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藍色比爾街的沉默》影評：訪談：巴里·詹金斯【編譯】
藍色比爾街的沉默影評作者： Erin Overbey (The New Yorker)
譯文首發於《虹膜》
18年12月3日，《紐約客》推出了特別版的雜誌特輯：入選的文章中，就包括詹姆斯·鮑德溫1962年的一篇書信體雜文《來自我頭腦中某一部位的信》，此文在次年被收入了散文集《下一次將是烈火》。儘管距今五十餘年，鮑德溫有關種族歧視、貧窮和大規模監禁的書寫，仍然能引發共鳴。巴里·詹金斯就是鮑德溫的現代忠實讀者之一，詹金斯曾憑藉《月光男孩》榮獲2016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而他的新作《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正是改編自鮑德溫1974年寫就的同名小說。原著和電影都聚焦在蒂什和芬尼這對年輕的美國黑人情侶身上，芬尼被誣告並定罪，兩人攜手竭力對抗世界的不公且堅守他們的底線。
《紐約客》通過電話聯繫到了詹金斯，跟他聊了聊新片以及鮑德溫對他的影響。
你最初接觸到的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是什麼？
《喬凡尼的房間》、《到高山上去宣布》（又譯《向蒼天呼籲》）、《另一個國家》——我最早讀的都是他的小說。其後，又開始讀他的散文集《下一次將是烈火》、電影評論集《遊手好閒》（譯者注：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 to do為一句諺語，意譯為——遊手好閒，造惡之源）。這些作品塑造了我對鮑德溫的認知，直到我讀到《假若比爾街能夠講話》。
第一次讀《下一次將是烈火》的感受如何？
《下一次將是烈火》其實是我的某位前女友交到我手裡的，所以我不得不翻開——她跟我說我「必須」讀一讀這本書。《下一次將是烈火》給我帶來的感受是振聾發聵的，鮑德溫如此直率地描寫出了一個還未消失的美國，以及我那時所處的環境。我一直十分欽佩鮑德溫的誠摯——在描寫我們身處的社會和政府的體制這一層面，他一以貫之地，為被剝奪了正當權利的美國黑人書寫故事。
鮑德溫顯然希望人們能更開放、更直爽，並不僅僅是種族問題上，也關乎愛和性。
鮑德溫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對自己的性慾及性取向開誠布公的作家。非常坦白，且實事求是。我喜歡《比爾街》的原因就是，他非常清楚「不一樣」不是什麼可恥的事。蒂什和芬尼的孩子是未婚先孕；蒂什還是一個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女孩。鮑德溫對於這些情節直言不諱。我認為，這種描寫是鮑德溫為了對抗性壓抑。對於這些角色情感和經驗的豐富刻畫，甚至都有點激進了。這些內容可能是令人不適、或駭人聽聞的，以致角色顯得出離現實。但一旦你回過神來——以鮑德溫的口吻來說——你就知道這其實講的是人性墮落的一面。而且，我認為，通過對所有人都會經歷的事情或的紮實描寫，鮑德溫是在展現角色的完整人性。
對於鮑德溫那個時代的作家來說——一切似乎都出於危險之中，隨時都可能有摩擦和砲火——堅持書寫這些元素，探討性慾，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有人會問，為什麼要持續關注平權運動？把書寫得簡單乾淨、適合所有年齡段讀者閱讀不好嗎。鮑德溫的反應大概是，「見鬼去吧！」對於美國黑人來說，關於（性）的認識和對種族隔離、體制不公的了解同樣重要。
接觸到《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是什麼契機？
是一位朋友大概在2010或2011年拿給我看的，她大意是說，我必須看，因為這本小說裡有電影的影子，而且我是完成改編的不錯人選。我對於這種話常常是左耳進右耳出。但當我真正開始讀的時候，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蒂什和芬尼之間的愛是那麼純粹，讓我非常感動。這本書也擁有鮑德溫散文中標誌性的憤怒情緒和社會批判，它很好地融合了小說筆調和隨筆表達。
《來自我頭腦中某一部位的信》中，鮑德溫提到了他的恐懼，當他父親「意識到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白人男孩能做的所有事，以及我全力地想證明自己可以。」這篇文章和《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有缺陷的刑事體制——《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中，芬尼因莫須有的罪名關入監獄。
對，而且《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是1974年出版的——今天看來更為震撼人心，因為體制充滿了蠅營狗苟：那些年輕人是體制的犧牲品且被要求按照規定行事。體制目標是為了鞏固體制。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想到了克里夫·布勞德，那個被指控偷了背包的紐約男孩，他被關在雷克島監獄三年，多半是單獨拘禁。刑滿釋放後，他選擇了自殺。
有意思的是，史蒂芬·詹姆士（飾演芬尼）曾說，他在揣摩這個角色時，曾竭力去描摹體會克里夫·布勞德的可怖遭遇。鮑德溫透過這對無辜情侶的苦難，去揭露大規模監禁體制的黑暗。這本書第一時間打動的我是蒂什和芬尼之間的愛情——但同時它也是關於愛是如何被摧毀的故事——當芬尼陷入體制陷阱的時候。
影片最長的一個鏡頭是，芬尼和已被監禁的朋友丹尼爾之間的一段對話。
小說裡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孩子總被告知自己一文不值，而他們周遭的一切都在證明這一點。」丹尼爾就是這樣的孩子。他成長的環境就灌輸給他這一觀點，而體制更是雪上加霜——你一文不值，因為我們可以對你任意處置，沒有任何道德或法律的出路。我們很早就決定這一段內容應該出現在影片中段的位置——在我們已經了解了蒂什和芬尼這對情侶的情況後，其他角色就該適時出場了，觀眾得以知道芬尼將會面對怎樣的折磨。
簡單來說，這類對話可能常常發生在年輕黑人男孩之間：「嘿，最近過得怎麼樣？」「挺好的。」如果對話繼續，可能是，「挺好的，而且…」再繼續，可能會變成，「挺好的，但是…」最終可能會是，「其實我過得一點都不好。」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將對話進行到最後階段，除非我們需要露出傷疤。而在芬尼和丹尼爾之間的對話中，鮑德溫提供了非常生活化的經驗，讓你能感同身受。
兩人談話時的配樂是什麼？
是邁爾斯·戴維斯的《綠中藍》。這首歌是《泛藍調調》那張專輯中我最喜歡的。我記得，我第一次播放這首歌時，有人跟我說，「為什麼會播放這種爵士樂？聽起來就像某種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但這是我聽過的最哀傷的爵士樂！丹尼爾雖然自揭傷疤，但他也已經能坦然處之了。《綠中藍》不僅是留聲機播放的旋律，更是丹尼爾的心聲。
《來自我頭腦中某一部位的信》中我最喜歡的段落之一是關於爵士樂的描寫。鮑德溫寫道，「所有的爵士樂，尤其是布魯斯，總有些尖銳的、諷刺的，乃至莊重的、意義雙關的調調。」歌曲似乎有兩面性。最歡樂的歌出現在傷心之地，而最哀傷的歌跳脫於歡樂之中。
這就是為什麼《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中用了大量的爵士樂。影片從羅曼蒂克的幸福時刻急轉直下，到創傷過後的慘境。有時候，歡樂的事情事實上並非那麼歡樂，而聽起來哀傷的事實際上也沒有那麼哀傷。這得取決於具體感受，以及演奏者投入的能量。
《假如比爾街能夠講話》和《下一次將是烈火》另一個共通的話題是消極的自由主義——鮑德溫發出提問，如果偏向積極，應採取何種行為？
這就是我們塑造海沃德這個律師角色的原因，他比小說裡年輕十歲。他是一個初出茅廬、少不更事的形象，大體是個消極的自由主義者。所以除了隨大流，他還做了什麼呢？蒂什和芬尼進入他的生活後，他開始思考一味隨流的後果？會有多少「芬尼」的命運因此改變，如果有人像他一樣開始肯定他們的價值。
我們還給這個角色加了一段小說中沒有的劇情。嘗試表現出他實現了鮑德溫認為可能的轉變——從消極變為積極地信守自由主義。但這個橋段最後被剪掉了，因為這樣的呈現可能會讓人以為在芬尼身上的事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並不是任何人的錯——時局就是如此——我認為鮑德溫所要表達的並不是這個意思。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