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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BPM》影評:幫垂死的艾滋男友打最後一次飛機,要多深的愛?

BPM影評

《BPM》被譽為2017年唯一能和《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媲美的同志電影。此片於第70屆戛納電影節提名主競賽單元的「金棕櫚」獎。 影片的背景定於上世紀90年代的艾滋病爆發期。法國成為歐洲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國家,其艾滋病患者人數是英國和德國的兩倍。 法國政府創建的AFLS(法國抗癌協會),在成立3年的時間裡沒有履行相應的政府職責,由於漠視同性戀、性工作者、癮君子,導致巴黎的艾滋病患者每年驟增。另一方面,研製出有效抑制艾滋病藥物的梅爾頓製藥公司,受經濟利益的驅使,有意減少新藥的供應速度。此番情境下,由艾滋病病人和同性戀構成主體的ACT-UP成立,這一組織通過一系列的抗議行為,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關注艾滋病病人,同時普及性行為安全知識。 ACT-UP全稱」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患者聯合起來發揮力量) 影片兩條線索交叉進行,其一是ACT-UP組織的抗爭行為,包括遊行、示威、去製藥公司鬧事等,這條線索還呈現了組織內部的矛盾,突出表現在以男主肖恩(Sean)為代表的激進派和ACT-UP組織主席蒂博(Thibault)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的矛盾。另一條線索是男主肖恩和男友內森(Nathan)之間的愛情故事,最後以艾滋病患者肖恩離世而終結。 關於片名《BPM》的由來,導演羅賓·坎皮略(Robin Campillo)在採訪中說到: 「這個名字來源於我無比鍾愛的house music,這種音樂在那個年代很流行,它的拍數是每分鐘124次。我想表達自己對這種伴隨那個時代的音樂的敬意。這是一種歡樂氣氛和憂慮不安相混雜的音樂,完美地體現了當時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狀況。」 整部電影以ACT-UP組織成員打斷AFLS報告會開場,他們衝入會場,占領講台,曝光政府對艾滋病蔓延的不作為。個別組織成員,在事先沒有與組織溝通的情況下,私自向政府領導扔血球,男主肖恩用手銬把領導銬住。 接著畫面一跳,轉到ACT-UP的例會上,組織成員對之前的行動產生爭論。一部分人認為扔血球和銬住領導的做法屬於暴力行為,會給組織帶來負面效應;另一部分人則支持肖恩,認為只有過激的行為才能喚起政府和大眾的重視。 關於ACT-UP內部討論的內容,在電影裡多次穿插出現。大到組織的抗議行為是否越界,小到海報宣傳語的討論。 導演數次呈現討論片段,其一是因為導演本身就是ACT-UP早期成員之一,這些爭論是他的親身經歷。其二是導演擅長寫作,作為影片的編劇之一,借助不同人物的言語來刻畫群像。其三,表現出組織內部的矛盾和抗爭的不易。 電影的後半段,重心轉移到了肖恩和內森的愛情故事,這個愛情故事的發展,始終伴隨著男主與艾滋病魔的鬥爭。特別是最後半個小時,幾乎都用來呈現肖恩個體的病情發展。 整部片子在色調上偏冷色調,在戲劇矛盾的設置和人物感情的表達上,都沒有很激烈。但在表現大眾的恐懼和對病魔的掙扎方面做到了位。 整部片子看下來,李澈一直忍不住和另一部類似的片子的做比較。也是之前公號裡推過的《平常的心》。若不是陰道性交也會感染,恐怕男同們已被「順勢」清洗到滅絕。在拍攝手法和呈現年代感上,《120擊》更勝一籌,在人物刻畫上,我更偏愛後者。這可能和《平常的心》其自身的超強卡司有關,「出櫃班底」的每一位演員在觀眾心中已構建了鮮明的個人特質,識別度較高。相反在看完《120擊》後,並沒有某個特別的人物形象在我腦海裡打下足夠深的烙印。 在演技方面,《平常的心》中大嘴影后羅伯茨的那一場爆發戲,就足以讓我拍手稱快,而《120擊》中缺少這樣的片段,或者說缺少「影帝(影后)時刻」。至於男主的表演,電影後期被病魔折磨的表現,多借助於眼睛凹陷、身體消瘦的形象變化,這與《平常的心》中馬特·波莫的呈現方式如出一轍。 《平常的心》中孔雀後期的形象也是形容枯槁 據說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佩德羅·阿莫多瓦,得知《BPM》沒有最終拿下金棕櫚獎,阿莫多瓦在發布會上哭了。第89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的導演巴里·詹金斯得知這一消息之後,在推特上連發數條大罵,表達不滿。 整部電影中有一個畫面為人稱讚。成員們在迪廳蹦迪,灰塵揚起,鏡頭一再推進,背景模糊為深藍色。之後鏡頭虛化,飛舞的塵埃在一片深藍中慢慢聚焦,演化成細胞和病毒,寓意病毒對T4細胞的入侵,配合著動感的音樂,整個畫面觸目驚心。 整部片子有一大淚點, 肖恩進入艾滋晚期在醫院臥床後,男友內森來看望他。當平日裡堅強、倔強,從不妥協的肖恩流著眼淚,用無助的聲音對內森說:「我感覺很糟」、「我害怕」、「我很想你」之後,內森走向肖恩的床邊,開始輕吻他,同時將手伸入肖恩的褲子,為他手淫。 李澈當時看到這一幕,被震驚到了,震驚之餘是深深的感動。要愛的多麼深刻和濃烈,才願意為一個將死的艾滋伴侶手淫。這種愛,超越了規制的層面,超越了健康與病魔的界限。那一時刻的愛,無論是言語和文字,都無法充分呈現。而只有最純粹的最原始的生理觸碰,才能表達。同樣類似的,還有韓國同志電影《不後悔》結尾處,也是男主去觸碰對象的下體。也許同志之間的深愛,最濃烈的表現方式就是對於伴侶下體的熱愛。 電影中,隨著肖恩呻吟中射精的高潮,內森對他的愛也到達了頂點。 但是李澈的感動,不僅限於兩者的愛情,這種感動甚至到了人性的層面。 金星在她的自傳影片《金星小姐》中提到:她在國外生活時,某晚乘車,她遇到一個陌生的、患得哮喘的、極度肥胖的司機。就在這段行程快結束的時候,司機請求金星用手為他自慰。司機說很多年沒有過了,金星答應了。金星說自己滿足完對方後,回到家一個人哭了。她感慨:人不論活在什麼樣的社會階層,什麼樣的職業背景,什麼樣的性別狀態,人都是孤獨的。 確實如此,人性在本質上都是孤獨的。 前些天,有個清華的學長,為一個艾滋病感染患者(gay)介紹對象,問是否有人願意試著接觸。我應了聲,說願意先了解對方。 我學弟(沒錯,就是那個在深圳,最近沉溺於單戀的創業型學弟)發來信息覺得我接受度好大,其實並不然,我對對方也沒有絲毫同情的意思。因為我深知人性的孤獨。每個個體存在於這個世上,多數時間都是深入骨髓的孤獨。我想減輕對方的一些孤獨感,同樣的,我也需要別人能減少我的孤獨。在我的認知裡,你下班的時候,有個人在家中等著給你煮麵;你在書房看書的時候,有個人在廚房給你熱牛奶,這種陪伴,對於本質孤獨的人來講,遠比幾秒鐘的生理高潮更珍貴。 肖恩和內森做愛時,肖恩主動要求採取保護行為。 電影中還有一個片段李澈很喜歡。肖恩離世的當晚,肖恩的母親首次出場。ACT-UP的朋友們來告別肖恩時,肖恩的母親沒有痛哭,沒有抱怨,而是平靜地處理著肖恩的後事,同時為前來看望的朋友煮咖啡,準備食物。 逝者安息,生者如斯。生活總是以瑣碎的、日常的形態推進。 最後說點艾滋的問題。 原諒李澈不是研究這方面的,所以想到什麼說什麼。 前兩天和「李輝時空」的創辦人李輝姐交流。輝姐作為中國最早一批做艾滋病防疫的志願者,幫助了不少艾滋病感染者。 輝姐和我說,自己現在的工作,並不局限於感染艾滋病的同志群體。因為近年來,她發現異性戀群體感染艾滋病的情勢日益嚴重。所以她不想在做艾滋防疫工作時,局限在同志群體。我聽後說,如果侷限於同志群體,會有兩方面的負面效應。其一是將艾滋病和同志群體綑綁化,汙名同志群體;其二是會使異性戀降低對艾滋病的警惕性。 但是輝姐告訴我,從國家層面來看,似乎還是有意地將艾滋病和同志群體進行綑綁宣傳。 在一次討論遊行口號的例會上,此女子想的口號是:「艾滋是你,艾滋是我,艾滋是大家。」 說完後全體成員翻白眼,連主席也說「你太會嚇唬人了。」 現任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憲法學教授,作為出櫃同性戀者,在的帶有自傳性質的書籍《掩飾》中寫到: 「艾滋激發了同性戀社區的鬥爭」。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艾滋促使同性戀個體以同性戀的身份出櫃,抨擊國家和社會對這一流行病的冷漠無情。 所謂物不平則鳴也是這個意思。 書中還寫到: 「同性戀權利運動深受其先輩的恩惠,例如種族和婦女民權運動。當我們逐漸成熟壯大,成為一個社會群體時,同性戀者便可以報答前人,貢獻出一種對同化的批判,而這會豐富民權範式,惠及所有需要民權保護的人。」 不久前澈澈去參加了一個有關「性別和性少數」的電影討論會,在聊到性少數和配額制的問題時,我受《為精英主義辯護》一書的影響,認為配額制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 在場的專家告訴我:「其實比制度更難更改的是文化。在文化沒有改變前,只能從制度的層面滲透,比如少數名族幹部計劃。而在另一些問題上,在一些制度都不傾斜的國度,只有先通過文化的滲透來慢慢改變。這種改變,就需要民間組織來不間斷地發出聲音,比如性少數的問題。」 確實如此:當下的任何一種平等,都不是從天而降的。 多數人如今享有的權利通常都是少數人在昔日靠著流血爭取過來的 文章開頭提到《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與《BPM》一起成了17年年末同志影迷的兩份禮物。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是一個童話, 這裡沒有時代的壓迫、沒有歧視的目光,所有的情愛和欲望都在夏日的青春裡如蟬鳴般聲嘶力竭地綻放。《BPM》是一場戰爭,一群被病魔纏繞的年輕人,努力地發出自己的吶喊聲,這聲音裏包含著對平等的要求,對關懷的期盼和對生命的渴望。 一個專注同志電影的暖心公眾號:李澈學長 ID:CheLeeboys 歷史文章 2018年,才不要做一個佛系Gay! 你要的聖誕大禮包,給你!全給你! 中國第一部同志禁片裡,除了總攻胡軍竟還有位一線女星 每個gay身邊都要有一位好直男之「東北萌蠢男」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佔有我,問我想不想要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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