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絕命大平台》影評：十層隱喻，讀解狂歡？反烏托邦神作誕生了？
絕命大平台影評首發於 Ifeng電影
原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4hHAiB0y1n--se_xdKkXJw
《絕命大平台》可能是在疫情期間宅在家最適合看的電影之一。
它聲色勁爆，情節上聰明地留遐想空間，外觀上遠離日常生活的同時，一個個直白的隱喻，也能與我們的社會建立索引關係，讓每個人看完都能說上兩句，發表下自己對情節或是主題的解讀。
這種事不關己的參與感所來的娛樂性，似乎已經超過觀賞電影本身所帶來的愉悅。
這或許也就是《絕命大平台》這種反烏托邦式的爽片，在嚐試嫁接嚴肅文學性與消費感官刺激的遊戲感上的矛盾。
因為光是將觀眾領進這個高概念的堡壘，並讓其順著強設定的路線行走，就快要耗盡精力，一路上容不得一點閒暇的風景時間，肩負著隱喻使命的人物卡片，在特定的關卡被觀眾撿拾、收集。
影片中，敘事的人物驅動力被壓縮，主題概念如何在規定情景中被演繹，是最嚴峻的任務。
在此看來，片中最血腥殘酷的行徑，也不會激起我們的太多的同情或憎恨，人物被化作一張張塔羅牌，大家只要解讀就可以。
《絕命大平台》以層級監獄作為整片唯一的敘事空間，其實是近幾年來電影中頗為流行的空間-社會構型。
奉俊昊的《雪國列車》（2013）中，水平面的分節火車是社會結構的視覺指涉，底層橫向突破、奪取頭等艙的空間，也就握住了時間的方向盤，未來的歷史也有了被改寫的機會。
到了《寄生蟲》（2019），狡猾的窮人如蟑螂般躲藏於地下，一嗅到財富的氣息就會用盡招數寄生上流。
腌臢的地下室、無盡的坡道、高檔雙層別墅三個空間構成了階級社會的垂直模型。
把《絕命大平台》中的監獄理解為福柯式的全景監獄（強調權力凝視/監視下的逐漸內化的自我規訓和審查，這種監視的焦點在於其穿越人的身體而侵蝕人的靈魂的恐怖潛能）還不算貼切。這個監獄更像是在階級垂直體系中，權力分配的模式以及與之所導致的層層傾軋狀況的視覺圖像。
這種垂直空間結構，作為隱喻或象徵並不罕見，不少電影都從這種反烏托邦文學的傳統以及宗教故事中獲得了營養。
它可以被理解為因差異而建不成的巴別塔，透露著對溝通交流無效性的悲觀情緒。
也可以被看做如弗里茲·朗《大都會》（1927）、卡羅爾·里德的《第三人》（1949）或是雷德利·斯科特《銀翼殺手》（1982）中所使用的將意識形態的價值觀、階級結構引入城市空間中上層和下層世界的策略。
牽引起《絕命大平台》中人物關係並建構情節的是食物。在故事世界裡，多餘的、高層次的欲求被刪除乾淨，人物只為了對抗飢餓而行動。生理的基本慾望成為敘事演進的動力，因此人類理智、文明、體面和尊嚴成為了諷刺和質疑的對象。在這種極限情境之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
道德在資源匱乏與不均的狀態下，顏面掃地且倍顯愚蠢，智謀被用作保全自己、剝削下層以及討好上層，但遇到真正的暴力卻還是毫無招架之力。而凌駕於身體暴力的，是每個人所在的空間位置並由此形成的權力鏈條。
滿桌食物逐層下放，空間序列所帶來的時間優勢，讓位於上層的人有機會享用更多的食物，上層人的一點貪婪，對於下層人來說就是滅頂之災。「不患寡而患不均」，權力分配主題在故事設定層面就已經浮出，男主在不同層級的歷險記也不光作為聳動情節。男主從開始的絕食，到被老人暗算，再到餓到發狂、食人骨肉的過程中，道德律法——厚黑謀略——身體暴力——階級位置形成的金字塔，也直指所謂人性、文明在制度之惡的催化下會脆弱到何種程度。
當然，影片也向我們展示了對抗的途徑。最後，兩位主角試圖留存著一個完好無損的奶凍作為信息，傳遞給送餐的服務人員，寄希望於機器齒輪的良心發現，讓他們飢餓的現實所改觀。
對於這個改良方案，電影其實也給出了悲觀答案，即便結尾看上去像是一個開放性結局。
片中一段莫名插入的領班訓誡廚師的段落，可以看做男主改良方案的結果——在他們眼中，這個倖存的奶凍是因為掉落了一根頭髮而被嫌棄。
可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向目標不同，自然也不存在理解這回事，這似乎也解釋了機器能夠一直運行的原因——竭盡所能地服從規則，在能貪婪的時候貪婪就夠了。
當然，對於《絕命大平台》的讀解不止這一種，網絡上的各種分析文章，就足以證明這部影片成功激起了對於嚴肅話題的討論興趣。
儘管本片所給出的思考並不算太深入。在饒有興趣拆解各種隱喻的過程中，本片自然被賦予了社會派的道德榮光。而高度人工化的場景、表現主義的色光、舞台化的誇張表演、長篇大段的台詞、血腥暴力的奇觀場面，則為觀眾提供了消費裝置和身體的爽感。
人物們不明的動機和斷裂的行為並不試圖讓觀眾進入其內心世界，他們只負責闖關和演繹概念。
這一現象展現了此類型爽片的最大矛盾（也可以說是其最大的潛能和優勢）——
如何讓指涉的內涵妥當地安置在敘事層面，讓嚴肅和娛樂都恰如其分？這種空洞敘事+奇觀場面+高能量設定+強現實指涉的搭配在Netflix最近大熱的古裝殭屍劇《王國》中也有所體現。
或許這一個問題也太過陳腐，電影本來就有各種形態，觀眾們各取所需也無可厚非。把本片放在當下的語境中考察可能也別具意味。在全球瘟疫爆發的危機時刻，我們目睹了共同體的搖曳、浮動的人心、失靈的機器以及無數掙扎在死亡關口的生命……面對這些，我們又將如何反諸自身，在真正的現實中看清自己的存在？這或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