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當我們在笑Christian們時我們在笑什麼

我想把對這部影片的溢美之詞停留在它本身的「話題效應」上。和2017年拍出來的許多其他電影相比，《The Square》的立意和表達的觀點，毫無疑問會成為人們一時間在社交空間裡樂於探討的話題。不僅是茶餘飯後，可以想見在更嚴肅的場合比如課前演講，大學教室，或者就在博物館本身，《The Square》中的一些片段都可以輕易被拎出來拿作對當代藝術和當今社會進行反思的文本。魯本·奧斯特倫德藉此片一舉摘得金棕櫚，想必也是對影片這一「社會」作用的大膽肯定。另外同樣值得稍加玩味的，是不同受眾對這部電影定位的不同，在《The Square》還未成為「話題」本身的戛納首映期間，觀眾大呼過癮但影評人的反應卻褒貶不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和去年同類型的《托尼·厄德曼》相比，《The Square》無疑是一部體量更加龐大，筆法更加辛辣的諷刺喜劇。同樣是家庭和事業兩條線並進，但後者通過段落式的切割與疊加為整部影片營造出了《托尼·厄德曼》中難以企及的思想縱深。電影一上來的訪談「尬聊」，廣場上對陌生人的施出援手，手機失而復得的全過程，策展推廣視頻和後來的致歉，高潮段落發展到失控的開幕晚宴等等……雖然彼此都不直接關聯，但導演全程都在有意識地提示我們，這些碎片式的趣事逸聞，皆是對現代藝術和被綑綁在這個語境下現代文明人的諷刺和敲打。在觀看過程中我們是笑聲不斷的，但稍加停頓便知，自己的笑無非就是潛意識中對這所謂藝術和文明「偽飾」的一面不假思索的嘲弄與指摘。

這些嘲弄首先圍繞主人公展開，「The Square」藝術裝置所標榜的價值觀和Christian在處理手機丟失過程中「本性」的暴露，為我們揭示了其博物館長身份和對藝術概念侃侃而談的背後言語與行為上的脫節。然而影片著眼的並不是Christian一人，除了他之外，第二大主角就是茫茫人群——這些人不一定是Christian的擁躉，但無疑是博物館和當代藝術的追隨者，消費者。他們出現在Christian對「The Square」項目的介紹會上，被刻畫成一群比起項目本身其實更加關心晚餐什麼時候開始的「吃瓜群眾」；他們出現在「The Square」的開幕晚宴上，戴著黑領結正襟危坐，屏住微笑認真「欣賞」用行為藝術包裹起來的「開胃前菜」，直到一位女賓的衣襟被撕開才打破沉默；他們還出現在博物館「沙堆」裝置（名為"You have nothing"）展廳的入口處，他們跟我們跟Christian一樣都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員，每天懷揣著各自的目的穿行於地鐵口出來的廣場上。

除卻藝術的「生產者」（即Christian，和他背後的團隊，媒體與資本力量等等）和「消費者」，《The Square》同時嘲弄和反思的是這些個體和群體背後潛在的社會語境與「思想牢籠」，「政治正確」這個母題在影片中或直接或間接地被點出，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下命題：對邊緣群體的認知與容忍，言論自由的邊界，以及現代藝術是否「無用」和缺失社會功能。簡而言之，奧斯特倫德直指的是當代文明人經過高等教育和價值觀洗禮之後，在更直接尖銳的社會問題面前所處的尷尬境地，以及藝術作為工具本身對解決這一困境的蒼白無力感。開幕盛宴上長達數分鐘的緊張與沉默是尷尬的，另一幕裡面演講人對台下無理取鬧的容忍也是尷尬的，Christian和小男孩在樓梯上總還是達不成共識更是尷尬的。而無論在哪裡，我們都看不到藝術作為精神指引對這些難題有任何幫助的可能。這種蒼白無力與Christian式的自我沉浸形成的反差，構成了《The Square》中最旗幟鮮明的反諷元素。

在2017年，聊一聊現代文明的虛偽，藝術家的矯飾，和諸如「The Square」與「沙堆」這類裝置的不知所云，一定是件討巧的事情。而在這中間，再戲謔嘲弄一下背後的「政治正確」本身，無疑就更加「政治正確」了。

然而，我仍舊想把對這部影片的溢美之詞停留在它本身的「話題效應」上。因為，《The Square》立意上的精巧並不能讓我們回避它作為電影本身表達上的缺陷，以及由此而來的對這精巧立意本身的進一步懷疑。先從劇本上說，這部電影可以說是成也「段子」，敗也「段子」，《The Square》觀感上的精彩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些「段子」之間的互不關聯，感官上不斷的新鮮刺激，是支撐我們坐下來長達140分鐘卻絲毫不感到疲倦的緣由。但是，這些「不間斷刺激」卻並沒有為我們編織成一個完整和自圓其說的故事，不僅是角色設置本身（比如Christian的女兒，美國女記者等），就連人物和情節背後所指的概念和寓意，也讓人感到零散混亂，缺乏整體的統一，更缺乏善惡間的平衡。概念上的尖銳並不能掩蓋影片在美學角度的不足。

其次，是人物的「木偶化」和扁平化。雖然在黑色幽默喜劇中這一現象並不少見，但作為《The Square》這樣一部具有相當思辨野心的作品來說，沒能塑造出幾個血肉豐滿的角色的確是一件憾事。不管是Christian還是伊麗莎白·莫斯飾演的女記者，他們都只是銜接劇情的工具，是奧斯特倫德劇幕中的玩偶，導演指向哪裡，他們就去哪裡。尤其是後者，她出現的段落基本是自成一體，與電影的內核毫無關聯。

由此帶來的直接後果便是，當我們試圖進一步思考「Christian們」的困境時，會發現電影其實並沒有為我們完整地描摹出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而他們的困境又如何成了我們共同的困境。當我們想要將「Christian們」的尷尬推廣至整個社會的尷尬時，會發現這些人物單薄得讓這個話題無從談起。這也是為什麼個人認為從電影文本的角度來說，去年同類型的《托尼·厄德曼》雖然立意不如《The Square》深邃，卻做得更好的一點。父親和女兒的角色在那部電影中更加鮮活，有真正對話和情感，也更能讓人又愛又恨。相比之下，奧斯特倫德則多少欠缺了些誠意，在「話題」和「角色」的權衡中優先選擇了「概念」。《The Square》中人物的扁平和抽象化，大大削弱了主題潛在的普適意義。

誠然，情節編排和人物塑造不應是評判《The Square》出色與否的最根本因素，不過導演在這兩方面的選擇，卻成功確保了影片足夠「出彩」，叫座，和喜聞樂見。但是在我看來這些都不是奧斯特倫德在《The Square》中最「機智圓滑」的一點。回顧影片談及的話題，我們不難發現，他在眾多可供嚴肅討論的社會焦點中，把最不痛不癢的當代藝術及其「消費者」單獨拎了出來，極盡玩耍和嘲弄。而這，也是《The Square》中最讓我感到不安的地方。

如果說《The Square》告訴我們中產階級是如何偽善，困惑和避重就輕，那麼奧斯特倫德呈現他們的方式本身就是對這一認知的最好註腳。表面上看，嘲弄和抨擊「Christian們」似乎最「政治正確」，但其實仔細想想只是最不費吹灰之力而已。這群人被當作「活靶子」，遮擋著許多更值得去關注的對象：社會機制的不公和失能，階級族群間天然的不互信，言論邊界背後的話語暴權等等，它們都悄悄地藏在「Christian們」的背後，躲避著觀眾時不時投來的目光，並最終湮沒在大篇幅的中產階級自嘲與對「博物館人」的諷刺之中。顯然，為了讓步於影片的「喜聞樂見」，奧斯特倫德在最該發力發狠的地方狡猾地收住了手，使得影片空有剖析的框架和提出問題的智識，卻缺少幾分進一步探討的膽量和坦誠。

《The Square》這部電影表面上令人討巧的立意，恰恰是它讓我難以信服的地方。想必在2017年，消費中產階級的自嘲總要比消費藝術本身更受歡迎吧。但這自嘲與自我剖析，和急於將「Christian們」推向風口浪尖的姿態，不過是另一輪稍加修飾的自鳴得意罷了。聯想到觀影過程中此起彼伏的笑聲，和這笑聲背後輕易作出的結論，我不禁要問，Christian和他身後的瑞典X-皇家博物館，真的值得這樣大書特書嗎？且不論這群「精英」在社會中的實際影響，也放下他們是否真正有義務和能力推動社會進步不談，站在熒幕另一面道德制高點的我們是否真正「笑對了人」呢？

Christian所歷經的狼狽，和這個社會真正狼狽的一面相比，實在是太不值得一提。如果說導演的初衷只是為了刻畫一群像Christian一樣的「博物館人」，而無意觸碰更宏大的社會命題，那倒還說得過去。但如果立意的落腳點是後者，那麼將影片中著眼的人物作為主要批判對象這一選擇就顯得不那麼妥當了。《The Square》看似辛辣尖銳，卻也十分冒進和淺嘗輒止，甚至可以說是畏首畏尾。影片裡面我們看不到Christian背後那位「老大哥」的影子，看不到整個系統是怎樣「失靈」，也看不到時代是否有其內在局限，更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奧斯特倫德究竟是否有意去深挖和探討這「局限」本身，或者去深挖和探討「人性」本身。到頭來，我們只看到導演狡黠地把Christian置於標本盒中央，當作這個時代的切片進行放大解剖。到頭來，所謂的中產困境，不過是這位博物館長生活的瑣碎與日常。如此的遺憾，無疑與影片材料安排鬆散，「餅鋪得太開」，和人物刻畫粗糙脫不了干係。

「The Square is a sanctuary of trust and caring. Within it we all share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縱觀整部影片，我其實並沒有覺得「Christian們」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群與這句本就不存在的口號有什麼相沖之處，至少從奧斯特倫德闡釋的角度來看沒有。退一步講，當代藝術又何德何能需要為社會層面上的困境與停滯不前買單呢？閱罷奧斯特倫德版本的後現代寓言，鬧過笑過之後，只想套一句《Nashville》結尾的歌詞作為回應，「You might say they are stupid, but it don’t worry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