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遊牧人生》影評:流離失所,老無所依,這部電影撕開了美國社會的遮羞布
遊牧人生影評
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上,華語女導演趙婷和她的《遊牧人生》以黑馬之姿斬獲了金獅獎。
關於趙婷,很多人更熟悉的標籤可能是「宋丹丹的繼女」(宋丹丹第三任丈夫趙玉吉的女兒)。
但其實,她早就有了獨立行走世界的能力。
在國際上,她是優秀的華語女導演,一出手就不同凡響。
2015年,她自編自導的電影處女作《 哥哥教我唱的歌》便入圍了第68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
2018年,她的第二部作品《騎士》再度入圍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獲得了「藝術電影獎」。
2020年,只有三次拍片經驗的她,憑藉《遊牧人生》摘得威尼斯電影節的桂冠,成了第一個獲得金獅獎的中國女導演,也是繼侯孝賢、張藝謀、蔡明亮、李安、賈樟柯後第六位獲得金獅獎的華人導演。
與此同時《遊牧人生》橫掃歐美電影節,已經獲得100多個獎項,或許會成為今年的戛納熱門。
這部電影到底牛在什麼地方?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01
《遊牧人生》改編自美國女記者傑西卡·布魯德的紀實文學作品。
由趙婷編劇、導演、剪輯,由憑藉《三塊廣告牌》二封奧斯卡影后的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 主演。
影片主人公弗恩(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 飾)是一個60多歲的女人,在經濟破產後失去了工作、丈夫和房子,只能居住在一個房車中。
她像遷徙的鳥兒一樣,根據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用工需求一路打零工,完成了穿越美國西部的旅程。
像弗恩這樣的老人,在美國並不是個例,而是形成了一種生態。
他們被稱作美國現代社會的「遊牧民族」:沒有房子(houseless),沒有穩定的工作和經濟來源,開著房車四處打短工以維持生活。
實際上,他們就是一群被美國飛速發展的現代化拋棄的老人。
原著作者花費3年的時間,跟隨房車流浪者行駛了15000多公里,並將他們的故事記錄了下來,也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看美國社會的視角。
翻譯版的小說封面上,赫然寫著一句話:「這是最好的,最富有的國家嗎?
簡短有力的提問,背後的答案令人深思。
影片中的故事開始於2011年。
這一年,美國石膏公司關閉了已經經營88年,位於內華達州的小鎮恩派爾的工廠,之後恩派爾的郵編也停止使用。
這意味著這個小鎮的存在已經失去了意義,即將從地圖上消失。
為了生存,弗恩成了「遊牧民族」的一員,踏上四處漂泊的路途。
影片的前半部分通過弗恩遇到的遊牧民族展現了他們在現代美國社會的生存困境。
因為沒有正式工作,他們只能做一個又一個短暫的兼職,比如在亞馬遜的倉庫裡搬運貨物,在肯德基的店裏做漢堡,或者在酒店中打掃衛生、刷馬桶。
狹窄的車輛是他們的容身之所,他們要學會修車,否則可能會因為走不出無人區而喪命;要忍受寒冷、潮濕的被窩,以及狹小生活空間帶來的不便;甚至他們還要用水桶處理大便,然後自己倒掉。
他們中有的人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中變得一無所有,幾十年的工作只換來550美元的社保,經歷過低谷絕望之後,終於決定不再為資本家打工,而是選擇一種極低成本的生活。
有的人是越戰老兵,曾在戰爭中留下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在四處遷徙中進行療癒。
有的人經歷過與親友的生死離別,明白了當下與時間的珍貴,放棄費力維持的體面生活,選擇提前退休,開始了追求自我的旅程。
在這些人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資本對他們的影響:
他們可能工作了幾十年,背著房貸的負擔,被超前消費透支人生,又在經濟蕭條中失去了一切。
當有錢人在談論炒房如何賺錢的時候,貧窮的人卻因為貧富差距和資本家的壓榨,無力支付這件高昂的奢侈品。
經濟破產後,因為極低的社會福利根本無法保障他們的成活,所以,他們成為了無家可歸者。
在前兩部作品中,趙婷都是採用非專業演員拍攝,《遊牧人生》繼承了她之前的拍攝風格,除了女主和向她表達好感的戴夫之外,片中所有的遊牧民族都是現實中真正的遊牧民族。
拍攝這些遊牧民的時候,導演將鏡頭拉得極近,演員安靜地講述,觀眾彷彿是在鏡頭外觀看一場採訪,影片的故事顯得更為真實,也更加震撼人心。
如果不是這部電影,或許很多人不會相信,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還有一群老無所依、老無所養、明明生活在現代社會,卻要用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保障自己生存權力的老人。
張養浩在《山坡羊·潼關懷古》中感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看來這是個古今皆然、中外皆然的規律。
02
對於影片中的主人公弗恩,趙婷說:「我不希望一個人來到真實的遊牧民族的世界,完全被設定在他們的工作中,弗恩有很深刻的人性一面,我要把它傳達出去。」
影片在展示「遊牧民族」生存狀況的同時,更想要挖掘的是主角弗恩的精神和意志。
不同於很多被迫成為遊牧民族的人,弗恩的漂移是自我選擇的倔強。
她本來是可以有安穩的生活的。
她的妹妹擁有一座漂亮的白色房子,並希望弗恩與她住在一起,以彌補多年分開的親情遺憾。
但是,在妹妹家待了一個晚上之後,她卻感到家庭熱鬧帶給她的窒息,所以她離開了。
弗恩還在路上遇到了老人戴夫,戴夫在兒子有了孩子後,退出多年的遊牧民族生活,回去帶孫子了。
他曾多次向弗恩表明,自己渴望與她度過下半生。弗恩也曾嘗試停下來與戴夫和他的家人相處在一起,但儘管每一個人對她都很友善,她還是難以適應。
如果說,一開始她成為遊牧民族是被迫,那麼在兩次淺嚐輒止的嘗試之後,她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內心需求,然後勇敢地踏上了前路。
弗恩是一個特立獨行又有詩意的人。
年輕的時候,她為了愛情跟著丈夫到了偏僻的小鎮。他的丈夫從來沒有見過親生父母,他們也沒有子女,在她看來,這個已經破產的小鎮是唯一能夠證明自己所愛之人到這個世界來過的地方,如果她離開了,就像他從來沒有存在過,所以,她不能走。
或許,對於她而言,遊牧民族的生活相當於一個圈,他們在特定的時間離開,又會在特定的時間回來,生活總有一個盼頭,心中的那份愛意也可以永留。
影片採用景色與人物交叉剪輯的方式。弗恩穿越西部時一路景色的變化,也象徵著她內心的變化。
片中,有大量的大遠景鏡頭。起初,被景色包圍的弗恩總是顯得孤寂、壓抑又倔強,但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人、聽到一些故事後,她開始慢慢放鬆。
她嘗試著親近自然,在遼遠、壯闊的西部風光中享受片刻安逸。
尤其是在她最終明白,自己不願意再融入世人以為的安穩生活後,她的心靈終於獲得了輕鬆、愉悅的自由。
此時,舒緩的鋼琴曲響起,驚濤拍岸,海鳥翱翔,她與生活中所有的不愉快和解,更堅定地踏上了旅程。
在這世界上有千百種生活方式,每一種生活方式都不會像你想象的那麼好,也不會像你想象的那麼壞,當你享受一種生活的美,也必然要承受它所帶來的苦。
這些「遊牧民族」,有的主動自我放逐、有的被動開始征程,雖然生活的困苦讓他們無奈,但路上難得的生活體驗也是他們將這種生活方式進行下去的原因之一。
他們和不同的人遇見,又和不同的人說再見,而在未來的某一處,他們可能會真的再次相遇。
正像徐志摩的一首詩中所說: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方向
片中,一名叫斯萬基的「遊牧民族」成員去世後,因為她生前喜歡石頭,她在路上遇到的朋友們便朝著篝火扔石頭紀念她。
他們對著篝火說:「我們路上再見,斯萬基」。
彷彿這不是生死永別,而只是正常的別離,而且他們都知道,相見會是最終結局。
這樣的告別方式讓弗恩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丈夫的緬懷和失去摯愛痛苦的沉溺。
她處理了那些寄託著他們往日時光的物品,然後告別,又一次上路。
相信這一次,她不會再被某個地方、某件物品牽絆,而是把記憶珍藏,然後想象著遇到丈夫的那一天。她知道,他們會有那一天的。
影片結束的黑幕上,寫著:「獻給不得不上路的人,我們路上見。」
這句話裡,既有眾生皆苦的悲憫,也有對勇敢者的鼓勵。
有人說,這部作品是中產階級對底層人的意淫,因為它沒有為底層人的無奈和痛苦找出一條出路,而且浪漫化了「遊牧民族」的心酸。
可是,無助者的出路哪有那麼容易找?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弱勢群體。
更何況,有些問題是無解的,一部電影解決不了社會問題。我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只有不斷探索,生活才有改變的可能。
03
無疑,趙婷是李安之後又一個優秀的跨文化華語導演。
作為一個中國人,拍西方社會的題材,還能夠在西方的主流電影節上獲得承認,殊為難得。
在她目前上映的三部作品中,都把目光投向了西部和底層。
處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關注的是美國印第安土著人的生活;《騎士》關注的是美國西部受傷的牛仔;《遊牧人生》講述被美國社會邊緣化的現代「遊牧民族」。
在題材的選擇上,趙婷癡迷於那些不被看見的人和未曾講過的故事。
她看起來「叛逆」的選擇,與她的生活經歷不無關係。
趙婷出生於北京,年少的時候不愛學習,喜歡畫漫畫,喜歡王家衛的電影。
尤其是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她認為這部影片對她有啟發性的影響,反復看過無數遍,還自己寫過同人小說。
對於她的「胡作非為」,家人從不干涉,多年後,她在家庭中獲得的充分自由,被她帶到了作品創作中。
15歲的時候,幾乎不懂英語的趙婷被父母送往英國留學,她形容這段經歷類似於在霍格沃茨上學,但她一直對從小在電影中看到過的美國心生嚮往。
18歲之後,她便申請了美國的護照,進入美國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學習政治。
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是全美最負盛名的頂尖文理學院之一,學校的宗旨是「走沒人走過的路,做沒人做過的事」,致力於培養獨立而富有人格魅力的女性,並幫助她們取得事業的成功。
雖然趙婷對在這裡學習的課程沒有什麼興趣,但她後來走的路無疑驗證了學校一貫推崇的宗旨。
幾年後,她又申請了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的研究生,成了李安的校友。
從中國到英國,又到美國,如今,趙婷在國外生活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在國內生活的時間,也擁有了快速融入不同環境的能力。
在紐約的時候,她在酒吧裡當過酒保,因為酒保是沒有工資的,只有小費。而能得到多少小費,取決於顧客對服務的滿意度。
為了獲得更高的小費,趙婷必須要和他們交談,並保證他們在談話中獲得愉悅。這一段經歷對她後來拍電影大有裨益。
憑藉令人舒適的社交能力,拍攝《哥哥教我唱的歌》的時候,她取得了當地印第安人的信任,拍《騎士》的時候,她獲得了西部牛仔的信任。
這也是她啟用非職業演員,而能夠獲得成功的關鍵。
對於《哥哥教我唱的歌》,趙婷說它其實就是部迷你劇,根本不是真正的電影。
因為當時沒預算、沒人手、沒經驗,劇本搞了30版草稿,卻仍然拼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
這部電影給她最大的收穫,除了製作經驗,可能就是感情。
在籌備劇本的時候,她遇到了比自己小兩級的紐約大學校友Joshua James Richards。
Richards和趙婷一樣對美國西部有著濃烈興趣,後來兩人發展為戀人,也成了正式的合作夥伴,趙婷前三部作品的攝影都出自Richards之手。
趙婷的第二部作品《騎士》已經表現得相當成熟。
在2017年多倫多電影節上,《騎士》和麥克多蒙德主演的《三塊廣告牌》同時入圍特別展映單元。
麥克多蒙德看完《騎士》後被電影驚呆了,當字幕滾動時,她大聲說:「誰他媽的是趙婷?」
也正是因為這次觀影體驗,為兩人的合作提供了契機。
早在認識趙婷之前,麥克多蒙德就已經買了《遊牧人生》的版權,但一直沒有確定由誰來拍攝。
看完《騎士》之後,麥克多蒙德立刻給搭檔打電話,說:「我找到我們的導演了!」
半年之後,《騎士》又獲得第33屆美國電影獨立精神獎邦妮獎,已經拿了奧斯卡影后的麥克多蒙德在頒獎禮上宣布,將與趙婷合作新片。
當時,宋丹丹還發興奮地發了微博:「一個中國女孩,在別人的強大領地上獨自闖蕩且獲得如此成就,我太激動太高興了」。
奧斯卡影后慧眼識珠,成就了一位初出茅廬的女導演,這才有了趙婷斬獲金獅獎的榮譽,想必以後也是一段影壇佳話。
看過她的前三部作品,可能有人會給趙婷貼上「文藝片導演」的標籤,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讀。
拍小成本的文藝片,某種程度是新導演的妥協選擇。畢竟實力沒有被驗證過,誰敢直接投巨資呢?
在用《騎士》證明自己之後,趙婷贏得了漫威高管們的信任,拿到了漫威電影《永恆族》的片約。
《永恆族》雖然是斥資2億美元的商業片,但也給了她執導小成本文藝片時一樣的創作自由,而她終於可以把根植於童年時代對漫畫的感情,帶入到這部超英電影中。
《永恆族》已經完成後期剪輯,預計今年上映,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目睹這位中國女導演拍攝的好萊塢大片了。
關於趙婷,還存在另外一種爭議:
在美國學習,拍美國人的電影,在西方拿獎,除了那張黃皮膚的臉,似乎再也找不到她與中國的聯繫,所以,有人說:趙婷的榮譽是趙婷的,不是中國的。
真的是這樣嗎?
看過她的電影,你就會知道,她雖然拍攝的是美國人的故事,講的卻是普世價值,是人類共通的情感,裡面有對每一個普通人的關懷。
而在她正籌備的電影中,有一個未定名的中國西北科幻片計劃,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她對於中國元素的展現了。
拍文藝片拿獎,又操盤商業片,拍西方人的故事,也拍中國元素。之前,走這條路的是李安,如今是趙婷。
可以預見,未來十年,她或許會成為最值得關注的導演之一。
(圖片源於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