裡長大的新一代的人成長的體驗和我有什麼不同。」

賈樟柯影片將自己的故鄉——山西汾陽介紹給廣大影迷。從第一部影片《小武》開始，賈樟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圍繞汾陽構思，並且在汾陽取景。「因為中國國土面積很大，每個地域確實有它不同的性格特點。在處理同樣一件事情或者處理一段感情，在某種感情處境裡面，說話方法、思維方法，每個地域都不一樣的。我是山西汾陽人，我自己最瞭解的情感的處理和表達，肯定是來自汾陽人的。所以我願意把人物設置成山西人、汾陽人。」

在《小武》中，小武自始至終沒有離開汾陽，他一直在汾陽生活和工作，他的特殊職業、家庭和社會關係都圍繞著當地的汾陽展開，親情、友情和愛情構成了小武的生存空間。在電影《站臺》呈現的是動態變化的汾陽空間，時間跨度長達十餘年，主人公崔明亮為了謀生不得不隨文工團四處漂泊，但仍然沒有改變小人物的最終歸宿——終結流浪、返回故鄉、迴歸家庭。雖然故鄉的城市面貌已經改變，不再是最初的景觀，但他與戀人之間難以割捨的情感聯繫將他拉回到最初的原點。

故鄉三部曲之後，賈樟柯開始「出走」汾陽，以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為空間敘事場所，如一線城市北京和上海，處於城市化鉅變中的三峽，甚至還有與汾陽氣質特徵幾乎完全一樣的大同。《江湖兒女》中的大同與汾陽互為鏡城，隱喻了當代城市化進程中的大多數中小城市趨同化發展的軌跡。

隨後，賈樟柯的空間鏡頭甚至延伸到了海外，《山河故人》中張晉生的兒子Dollar在上海長大，到澳大利亞留學。雖然他的籍貫是汾陽，但他不會講汾陽話，甚至不會講中文。Dollar想完全脫離與汾陽的地方聯繫，但由於他和家人血緣關係的存在，他不僅無法擺脫與遠在汾陽的母親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還一直被父親在澳大利亞營建的汾陽空間所制約，因此帶來一系列的煩惱和衝突。無論是留守還是漂泊，時間和空間都在變化，汾陽空間已經不再是汾陽人記憶中舊時的地理景觀、人情世故。城市的發展猶如歷史的車輪轟隆隆地不斷向前推進。

在論壇上，賈樟柯特別提到，自己和阿彼蔡邦都處於一個快速變革的時代，在離開故鄉、走向更大的時間之後，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故鄉，會獲得更為廣闊、寬容的視角。「小時候在封閉的小城市，你會對外面有很大的想象。但是當你成年以後，擁有很多旅行以後，你會發現其實中國很多中小城市都一樣，都差不多。我的故鄉既有情感中的獨特性，又有在生存處境、發展狀態等方面能夠代表中國大多數地區的普遍性。

在阿彼察邦和賈樟柯的每個鏡頭下，每一個個體內心都有這一座屬於自己看不見的城市故鄉，它折射出各種情感地理空間的身份認同需求。正因為兩位導演對故鄉和電影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兩者在拍攝《幻夢墓園》的時候，阿彼蔡邦就得到過賈樟柯的大力支持。到了最新電影《記憶》中，兩位導演更是全情投入。阿彼蔡邦分享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因為賈導完全記住自己是製片人的身份，他就像所有優秀的製片人一樣，絕對給導演自由，尊重導演，不干預我，所以我們拍得非常愉快。」

值得一提的的是，兩位導演不僅慷慨地給予跟自己同樣具有聲望的同行以大力支持，在扶持年輕電影人方面也是不遺餘力。在泰國，阿彼察邦創立曼谷實驗影展，成立了Kick the Machine公司，給更多年輕電影人創造機會。當被問及對年輕電影人的意見時，阿彼察邦強調說，建議大家別把電影捧得太高，過於遵從，把自己的藝術信仰和電影口碑等同起來，萬一不能成功，個人的大廈就會轟然倒塌，會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失敗者。「很多年輕的電影人們，看了很多電影，然後就開始舉棋不定，看了這個電影覺得我也要這種風格的，看了那個電影覺得我不如拍那個風格。這是很困難的選擇，所以我建議大家要多看、多聽、多做做冥想，這些會有幫助。而賈樟柯十分看好各大電影展的發展，他認為影展雖然年輕，但是他發展得很快。我們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電影想象和嶄新的電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