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絕望者之歌》影評：和中國產業工人的鋼琴

我不知道誰翻譯的《絕望者之歌》這個名字，但我覺得太差了。在《韋氏字典》裡，Hillbilly的解釋是：

「 a person who lives in the country far away from cities and who is often regarded as someone who lacks education, who is stupid, etc. 」

從字面意思上看，這個詞是「鄉巴佬」的意思，但是，美國的「鄉下」和中國的「鄉下」可相差太遠了。中國的鄉下，指的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和「城裡人」想對應的下層階級；但在美國，階級的差別不在於城鄉，而是種族。Hillbilly一詞最早特指阿巴拉契亞山脈南部的山區居民，後來擴展到阿拉巴馬等中南部，再後來被媒體「回收」使用，指代這是一個俚語，翻譯成文縐縐的「鄉下人」不但讓中國讀者腦海裡混淆成想當然的中國鄉下，還帶上了一層書面語的嚴肅色彩，配上後面的「悲歌」，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以為是伊利亞特般的荷馬史詩。

其實，這個詞翻譯起來很簡單：老鄉。

東北老鄉，江西老表，陝西鄉黨，台灣鄉親……不讓代表了他們的出身（如同作者J.D.萬斯的家鄉肯塔基），還表達了他們離鄉背井在城市打拼的背景，成為產業工人又衰落的歷史。「悲歌」這個詞本來是希臘神話裡的專有名詞，在這裡也覺得不合中文語境，不如叫「泣血錄」或者「血淚史」」好了。《老鄉血淚史》，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活著》的感覺？

《絕望者之歌》原書最為重視的地方，是它本質上是一本美國工人階級的階級自傳。從肯德基的鄉下到俄亥俄的工作，萬斯的家族經歷了貧窮、遷移，產業化，再次貧窮，從成功跨越階層的萬斯筆下娓娓道出，在2017年這個川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的第二年出版，顯得尤有時代意義。鐵鏽區的工人是從哪裡來的，又要到哪裡去？為什麼他們放棄多年支持的民主黨，投向了共和黨的懷抱？這本書表面上看起來是家族式，其實卻是階級史。而萬斯的階層躍遷，只是一個家族例外，他能當上海軍陸戰隊員，從而賺到高昂的大學學費，進入耶魯法學院成為JD，是他童年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這種躍升使他有了局外人的視角，再重新審視他過去的生活的環境，使故事有了一個二元的視角， 好比劉強東去寫江蘇宿遷，許家印去寫河南周口。

書的成功，也是電影的缺失，是萬斯對社會根源的拷問。書裡寫的是美國夢的破碎：為什麼一個家族成為產業工人、為逃離貧窮所做的努力最終化為泡影？為什麼他們努力想活得像中產階級一樣卻不可得？藍領階層墮落和貧窮的根源在哪？他們在美國社會的未來位置是什麼？這些問題，在電影中通通都沒有表現。電影把階級史拍成了個人史，把家族史拍成了家庭史。這當然部分是因為影視語言的篇幅侷限所決定的，但同時也表現了導演視角的狹窄。故事本身還是很好看的，敘事的節奏也沒有問題，萬斯母親和外婆的表演都讓人覺得動人，但這遠遠不是全部。

這讓我想起前幾年張猛的電影《鋼的琴》。也許是中文語境，這個名字比《絕望者之歌》就好得多：一個東北的產業工人要給自己的孩子造一架「鋼」琴。這名字裡有貧窮、有堅韌；有對背景的講述，有帶著同情的諷刺，還有對精神生活的嚮往。一石多鳥，好極了。

相比《絕望者之歌》的背景寫實（也是美的），在張猛的鏡頭下，整個東北重工業區呈現出一種西方文學中舊約般的末世情態。日光透過破敗的包豪斯建築，照進廢棄車間裡的荒蕪雜草和油漆斑駁的鋼鐵，光斑在鏡頭上閃閃爍爍。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把破產的工廠拍得這麼美，彷彿這不是破舊的工廠，而是某些具有生命的東西，而機器在其中承擔了讓這個有機體死而不僵的機能。在破舊的外表下火花四濺的鋼水，顫顫悠悠的吊車，上下搖擺的天平，都是這個有機體的一部分，讓人看到它似有似無的生命力深藏在層層垃圾的底下，彷彿蟄伏的巨獸不知道何時會爆發。

《鋼的琴》鏡頭簡單，剪輯直接。許多外景的鏡頭都是用廣角直接拍建築的正立面，彷彿一張二維的畫，濃縮了時間和空間感，人物在裡面渺小得如同畫上的配角。而人物的出現也是奇怪的：他們的背景永遠都是空蕩蕩的：沒有行人，沒有街景，沒有群眾演員。有的只是雪後的枯枝，冒著熱氣的煤球爐子，空無一人的街道，遠景斑駁的宿舍樓。彷佛這個城市和這些工廠一樣，在爆炸的轟鳴聲中倒下，如同留蘇的老工程師竭力挽留的兩個大煙囪，永遠地灰敗和沉默下去。

他的剪輯也和鏡頭一樣直接了當。比如陳桂林借錢四處碰壁之後，下一個鏡頭就直接是偷鋼琴；而偷鋼琴行不通之後，下個鏡頭就是開始找人造鋼琴。可是他也並非只有造鋼琴這一個主題。

有人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手指靈活，車工細膩，那是從代代師傅那裡傳下來的手藝。這些手藝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敗給了崛起的第三產業，後來是IT業，在後來是泡沫一堆的金融業。那些存在於我們童年腦海中的手藝被張猛以最浪漫的形式呈現，給這些末世的產業工人劃上了一個傷感的句號。這些工人，他們是我們的父親，他們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的父親小時候能用廢木頭給我們做小馬扎，我們的母親能用靈巧的手給我們織各種花色的毛衣。他們用廢舊的零件車出旋轉的陀螺，他們用融化的鋼鐵焊出一朵鐵花。具體到個案上，我的父親曾經用木頭的邊角料做了一個電池燈，用於照明不時停電的那個年代，而裡面的電池來自於我母親的工廠。我小時候常常去她的車間裡幫阿姨們串電池蓋，聽那些女工聊天，聞著柏油的氣味。這些手藝在時代的浪潮中變得一無所用，直到張猛的鏡頭前。

他本來可以做得更煽情，像賈樟柯在《二十四城記》中一樣，讓受訪者講講當年的故事。可是他沒有這樣做，甚至在刻意迴避煽情。小元站在父親面前的時候，只要鏡頭再多幾秒鐘，我就會落淚，可是他戛然把鏡頭轉向了其他的地方。這不是編造，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他的鏡頭是活在這些工人中間的。

「鋼」琴的聲音不好聽，含含混混的。可是在父親和工人聽來，那是世界上最好聽的聲音。影片的末尾有點象徵主義的感覺，秦海璐如同卡門般晃動妖豔的舞裙，奏出了產業工人謝幕前最後的讚歌。

當然，《鋼的琴》和《絕望者之歌》時間跨度和故事體量遠不一樣。鋼琴是小品，一個故事，話劇三一律式演繹；悲歌是跨時代的歷史，一個人的成長，風格完全不同。但鋼琴可以以小博大，管中窺豹，讓觀眾了解——起碼也是感受到——東北重工業的沒落，這些是悲歌遠遠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