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影評：無罪謀殺：德國人給我們的一次普法教育

在沒有看到這部電影之前，僅從片名來猜測的話，我很自以為然地就覺得這會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就算看了電影開頭前半段，那些殺手自首、律師對簿公堂的戲份之後，我依舊這麼期待著，期待著縝密的推理，抽絲剝繭般地尋找真相。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反轉之後，這部電影變成了一部關於反思二戰的作品，還是一部有著真實歷史事件為背景的電影。

在無數部關於德國人反思二戰的電影裡，《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討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不得不說，在反思二戰這件事上，德國人總是能夠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電影再去查資料才發現，原來電影改編自同名小說(The Collini Case)，小說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國執業的刑事案件律師。看到很多地方說小說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這個說法多少有些不準確。事實上，小說本身是基於虛構的創作，情節峰迴路轉，一波三折，但是在劇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事件，也就是所謂的德國司法沉珂——「德雷爾法」（Dreher Law）。

「德雷爾法」是德國1968年通過的一部法規。這部法規規定「在二戰時期犯下謀殺罪的納粹成員，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被視為過失殺人。」

簡單來說，這其實就是一部為二戰戰犯脫罪的法案。因為謀殺與過失殺人不僅在刑度有天壤之別，更重要的是，在德國過失殺人的追訴期為20年。通過這部法之後，原本在二戰時期殺人的納粹成員，都能因此逃過法律追訴。

起先，這部法案似乎也沒有引起普通德國人的關注，反而是靜悄悄地被通過了。直到小說《罪人的控訴》於2011年出版之時，這部「惡法」才被引入大眾的視線之內，並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最終促使德國司法部長下令籌組委員會，重新徹查相關納粹二戰案件的審理。所以我們才說《罪人的控訴》這部小說稱得上是改變現實的小說。

而改編自這部小說的電影《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不僅延續了以「德雷爾法」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層面、情感角度以及對二戰歷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當深刻的刻畫。

首先，作為一部以法律為主題的電影來說，《無罪謀殺》所呈現出來「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讓人敬佩的。電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們所謂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來解決問題。比如殺人兇手科林尼是在尋求法律途徑無果之後才選擇手刃仇人；協助通過「德雷爾法」的律師馬汀格一生都在為法律事情而奮鬥，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國家；主角萊恩作為初出茅廬的新手律師因為對法律的尊重而選擇為殺「父」仇人辯護。

這也正是電影在情感方面上極具張力的塑造。電影中的四個關鍵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師以及辯護律師，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們在生活上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受害人漢斯麥爾，也就是死者，其實是主角萊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長輩。萊恩作為一個土耳其人，兩歲時父親就拋下他們母子，若非受害人漢斯麥爾在萊恩幼年成長過程中不斷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成為德國律師。萊恩陷入情感糾葛，他無法為殺死自己恩人的兇手辯護，向法庭請辭辯護律師一職。

可是本案的對手律師正巧是萊恩大學的刑法老師馬汀格。他以過來人的身分開導萊恩，將來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不可能場場都請辭逃避。馬汀格下重話：你若想當辯護律師，就要有辯護律師的樣子。

這種尊重法律以至於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負汙點的做法，其實非常值得深思。放在我們這樣一個人情社會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終的重點在對二戰歷史的反思上面，《無罪謀殺》最討巧的地方在於，把劇情推進過程的全部轉折和懸念放在了一款罕見的手槍——瓦爾特P38（Walther P38）上。對於稍微了解一點武器的人來說，一看到這把槍肯定會想德國納粹。

雖然這款槍因為其優良的設計、穩定的性能，後來也成為很多國家軍隊或者警察的配槍，但是它與德國納粹之間幾乎可以劃上等號的綁定關係還是無法磨滅。畢竟德軍鐵拳，納粹最愛之類的稱呼流行了無數年。

有數據說僅在二戰期間，瓦爾特P-38半自動手槍的生產數量就超過了一百萬支，其衍生產品戰後依舊繼續在德軍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現代化的HK P8手槍逐步取代，結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種影視作品裡，瓦爾特P38也同樣出盡了風頭。《魯邦三世》的主角魯邦所用的愛槍便是這款，《變形金剛》中威震天變形後的形態即為一把加裝折疊槍托與瞄準鏡的瓦爾特P38。

所以說，《無罪謀殺》所設計的這個細節確實非常用心。P38的出現，並且幼年時期的萊恩正巧在漢斯麥爾的書房裡偷偷地見過這把手槍，一舉把電影中這場陷入膠著狀態的訴訟案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要向歷史尋找真相。

於是，萊恩沿著這把槍追查，竟然揭開一個動搖德國國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國法律界的羞恥——雷爾德法案。而萊恩的恩人漢斯麥爾，在1943-1945戰爭期間，曾在意大利屠殺平民，正是因為這部法案而沒有受到制裁。

事實上，2013年有項針對意大利坎帕尼亞（Campania）處決事件的研究，發現納粹在意大利屠殺高達2.2萬人。被處決的包括大批屠殺的猶太人、戰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數，他們通常是納粹軍隊報復游擊隊抵抗襲擊的目標。

這與電影中所呈現的也如出一轍。漢斯麥爾在擔任納粹軍官之時，遍下達以惡報惡的命令：「死一個納粹軍人，就殺十個反納粹游擊隊軍人。」抓不到反納粹游擊隊軍人，就用平民來湊數。而科里尼的父親正是那些無數被用來湊數的平民之一。

最終科里尼苦心積慮三十多年，終於殺了漢斯麥爾，踹爛他的頭，大仇得報，但是他並沒有絲毫的快樂。他放棄為自己辯護，甚至在最終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邊時選擇自盡。父親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他沒有結婚生子過著一般人的生活，他整個人生都活在報仇中。這種創傷是無法修復的。

整體來說，《無罪謀殺：科里尼案》鋪排穩重，技術四平八穩。可能會有很多人覺得這部電影的社會性遠大藝術性。從電影的角度來說，確實也沒錯，但是它的寶貴之處在於簡潔扼要地舉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喚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讓社會重新思考案例背後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以及法律的公正問題，而這一切無疑也是當下的我們——公民——所亟需去學會的。

《無罪謀殺：罪人的控訴》這樣的電影對於我們來說，根本就是一次德國人對我們的法律意識普及教育。尤其是電影最後選擇用科林尼的自殺來結束這一切，但是無疑給我們遺留下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科林尼沒死，法官應該如何判？這個問題在法律上絕對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謂正義只有透過公平、公開的訴訟程序オ能實現，而我們距離訴訟程序，更別提公平、公開的訴訟程序都如此遙遠。那麼可想而知，我們距離正義到底有多麼的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