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遊牧人生》影評：珍惜我所擁有的死亡

同友人閒聊後想起這部電影，它或多或少在強調一個生命的話題。影評同電影無關，但好像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李醫生在美國工作，年底我們視頻連線，聊起一個看似沉重的話題，關於死亡，關於生命。

世界範圍的疫情仍然持續蔓延著，美國亦是，李醫生志願去做了臨終關懷，工作地點在離城區很遠的郊外。新冠病毒的影響，醫療必須的物資被發往一些嚴重的州市，政府限制外出，路上都是人跡寥寥，李醫生工作的地方好像也在這個世界的角落裡，被遺忘了。

院子裡包括李醫生在內只有三位主治，還有幾位護師和工作人員，這裡倒完全不像是個醫院，只是一個僻靜的莊園。

一個白人爺爺總愛和李醫生在一起，他們總是十指相扣坐在病房裡的百葉窗下，光柵會投影在他的眼睛上，看著很清澈。白人爺爺去年被確診絕症，之後的生命已經被刻在了日曆裡，如今下半身已無法活動，他的妻子和孩子不久前在新冠疫情中去世。

我們常常會為「他們」感到不幸，這個世界毫不公平，他們比我們遭受的更多，他們被宣布從生活出局，沒有一點點發言的權力。這毫無道理可言，這是不公正的。

可這個回答我一直在腦海裡盤旋，尤其是那些不是因為衰老致死的人，死亡是否不公平？因為意外的災難，癌症或者暴力事件失去家人朋友，那些離我們而去的人是否被生命公正的對待？我們因為失去了最親愛的人而感到悲傷絕望，也是否不公正？

我們首先清楚沒有人能夠獲得更長的壽命，有數據顯示，時下世界上出生的嬰兒的預期壽命是80歲左右，這個年齡的基數包含剛出生就夭折的嬰兒，20歲死亡的年輕人和壽終正寢的百歲老人。生命其實很脆弱，可能太多的原因在這些時間段內匆匆結束，我們怎能預料那個所謂的終點？

問題的另一面，它帶給我們的痛苦，痛苦一定會讓人難受，如果它是被賜予的，是命運和其他人造成的，那麼的確可以說是受害者，但是我們如果認為痛苦僅僅是痛苦本身，只是所有人共有且必須的體驗，那麼我們就不是受害者，而這樣的痛苦就不會比快樂更長。

我想象我有那麼一天會失去最親愛的人，我的痛苦會難以言表，但我一定會寄希望於自己不是一位受害者，無論意外離去的親人的生命或長或短，最終我都把自己看作一個他們曾經活過的見證，我承載了一個過去的生命，我理應當活得更好。相反的，如果我的離去意外發生，我覺得他們也會繼續他們的生活。

我也曾在課堂或是正式的，非正式的場合表述我的理想，對「死亡」的思考是否能夠讓我們重構「生命」本身，我想也一定會是如此。

但如今，可悲的是，我看到太多太多意外離去的生命，可能就在昨天，可能就是現在，某博士研究生從高樓墜亡，大學新生投河自盡，高三學子不堪重負或者壓抑心底的抑鬱的種子，他們果斷燃燒自己的身體，可這讓什麼真正高於此的物質上升了？

他們總愧對死亡，也害怕它，總覺得那個神秘莫測的東西可以讓你忘掉一切不願意面對的事實，他們躲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伸手不見五指，悄無聲息的用最決絕的方式離開我們的世界。我們很憤怒！我們謾罵那些把他們逼入角落的人，我們批判那些沒能伸出援手的人。可我們再一次討論問題的根本，這一直是對生命教育的缺失。

我們所生活的教育環境，一直強調理性思維，子女後代的教育，同樣要精通理數，要科教興國，卻不知生與死，這兩個確定的點才能體現人生的整體性，而理性思維恰恰需要的，就是處理整體性的概念，而我們卻一昧地迴避它。

在中國民間，死亡會被認為是不吉利的名詞，我們忌諱談論它，因為我們崇拜身體，身體髮膚之於父母，因而產生樸素唯物主義的崇拜是對身體的，對身體的幻滅有前所未有的負罪感，這也導向了那些最終用身體的幻滅來贖回他們所認為的，無法挽回的罪孽，是多麼可憐可悲。

李醫生後來又告訴我，那個白人爺爺一星期前去世了，遠在東海岸的親戚過來帶走了他的遺骸和生前愛讀的書，有一本Kevorkian的《Final exit》，書裡寫有終結生命的百種方式，生老病死或者所有可以預知的災難，老爺爺也許預期了其中的一種呢？李醫生說，那一定是最幸福的一種。

李醫生學醫多年，他常常幻想自己會怎樣死去，叼著長煙嘴的薄荷菸在郊外的院子裡散步，拉著年輕護士的手，突然就暈倒在地。或者有那麼一天，他得了不治之症，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教堂的牧師站在他的身前，眼眸上投影著百葉窗的光柵。再也許就在今天，一場飛來的橫禍直接奪走他的生命，還來不及向任何人傾吐什麼。

我們生活的國度鮮有宗教的氛圍，在死亡的時候以及死亡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是我們無法掌握的知識，這必定是太多人覺得死亡是多麼讓人嚮往又畏懼的理由，也必定是太多人「好死不如賴活著」地抓著生命不願放棄的理由，也必定是太多人用卑微的死亡來贖還罪過的理由。

如果我們能夠對死亡之物抱有一點點的想象，也許我們就可以輕鬆的直面死亡，哪怕那意味著我們會失去所愛的一切。

李醫生掛電話前念了特魯多醫生的墓誌銘，「我們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