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告別語言》影評：：在沉睡的河流中看見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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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來很抑鬱，他夢見了馬克薩斯群島，就像傑克·倫敦的小說裡寫的一樣。

像是喃喃自語，又像是在對話，可是那本書是合著的，句子在裡面，段落在裡面，像傑克·倫敦小說一樣的故事也在裡面，而那個憂鬱的他也一定在裡面，那麼真的在不被打開的時候去往了夢中的馬克薩斯群島。但是閉合的書本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為什麼男人還在說話？一種打開的狀態，是讓「他」，讓那個夢，讓馬克薩斯群島，甚至讓傑克·倫敦的小說又變成了一個文本，就像說完這句話之後，黑色的屏幕上打出的一行字幕：名單之後還有內容。

終於在一連串和影像相關的工作人員之後，打開的聲音變成了內容：「馬爾堡出發去打仗，不知道他何時歸來！」不是一個男人的喃喃自語，也不是他和一個女人的對話，而是集體的口號，以一種陳舊、復古而又激昂的方式在影像的結尾回盪，彷彿一本書打開，在歷史的深處，在虛構的深處，在語言的深處又繼續呈現一種可能：他何時歸來？歸來或者不歸來，都是關於時間的疑問，而這個疑問看起來是一個通向無限遠的存在，但是卻被一種擺放在那裡的障礙所終結：戰爭。

打開的聲音，打開的語言，終結即使新的開始，而回到題解，這便是一個「」告別語言的問題。標題是「ADIEU AU LANGAGE」，呈現在屏幕上的時候，一樣是黑色的背景，一樣是名單，也一樣被打開：戈達爾把這個標題置換成兩種形式，一種是「AH DIEUX」——單數的神，另一種是「OH LANGUAG」——哦，語言。「道與神同在」，語言即是神，戈達爾就是在恢復語言的邏各斯狀態，但是當語言變成神，其意義是在尋找一種同一性，一聲爆炸傳來，是關於戰爭的註解，但是戰爭表達災難的同時，卻也成為一種如神的存在，戈達爾就是引用赫拉克利特的方式把看到了語言和戰爭的同一性，也就是語言和戰爭一樣，建立了一種秩序，甚至如神一樣創造了萬物存在。

「我們會像發動戰爭一樣維護和平。」這是一種弔詭，戈達爾其實在這樣的弔詭邏輯中衍生出兩種思路：戰爭摧毀了和平，這是罪惡的根源，但是在這種「反戰」之外，則是戰爭的平等性，「國家必須為整個過社會負責」，甚至，國家也拿走了一切的恐怖主義。所以無論是1793年恐怖時期的新立法，還是1933年希特勒通過民主選舉上台，其實都代表著一種舊秩序的終結，而現在的問題，其實是戰爭平等的合法化問題，也就是說，戰爭製造的災害是有形的，它可能的平等則是虛幻的，就像戰爭之後的法律，「如果法律視自己有理，則是欺人。」

語言是不是也在這個意義上，跌入了無法解決的悖論中？兩個孩子坐在地上玩骰子，投擲、落地，顯示出上面的點，上帝不玩投骰子的遊戲？這是一種邏各斯的必然性？但是天真的孩子卻在遊戲中變成了神，他們主宰了自己的世界，主宰了一切的機遇，即使隨機，即使偶合，也是遊戲的一部分，或者，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和語言，以及上帝，更像是一種面向自身、「視自己有理」的遊戲，所以當這樣一種邏輯成立，那麼「告別語言」就會成為一個關於平等、關於自由的論題。

而其實，戈達爾從來沒有試圖以神學、哲學的目光來審視這個人類存在的問題，被打出的3D變成了被壓在2D上面的一種懲罰性標誌，搖晃的鏡頭變成了對於平穩世界的破壞，囈語般的各種引用、錯亂的畫面變成了對於影像的一次解構實驗，而本來在鏡頭後面指揮的戈達爾卻說：「我現在已經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經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似乎一種失控的狀態，正在把所謂的語言推向無法闡述的極端，而無法闡述的語言，既不是為了誤讀，也不是為了無語，而是在這種如戰爭的弔詭中發現那個「水底思想」。

一種實驗，就是從那文本的《文學探索試驗》開始的，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在戈達爾長大的瑞士日內瓦湖畔的小城尼翁中，被擺放在桌子上，女人拿起一本，男人則看手機上的索爾仁尼琴頭像，一種現實的場景裡，交匯著文本的語言和技術的語言，但僅僅是一種工具的運用，當圖書、手機、搜索、頭像都變成語言的一種，索爾仁尼琴所書寫的關於文學的探索實驗意義何在？遊戲之一種？對語言的解構，其實也是對於戰爭的一次建構：女人起先坐在凳子上，男人從遠處過來，然後把女人從椅子上拽起來，並推搡著，一種暴力的實施，而當女人和男人離開鏡頭之外，一輛車從另一邊開過來，然後想起了槍聲，接著有人跑了過去，在鏡頭之外查看發生的事情。最後，另一邊走過來另一個男人，他拿著報紙，走進椅子，然後看著女人坐過的椅子，作沉思狀。

一個遊戲？一種行為藝術？鏡頭之外和鏡頭之內，男人和女人，暴力和槍響，似乎都在用影像語言來解讀這一切，而隱藏其中的線索更可以解讀為：為什麼沒有反抗？「社會是否會把兇手看成是社會的反抗？」女人的聲音這樣說，聲音提出疑問，似乎也需要用聲音來提供答案：「他病了。」和語言一樣，在反抗的意義上，兇手是社會秩序的受害者？但是當他們反抗而製造暴力甚至災難、戰爭的時候，是不是也變成了實施者？所以又變成了一種悖論：無論如何，在一種缺無的狀態中，語言無法解說語言，戰爭無法結束戰爭，當然，法律也無法維護自身。

這只不過是戈達爾的一個引子，在被打碎的影像世界裡，在被解構的語言悖論中，他似乎想要尋找語言言說兩種形式的真正意義：第一部分叫自然，第二部分叫隱喻，而且，在神學、哲學、社會學層面之上，加入了劇情：「一位已婚婦女和一位單身男人相遇。他們戀愛，爭吵，流淚。一隻在小鎮與城市間遊蕩的狗。四季輪迴，男人和女人再度相遇。」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間房子，戈達爾提供的劇情文本似乎天生為戰爭式語言安排了位置：首先，女人是已婚，在男人的口中說出過他的丈夫，「組織事件，但只是個體。」女人這樣回答男人的問題，組織事件，是不是就像結尾喊出口號的人？女人說到了「金沙薩」，說到了剛果河灣，無疑也證明了一種戰爭的存在，但是「只是個體」，也就具有了某種偶然性，甚至是自由選擇的權力。其次，兩個人省略了結識和交往的過程，但是在此時此刻在一起的現在，他們卻在爭吵，這是不是另一場戰爭？女人說，四年了，我愛你，我離不開你。卻在另一次說，你傷害了我，你性侵了我。

在陰暗、壓抑的世界裡，男人和女人沒有過多肢體的衝突，甚至他們會以交合的方式度過時光，所以兩個人在一起，他們在個體層面上的戰爭就只剩下語言：不僅僅是兩個人吵架的戰爭，更是不同觀點的交鋒，甚至是兩個人如何相處、如何愛、如何恨的交流。已婚女人和男人，似乎天生構成了一種不對等的關係，所以在所謂語言的問題上，他們直面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平等。女人說，我不能待在著，「今天，每個人都害怕，今天是一個噩夢，每個人都以為夢是別人的。」男人則說：「我不害怕。」女人說：「你侵害了我。」男人說：「我們必須做點什麼。」然後佔有了女人的身體。女人說：「我離不開你。」男人說：「現在，就離開，微笑著離開。」

一種言說意義上的不對等，所以當女人似乎更渴望一種「平等的意向」時，男人則告訴她：「平等的基礎，是所有的時間和空間裡的人都是一瞬，所以唯一的思想是在糞便中產生。」不平等是因為有思想，當所有人都變成產生糞便的動物，也就不會有這種不平等。這是一種取消了主體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取消思考，取消言說——一句話必須要有主語，有賓語？所以只要有主語和賓語，有主體和客體，甚至有男人和女人，由過去和現在，就會有不平等：她赤身裸體地站著，他蹲在廁所的馬桶上，她想要洗澡，他撫摸著她卻被拒絕——他們永遠在對立中，永遠在主語和賓語的位置上。

所以在這樣一種境況下，男人和女人要消除對立，要建立平等，就必須「告別語言」。他們似乎用兩種方式來抵達這個目的，一種是返回沒有思考就沒有語言的狀態中，「如果一個人的雙眼被其他人的注目鎖定，那麼他就無法自由思考。只要被目光鎖定，我們倆便不再是我們倆，孤身一人變得難以忍受。並不是動物盲目，人，被良心遮蔽，無法看清世界。」成為動物，就像男人引用里爾克的那句話：「外界只能通過動物的目光感知。」於是，這個世界永遠有一條狗，一條沒有母狗愛情的狗，一條沒有同伴對話的狗。

狗在河邊，狗看落葉，狗在覓食，狗在觀察，一雙狗的眼睛，就是沒有語言的人的眼睛，它在溪水中，在河岸邊，在草地上，這是一種自然狀態，而這也是戈達爾所謂「自然」的一種解讀，而投射在狗身上的自然主題就有了這樣一種邏輯：狗沒有語言，所以是平等的，狗裸體，所以是自由的，「自然中沒有裸體，動物沒有裸體，因為它們生而裸體。」裸體就這樣在沒有裸體的自然中成為自由者，而這只不過是又一種悖論，狗也會被甩上鐵鏈，也會悲哀地叫喚，也會孤獨和無助，而這些難道不是狗的語言？而狗也在男人和女人世界裡產生了互文，它也坐在沙發上，也在房間裡，而這樣一種狀態又徹底解構了男人和女人所謂的自由論：他們也學狗一樣裸體，也自由行走，但是依然在。兩個人的世界裡構成了一種對立。

「所有面對面都會創造語言。」這是男人說的話，而使用語言就必定會有東西出現，「要找個翻譯」，這是語言轉換，甚至取消語言對立和爭吵的一種辦法，這種翻譯便是行動。無論是男人進入女人身體，還是女人作為模特讓男人繪畫，他們都在不創造語言的情況下處在翻譯中，但是語言只是藏匿了，並不是消失了，甚至行動本身就是語言，所以女人在拿著托盤，拿著畫布的時候說：「只有做些什麼，我才能說話。」做些什麼本身就是語言，而他們在行動意義上卻一意孤行，「事實無法解讀我們的所作所為，但可以解讀未竟之事。」——把行動指向了未來，而未來不存在於語言之中？一種虛妄而已，正如他們裸身站在鏡子面前，男人說：「我們兩個都在。」而女人卻說：「是四個。」所以當兩個變成四個，當虛像變成實體，指向未來的虛妄又成為語言的新牢籠。

「也許我們會有孩子。」這是男人對未來的某種期許，而女人的回答是：「不一定，那就養狗吧。」未來是孩子，未來是狗，未來是玩骰子的孩子，未來是裸體的狗——和現在有什麼區別？所以語言或許會成為永遠無法說再見的東西，就像男人和女人，「上帝之影，這不是為了愛她另一半的女人而設嗎？每個人都可以阻止上帝的存在，但沒人這樣做。」所以自然的問題變成了隱喻的問題：語言是當初靠在海邊的女人說的那句：「聽你指揮」，也是之後的那句：「服從我」；語言是納粹暴力世界裡對問母親的孩子的命令：「不許問為什麼」，也是女人問男人：「戰爭嗎，我們如何處理屍體？」

語言是指揮是服從，是為什麼是如何，更是創造，「使用語言就會有東西出現。」而這種創造是在沉睡的河流中看見深淵，是在雪萊的故事裡看見悲劇，是在符號中看見革命性力量，是在「洛朗-施瓦茨-狄拉克曲線」的零之外找到無限，當然也是在男人和女人之中找到「上帝之影」：上帝是道，是語言，是邏各斯，是戰爭——不是極權主義、計劃經濟、國家機器，資本主義、和平年代的剝削，不是核能、轉基因生物、納米技術、廣告宣傳、恐怖主義，而是革命，如從男人和女人的影像回到1861年寫出《西庸的囚徒》之英國詩人拜倫，「關於革命的愉快討論，朋友們的好機會」——一種影像死的構建，是為了能在革命中「高談闊論」，所以戈達爾就是要從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探索實驗」變成「電影探索實驗」：「你必須從下開始，左和右是被創造的，只有上和下不是。」無關政治派別？無關觀點碰撞，只是探入到語言的最深處，在向下的言說中，才能抵達語言的無限，正如「名單之後還有內容」一樣，在「告別語言」中，所有人都從「馬爾堡出發去打仗」——回不回來在其次，因為語言從不屑於回答未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