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制勝之道：路徑、賽道以及生態

隨著各級政府對於智慧城市的建設不斷重視，我國智慧城市投資規模不斷增長。根據IDC 2020年7月釋出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20年，中國智慧城市市場支出規模達到259億美元，同比增長12.7%，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為僅次於美國的支出第二大的國家。

面對這一確定而又龐大的市場，自然吸引了包括ICT裝置供應商、電信運營商、系統整合商、軟體開發商、網際網路企業、金融企業及房地產企業等眾多企業的參與。

但智慧城市假設作為一項龐大而複雜的工程，從頂層規劃，到城市功能區設計，再到具體施工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的跨學科、跨領域、跨部門協作 。

毫無疑問的是，智慧城市建設需要城市管理者、數字化管理部門、技術供應商持續深度合作。但對於智慧城市建設服務商而言，如何找準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定位，如何更好的參與到智慧城市建設成為了關鍵的一步。對比疑問，雷鋒網與Gartner高階研究總監相斌斌展開了一次對話，去找尋這些答案。

千城千面背景下，廠商如何明確賽道？

隨著智慧城市需求逐漸擴大，各領域領先企業陸續進入智慧城市建設領域，初步估計2020年，智慧城市行業概念企數量超過1500家。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市場層次結構分明。

從產業鏈劃可知包括硬體裝置製造、軟體平臺、系統整合、運營服務等提供商;智慧城市行業專業性要求高，技術壁壘較高;參與者多為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整合廠商等。例如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在各個領域發揮自身優勢，競爭愈發激烈。

「在智慧城市項目中，大多數供應商、服務商會按照城市區域、智慧城市細分子領域、政府關係和渠道能力等劃分市場，尋找自己的賽道。然而，每個城市都有各自不同的「人文、地理、文化、行業生態和經濟驅動力」，這些因素的差異導致同樣的建設項目在不同的城市間就要面對完全不同的問題和挑戰。」

在相斌斌看來，在智慧城市的實際落地之前，就直接一頭扎進項目裡，就很容易像那些放棄了智慧城市項目的前輩一樣，陷入一個混亂而又長尾的泥潭中。

智慧城市本身的範圍很廣，其中包含大量不同的項目，且這些項目的主導單位、資金來源都不一樣。在不同的智慧城市細分子類中，很難一下子搞清楚到底誰是真正的使用者,是核心決策者，以及誰是影響決策的參與人。

「供應商和服務商需要跳出傳統行業的市場劃分方式，關注真實使用者和真實需求，從而對項目進行長遠的合理規劃。」

對此相斌斌認為，重新劃分市場、明確賽道對於廠商非常重要，這可以幫助廠商更好地優化、優選智慧城市項目，並根據解決方案的匹配度幫助使用者解決問題。

議題、創新、策略，智慧城市市場三大主導方式

事實上，當前我國每個城市的智慧化建設都有著不同的進度，而這些不同的因素，則也造就了不同的策略方式，對此相斌斌對雷鋒網表示，以粗略地把智慧城市的路徑大致分成三大類。

但這三大類不是一個絕對的，而是一個動態的劃分。也就是說，不同的城市可能處在不同的階段，它會從一個賽道往另一個賽道遷移。這三個劃分分別是：

議題主導：是指聚焦在某一個特定的一個議題，且這個議題主要著重解決一個單域挑戰。

目前國內的絕大部分智慧城市項目，都是以這種方式來進行的，比如城市的交通、環境或公共安全，一般來說，都是由對口的委辦局負責的。可能在不同的地市、省級、中央級還有垂直整合的需求等，但是在城市級別上來看，這些項目都是以一個單域的方式進行的，這也是國內早期比較有代表性的智慧城市改造方式。

同時策略主導類通常是從城市長遠發展角度進行深度合作，必須在技術尚不成熟，標準缺失的情況下對未來進行規劃。這就使得技術路線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同時無論是供應商還是使用者，都需要與總承包商繫結，這也限制了技術路線和技術生態的靈活性。再有就是最近問題，策略主導型的供應商從城市底層建設層面入手，勢必需要保證資金方面的投入。

此類廠商，在項目的實施和推動過程中，應著力開放標準和體系結構，確保生態透明度，從而保證平臺和自身的技術不斷演進。目前，歐洲、日本、印度等一些國家的政府都在著力建設開放體系結構，規避被一個技術生態鎖定的風險。

創新主導是以創新為動力驅動的智慧城市建設。這種方式在歐洲國家應用很多。政府通過眾包，或者是利用本土的生態，鼓勵大家參與創新，甚至在真實的生活場景中進行場景開拓的嘗試，鼓勵非政府機構和企業在其中運作一些不同的項目。

同時，這些項目也會通過資料交換和一些更合理的資料分析及人工智慧等方式增強這種跨場景資料的挖掘。從而提供更多的機遇、項目和基於服務的創新。

目前，國內很多領先的「智慧城市」項目已經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例如：很多城市實行的一網通辦、一網通管，甚至是跨省通辦等資料業務，都是從跨域、甚至是跨區域的資料交換平臺中衍生出來的。在這個階段，使用者主要的聚焦點，更多的在於要解決運營層面或者說運營效率的問題，尤其是政府層面服務效率，以及和市民間的交流互動層面的一些問題。

但面臨最大的問題在於其中項目大多較小，很難達到一些運營級別的效果，這直接導致了項目後續整合困難。因此，對於廠商來說，應該幫助城市去篩選出來到底哪個領域是可以規模化的，而且這個規模化是可以幫助政府去解決它最具挑戰的一些優先事項，然後去滿足當地的一些區域性的特徵等。

很多議題主導類項目相對獨立，在構建之初沒有聯動和協調，也沒有為後期的聯動預留介面。導致平臺數據標準化和流程無法在智慧城市體系中互聯互通，從而出現一個場景中需要多臺裝置、多個感測器，甚至多套系統解決相似問題的情況。造成了重複投入和資源的浪費，由此，廠商可以在整合過程中利用一些邊緣的技術，或者在平臺側把不同的IoT平臺、公眾平臺，以及一些內部核心平臺，進行整合或是藉口預留。為城市後續的建設打下基礎。

策略主導是以戰略驅動的智慧城市規劃模式。在創新主導的模式中，政府規劃智慧城市遠景、搭建基礎設施，提供開放的環境、開放的資料以及相應的一些技術平臺支援，讓不同的創新參與者到這個城市生態系統中進行創新。而策略主導的方式則是以「端到端」的視角，由政府制定具體路線圖，並主導建設。在實施之前就已經預先制定了優先整合、實施、服務和運行的領域。

政府在這類項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供應商的絕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資料交換、構建資料平臺。很多這樣的項目都是技術設施和政務雲已經在基礎設施上準備就緒後，才開始遷入其他的應用。

這三類路徑對廠商的參與要求各有不同。議題主導類對於廠商有非常高的領域知識要求，需要廠商具有相應的專業背景的。

甚至有時候需要廠商有和使用者核心業務對應的應用，或者可以直接將技術嫁接到使用者的核心應用中。創新主導類有很多專注於某一類應用的小型公司。策略主導類的項目則更多是偏大型、整合能力強、有打噴嚏構建能力的廠商，前面兩類中的小型供應商則更多的是作為大平臺之上的生態合作伙伴，被接入到平臺中。

生態是智慧城市永恆的問題

在政府以及各個組織對智慧城市產業的規劃上看，可知我國智慧城市未來發展一方面將朝著完善，領先，超前方向發展;一方面將不斷細分，逐漸落地。未來可能在智慧政府如平安建設、智慧司法、智慧城管等，智慧社會如智慧金融、智慧旅遊等方向發展。

而這注定對於參與到智慧城市建設的廠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相斌斌看來，在智慧城市建設和實施過程中，拉通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其所謂的拉通涉及到四個層面：組織層面、數字層面、空間層面和生態層面。但顯然，要實現這四個層面的全面拉通不是一家廠商就能夠解決的，需要整個城市中所有平臺和應用共同推動，而且這裡面還會考驗政府本身的配合程度，或者說本身的治理和管理能力。

「當廠商在做拉通的時候，它的投資回報或者是它的部署實施週期和見效週期會比單一技術的項目長很多。」

相斌斌認為，現在智慧城市面臨的挑戰和難點並不僅僅是技術方面的了，很多是來自於機制、協調、標準方面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廠商，尤其是一些上市公司，一旦發現短時間內快速實現ROI的機會沒有了，就會快速轉換賽道。

在不同的階段，面臨的挑戰是不一樣的。在過往的階段中有一些挑戰是廠商通過某些技術手段就能夠解決的，但是在越往後，實際上問題就會越複雜，再靠廠商的一己之力就會非常的困難，這時候要考驗的就是廠商的資源整合能力。

也就是說，廠商怎麼才能夠去調動生態，廠商可能去找到政府，讓政府幫助廠商去協調一些部門，甚至廠商或許就能夠積極的參與到資料標準、法律法規制定的過程中，去推動智慧城市的程序，雖然這些廠商付出的努力可能會更高，但大多能得到更長期的收益。

結語

當前世界發展的兩大主旋律就是城鎮化和資訊化。其中，城鎮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經之路，城市規模的變大也意味著城市中匯聚了更多的機會和資源，從全球GDP的城市貢獻佔比中可以明顯看出。

智慧城市是一個巨大且複雜的生態系統，其應用涉及能源、醫療、交通、安全、建築、園區、教育、金融、環保、農業等眾多領域，其中涉及的相關利益方也非常繁雜，智慧城市建設註定是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而且蘊藏著巨大的市場空間。

而能否在這個長期的探索的過程中持續發揮出自己的價值，找準自己的定位則尤為關鍵。（雷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