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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出走巴黎》影評:影像之於政治的寓言

出走巴黎影評

當影像在面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的時候,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呢?我們習慣的思維方式是要以讓影像抽離出來,客觀的去觀察事情發展的來龍去脈。我們看到的幾乎所有的政治電影都是這樣做的,像《開戰》、《悲慘世界》、《Z的故事》,都是以一種抽離的視角,不管它的氣氛多麼能調動人的情緒,他始終是抽離的視角在講一個故事。 在其中,攝影機要做的,是觀察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由於政治的社會性,它不需要太多的私人情感,使我們更傾向於選擇一種抽離的視角去看待政治,彷彿這樣可以更公正。然而《出走巴黎》卻採用了一種更為私人的視角去剖析政治,這是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皮德的個人風格。 今年6月那達夫·拉皮德曾經來到上海電影節的「電影學堂」分享自己的創作經驗,而就在2月份,他剛剛憑藉《出走巴黎》拿下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最佳影片。 在上影節上,他說「電影不一定是我人生的複寫,但它跟我的人生經歷息息相關。我不僅僅只是在電影裡寫自傳,而是希望通過展現生活中不同的方面,在電影裡談一談社會問題。我相信每個人都是一扇窗,通過這扇窗就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各種存在。」這是一部屬於拉皮德自己的私人電影,而同時他又是社會的,因為他給我們帶來了很強烈的社會思考。 《出走巴黎》的故事跟簡單,以色列士兵約亞夫不喜歡自己國家不自由的氛圍,因此逃往夢想中自由的歐洲,擺脫以色列的影響。可是到巴黎的第一天,就遭到了洗劫,幸虧遇到了一對生活富裕的情侶,作家艾米勒和他的女友卡洛琳,才獲救。 他背誦法語、學習法國歷史、在法國找工作,努力的想要融入法國這個社會,但是並沒有那麼容易。 法國這個國度在經歷了中世紀時代、波旁王朝時代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之後,文藝復興之後的法國成為了歐洲的文化中心。之後的啟蒙運動,也是在法國達到了高潮。在英國人提出了社會契約論之後,法國人順勢提出了「人民主權說」和「三權分立」理論。這三大理論,成為了全世界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 法國的文化中心地位,不是靠一朝一夕,而是因為它長期以來作為整個現代文明的根基而存在的。 但以色列社會卻不具備這樣基礎,這是一個宗教的國度。在以色列並不存在多元的價值觀,這個曾經長期政教合一的國度,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都受到猶太教的強烈影響,比如在以色列,新生兒還保留著割禮的習俗,並且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但以色列本身並不是一個兼容並蓄的國家,在猶太教的教義中,猶太教的律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對異教徒的排斥非常嚴重,幾乎與伊斯蘭教差不多。 這也正是《出走巴黎》中男主討厭自己國家的原因,他對於本族的文化是沒有認同感的。但是當他進入到法國這個社會以後,他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他從一個民族的叛逃者,變成了另一個民族的外來者。 《出走巴黎》的開端是全片尺度最大的一場戲,男主被洗劫之後,身無分文也沒有衣服可以穿。他赤裸著身體到處敲門,為了暖和自己在浴缸裡自慰。這一場戲在視覺上是極其有衝擊力的,一方面是導演因為特別選用了一個肌肉健碩的帥氣演員,而另一方面,他以這樣的性感裸體去衝擊一個個冷漠的門,其實是一個環境的刻畫,在其中門被用來作為法國人冷漠的象徵。 而在結尾,情緒醞釀到高潮的時候,約亞夫用身體一下一下的撞擊著永遠不會再打開的門,整個影片在此戛然而止。其實是特意安排的首尾呼應。導演通過這種呼應,強化「門」的象徵意義。 在獲救之後,約亞夫開始想要融入法國社會。此時,對於法國文化來說,他其實是一個外來者,而這種外來者的身份自帶一種「他者」的視角,以此去觀察法國社會。影片事無巨細的展現了他在法國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在價格最低的超市購買食品,去應聘保安,成為男體模特等等。這些經歷,有一部分是來源於拉皮德自己的故事,甚至於他在上海電影節的時候說過曾經想要自己飾演這個角色,但最終未成,所以很多人把《出走巴黎》看作是拉皮德的自傳。 從影片的表現手法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拉皮德強烈的個人情感。他打破了政治電影二元對立的敘事方式,而改用一種看起來更溫和、更主觀的方式去表達。行走在路上的時候,約亞夫一遍一遍的重複的背誦著法語單詞,鏡頭一直使用第一視角,強調男主的主觀世界,這是一種主觀感受的傳遞,通過這種傳遞,形成一種代入觀感,導演悄悄地完成了觀眾與角色之間同理心的構建。 而在非主觀鏡頭的時候,又在傳遞一種隔膜,即是通過隔膜去完成對「門」這個屏障的解讀。在男主去做GV演員的時候,我們能明顯看到男主和攝影師之間的關係。攝影師是命令的發布者,他拍攝GV給別人看,所以它的鏡頭後面連接的是千千萬萬雙法國人的眼睛。男主約亞夫的性感肉體在鏡頭下成為了一個被觀賞的消費品,一是強調他個人的「他者」身份,二是強調他在法國人的眼中永遠是被觀賞的異類。 這與片中情侶的作家艾米勒的作用是一樣的。艾米勒想要約亞夫的故事來為他寫小說尋求靈感,這本身就是一種對他人生活的觀摩。片中艾米勒是貴族子弟,自己是缺乏在底層的生活經驗的,一方面他出於獵奇想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巴黎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他寫出小說的目的也是為了滿足更多巴黎人對以色列的好奇心。 這種目的說好聽一點是促使巴黎人能夠更接受異族人口,說難聽點就是消費他人的苦難。這是人類一種文化消費的心態,即是消費式的同情心。 但這種所謂的同情心,其實是源於巴黎人自己的信條。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約亞夫打開了門讓一些異族人進門避雨,因此被辭退。他意識到,巴黎的文化整體依舊是排外的。他排除的是「自由、平等」價值觀下的異見人士。 影片在學習班中,一遍一遍的強調法國人的文明信條,「男女平等、LGBT平等、公民言論自由」,卻從根本上並不包容異見人士。這樣再去看學習班中高唱法國國歌的情節,無疑是絕妙的諷刺。 也因此在情緒醞釀許久之後,在臨近結尾的演出上面,男主的情緒突然爆發,不再嚮往自由的法國,甚至情緒化的說出了一些帶有性別歧視的話。此時的他,對自由法國已經失望透頂,由母族文化的叛逃者變成了文明世界的叛逃者。 拉皮德將男主性感的健碩肌肉適度的消費,並用血肉之軀去對撞法蘭西這口平靜水面下的乾涸枯井。性感肌肉和英俊面龐與乾枯的法國,形成了豐滿理想與乾枯現實的對比,前半段骨子裡的逆反都被隱藏在黃色的風衣下。 而在臨近結尾的時候,他脫去風衣,改穿白色的背心,骨子裡的野性與反叛力量開始逐漸顯現出來,隨之性格也變得更為焦躁和暴力。而在最後他重新穿上黃色風衣想要再去敲開門,卻遭到了冷漠以對,那種悲憤的力量讓他一下一下的以身體去撞擊大門。觀影者的情緒在代入男主之後,也達到了頂峰。最後一場戲,以一錘定音的氣勢,將本片的觀感又抬升了一個層次。 回看這部電影,我們可以看到拉皮德的私人視角,一切都是以他的視角去呈現的,甚至可能會有偏頗。但姑且不論對與錯,我認為,拉皮德確實給我們帶來了關於文明世界的一些思考,這點是值得讚賞的。我們在看多了奧斯卡和歐洲三大電影節那些政治正確的影片之後,終於看到了不同的東西。 而我們這個世界,是需要看到不同的。 本文首發於銳影Vanguard,版權歸屬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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