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黑水風暴》影評：黑水風暴觀後感

識時務的人適應社會。不識時務的人堅持試著讓世界適應自己。因此，所有的進步，都有賴於那不識時務的人 -- 蕭伯納 有人說一個人在其人生的關鍵時刻做出的選擇，足以刻畫他的個性全部。從1998案件肇始到如今，已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對大多數人來說，意味著職業生涯的2/3。影片中每個人物都面臨許許多多艱難的抉擇，而這一個一個抉擇，組成了一整條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線。 1. 非主流的律師 你可以說Bilott是個非主流律師，也可以說他是個離經叛道者。細心的觀眾會發現，Bilott在大多數精英薈萃的社交場合，都多少有些顯得格格不入。他略微有些佝僂著背，言語相對遲緩，神態略顯木訥，怎麼看都不像是個為大企業辯護的慷慨陳詞的律師。在不同場合的晚宴上，他總是顯得略微拘束，彷彿總與這個白人主導的資本世界帶有隔閡。 這固然和他的經歷有關。他的父親是個空軍上校，因此他從小就被迫跟隨父親四處輾轉，直到碰到TAFT律所的Terp和他的妻子Sarah。他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法學院。大家如果了解美國的法學體系，或許知道，要找到最好的工作，往往需要進入所謂的T14（前十四位）。事實上如果想要拿到法學領域最好的工作崗位，即企業律師(Coroprate Lawyer)，可能需要前六位的學校才有可能。這就是精英社會的階層觀念，而俄亥俄州立大學顯然不在其中。因此Bilott從OSU畢業以後只找到一個環境法的律師職位。值得一提的是，Bilott在最初加入TAFT律所時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我的家庭告訴我，大律所機會多，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職業機會。」 Bilott on the Courtroom 2. 自殺式的選擇 Bilott加入TAFT的時候，合夥人/老闆 Terp 對他的評價是，「Bilott是個特別出眾的律師：非常聰明，充滿活力，頑強，研究做得非常非常徹底」。這點在影片中無疑得到驗證。當杜邦為了刁難他，將半個世紀的相關資料都送到了TAFT的地下室，他不是被巨量信息所征服，而是開始有條不紊地對信息進行整理和歸檔。這正是一個優秀律師的素養體現。然而職業能力與是否能夠躋身頂級精英階層觥籌交錯，似不必然。 Tennant staring at 190 graveyards of his cows 黑水風暴非常打動我的一點，在於他所塑造的諸多衝突，不僅是人物關係層面的衝突，更是人物內心的衝突。當西弗吉尼亞的農場主Tennant找到Bilott時，Bilott的職業生涯其實已經被寫好了。Tennant的農場在短短幾年內死了190頭牛。在這之前，Tennant因為身體不適而又缺錢，所以賣了自己的66公頃土地給化工巨頭杜邦公司。杜邦公司隨後把這些土地當作很好的垃圾堆放地，主要處理一種叫做PFOA的有害化工原料。這類原料從上游流入Tennant家中，牛因此死亡，且器官和牙齒呈現異狀，Tennant本人也被診斷患有癌症。他知道整個小鎮都被杜邦買通了，無法尋找當地律師，又熟悉Bilott的祖母，知道她的孫子是個不錯的律師，所以找到了Bilott。 於是，剛升任合夥人的Bilott，必須面臨一個極其嚴峻的考驗。他內心知道，當初自己學環境法，是因為他覺得「環境法看起來會對社會有真是可見的影響力，是你可以通過踐行來改變些什麼的」，他拿到這個案子的時候，聽到Tennant濃重的阿帕拉契亞口音（他的祖母也有類似口音），就知道「我應該幫他，因為我感覺這是正確的事」。他要做出的決定非常艱難，因為如果他選擇放棄Tennant，他的良心將會受一輩子的譴責；如果他選擇幫助Tennant，那麼他將不可能再獲得任何其他化工公司給他的單子。這點非常嚴峻。所以當他一開始起訴杜邦的時候，杜邦內部的律師Ripley在電話裡特地說了一句，「我原諒你」，原因是假如Ripley選擇與Bilott公然開撕，Bilott這輩子作為企業環境領域辯護律師的職業生涯就算是結束了。儘管這個選擇在電影中看起來水到渠成，但主人公內心的煎熬以及Bilott臉上憂慮的神色，是需要觀眾去細細品味的。 這件事對於農場主Tennant來說也是一個挑戰。小鎮上的人因為杜邦而有了好的工作，他們憎恨Tennant曝光雇主可疑的行徑，甚至連餐館的服務員都不願意搭理Tennant。Tennant走投無路，成了小鎮上的孤家寡人，連續換了四個教堂，每到一個教堂都要被人白眼。後來事實證明，對杜邦的調查展開後，杜邦不得不裁撤了部分員工，「失業廳」門口排起了隊伍。Tennant為了伸張自己的權力和正義，無疑對某些和他社會階層相仿的無辜的既得利益者造成了傷害。社會領域的問題千絲萬縷，正是因為有太多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而這些利益相關者很多時候訴求又是相違背的。有時你堅持的原則，對他們來說可能就是一種不公和傷害。社會領域的研究者們用了很多經歷和筆墨去刻畫如何思考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然而最終能得出的結論往往是「世事難是非黑即白，往往要在灰色地帶尋找一種平衡」。 從某種程度上說，Bilott和Tennant是同病相憐的，他們都與身邊的社會多少有些脫節，有些格格不入，也有些特立獨行。他們的選擇在一定意義上都是「自殺性」的，一個殺死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開始案件之後，Bilott再也沒有能為律所帶來化工行業的客戶，對杜邦的訴訟成功成了他二十年來唯一的追求），一個殺死了自己的社交生活。Tennant在教堂的最後一排參加禮拜，唱不出聖歌；Bilott在教堂的第一排參加禮拜，同樣唱不出聖歌。一個是高中畢業文憑，一個是法學博士，然而在生活的某一個節點，他們都發現，正義靠不住，聯邦政府靠不住，看似公平的司法體系靠不住，耶穌基督大概更靠不住 -- 為了他們自己的聲音，能靠得住的，只有他們自己。 3. 勇敢與正義很柔軟 Terp and Ripley 影片中另一個讓我感到敬慕的人是Terp。Terp是Bilott的老闆，一直暗中支持Bilott對杜邦的控訴。在一次內部合夥人會議中，最年輕的黑人合夥人滔滔不絕，陳述自己為什麼認為律所不應該招惹自己的潛在客戶，Terp拍案而起，說道，正是律師們放棄了自己的節操與尊嚴，才導致美國民眾對律師這個行業如此沒有信心，並宣布對杜邦開戰。 筆者自己本科的時候曾經很想做律師，因此加入了北美最大的法學兄弟會，PAD(Phi Alpha Delta)。作為唯一的亞洲人（事實上是唯一的非英語母語者），我常能體會到Bilott的那種「局外人」的感受。有一次吃飯，大家聊到為什麼想做律師，滿桌的人都說是為了錢，R也如此說。我和R關係很好，頗為詫異，因為我一直覺得他有些不同的理想。R反問我，那你是為什麼要讀法學博士呢？我說，我是為了正義（Justice）。滿桌的人都笑了。R後來去了耶魯法學院，畢業之後在名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工作，他無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但從這個小事例中，我們也可以窺見美國法律精英階層中的主流思想。 Terp身處這樣一個階層之中，他面臨的選擇困境，不比Bilott的小。一方面他是公司的大合夥人，不可能不管公司的盈利和Bilott的行為對公司客戶造成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他骨子裡有正義感，覺得Bilott做得是對的，因此想要支持他。所以當大規模抽血實驗之後，化驗結果遲遲下不來時，他不得不通過克扣Bilott的工資的形式，一方面對他施壓，一方面平衡公司支出。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管理者可以對現金流表說 NO，勇敢和正義，真的很柔軟。 4. 不是輸家 Sarah hugging her frustrated husband. 比起前面三個男人的選擇，或許Sarah的選擇才是最困難的。她當初選擇放棄自己的事業做家庭主婦，是因為Bilott升職，工資很高，她覺得自己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到照顧孩子上面。但當案子遲遲未決，Bilott工資四次被扣，三個孩子上學的經費都不一定有了的時候，她終於對丈夫爆發了。她理解這個案子對丈夫的重要性，可是作為母親，她也不能對孩子們的未來坐視不管。 當她和Terp一同對丈夫施壓導致Bilott因為輕度中風被送進醫院後，她突然覺醒了，明白了丈夫所追求一切的重要性。當她一字一句地與Terp針鋒相對時，她對丈夫的愛和她對丈夫事業的支持超過了她生命中其餘的一切，「請不要讓他覺得他失敗了。他絕不是一個失敗者！」 那一幕，安妮海瑟薇如此入戲，讓我心中盪漾著感動，一波一波，向外擴去。她或許意識到，她和Terp對Bilott精神上的支持，是Bilott活下去繼續奮戰的最終能量源泉。 5. 寡頭勢力與無盡戰爭 Dupont's chemical plant. Bilott成功蒐集了69,000個血液樣本，實現了現代流行病學最大樣本的組建，並通過一個科學家小組確定無誤地建立了PFOA與 腎癌，睾丸癌，潰瘍性結腸炎，甲狀腺疾病，高膽固醇血症，以及妊娠高血壓 六種重疾的關係後，觀眾們大多都會覺得可以鬆一口氣了。然而由於PFOA是環境保護署（EPA）下非受管制的化學品(Non-regulated chemicals)，杜邦得以利用法律的空子，全部翻盤，否認一切科學實驗證明，並拒絕科學小組研究的合理性。這就是寡頭格局帶來的後果。「政府被捕獲了(Captive Government)」，Bilott在一家中國餐館外絕望地與妻子Sarah對望著，無情的世界冷眼旁觀。 充滿韌性的Bilott決定與杜邦抗爭到底，而杜邦一開始也採取了80年代美國菸草行業的應對措施，即一個一個案件審，拖延時間。因為有3500個案件，如果按照一年4-5個案子的速度來賠償，需要700-900年才能把案件審理完畢。法官開庭問了一句，「你還在呀"，Bilott轉轉脖子，精神抖擻地說，「法官大人，是的，我還在」。這令人感動的一幕，無疑是影片的點睛之筆。 這裡補充一下：後續的故事是，杜邦用6億多美金平息了這個案子，作為3500多個受害人的賠償。這個結局或許比煙草行業的拖延戰術好一些。隨後杜邦和道合併，將化工產業部門作為子公司分拆了出去，變成了現在的科慕公司（Chemour）。在影片中，Terp對杜邦宣戰時提到，「我們把公司看作法人，當這個人越界了，我們就要懲罰他」，通過這句話，影片將杜邦人格化了。當這個被人格化了的厚顏無恥的杜邦，通過資本市場慣用的手法，將「有毒資產」打包到一個新的公司，以新的名號改頭換面出現，並在分拆協議中將所有未來可能需要清償相應賠付的責任都歸於這個公司後，每當與PFOA相關的新聞再次出現，科慕的股價都會應聲下跌。今年5月，科慕終於忍不住了，開始和自己曾經的「母體」打官司。看來杜邦這個「法人」還真是不招人喜歡啊。 結語： 在《論職責》（On Duties）一書中，西塞羅（Cicero）提到了一個海格力斯的比喻（Fable of Hercules)。海格力斯在兩條分叉的道路前必須做一個選擇。他可以選擇Virtue，也可以選擇Pleasure。拉丁文中這兩個詞的現實翻譯為延遲享受(Delayed Gratification)和即時享受(Instant Gratification)，海格力斯選擇了延遲享受（Virtue），作為他必將經歷的十二大磨難之一。 對於很多人（比如本劇中的Tennant）來說，享受本就是個太過奢侈的詞彙，無論是即時的，還是延遲的。劇中的主人公Bilott則選擇了Virtue，放棄了升任合夥人能給他帶來的巨大當下財富和名譽，而將人們生命和正義的重要性高置頭頂。他與化工企業中的哥利賽(Goliath)巨人的較量，一開始，便好似沒有終結一般令人絕望。Bilott還在譜寫歷史，化工企業們還在通過聯袂抵制的方式負隅頑抗，而我們的身體裡，或許會因為Bilott的努力，少積累一些永不降解的化學物質 -- 又或許不會。 但我想說：Bilott，我敬佩你。Bilott，我為你喝彩，為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