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遊牧人生》影評：公路電影中的回歸、創新與批判

　　《遊牧人生》以公路電影為類型樣式，以虛實相間的藝術手法，對主人公弗恩穿越之旅進行了客觀記錄與主觀表述，批判了後工業社會中「物質」對人的變相驅逐，也肯定了在此背景下努力生活的人們，以及他們身上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義精神。

《遊牧人生》海報

重拾傳統：公路電影的回歸

　　公路電影發軔於60年代美國的「新好萊塢」時期，是一種將故事主題或背景設定在公路上的電影類型。二戰後，美國青年反叛文化興起，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駕著汽車、摩托車，飛馳在寬廣的公路上，形成獨特的「公路景觀」，並進入到電影創作中。同時，由於受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的影響，漂泊、流浪、尋找精神歸宿的主題與這一類型不謀而合，成為構成公路電影的關鍵元素。

　　如果說，公路、汽車、摩托車等是公路電影的形式外殼的話，漂泊、流浪、尋找精神歸宿的主題就是公路電影的靈魂。但自「新好萊塢」時期後，社會語境的變遷與電影工業的發展，逐漸拋棄了這一靈魂性主題，轉而以公路電影的形式嫁接喜劇、動作、犯罪、冒險等題材，造成公路電影的傳統「斷代」，但是在《遊牧人生》中，這種傳統被重新拾起。

　　影片圍繞失去一切的弗恩展開，她僅有的財產是一輛房車，在一邊尋找工作的同時一邊穿越美國西部。從影片的敘事內容看，弗恩駕駛房車的設定自然符合公路電影的形式外殼，但「失去一切」的現實處境則不同於過去的類型化、商業性的公路題材的人物設定，她時常會因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來源落入窘境，同時因為深愛著去世的丈夫而不願接納其他愛慕者，也拒絕了老朋友一起在公寓生活的邀請，現實和精神的雙重困境讓她無法也不願與生活和解，而是選擇不斷地漂泊流浪，並堅信會在某天遇到「丈夫」。影片顯現出一種宿命論般的主題論調，這正是公路電影由來已久的母題。

虛實之間：華語導演的風格創新

　　作為「新好萊塢」時期的一道電影景觀，公路電影帶有明顯的美國文化色彩，比如《逍遙騎士》《末路狂花》等代表作中個人英雄主義、反叛精神的表達等，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早期美國的「西部拓荒史」不可分割。但是，影片的導演趙婷作為華人導演，在《遊牧人生》的風格創作上明顯不同於過去經典樣式的公路電影，尤其是在影片虛實界限的把握上，體現出一種東方式的美學風格與思維邏輯。

　　首先，影片模糊了事實與虛構的界限，很難將其定義為純粹的故事片或紀錄片。影片以美國經濟大蕭條為社會背景，弗恩所在的工廠倒閉，面臨找工作的壓力，在描述她找工作的的過程中，影片還表現了大批的失業群體。從這一角度看，影片客觀記錄了某一社會階段的社會現象及人們的反應，是不折不扣的紀錄片。但在另一角度上，影片又展示了大量弗恩本人在找工作與漂泊過程中富有戲劇性的方面，比如在穿越之旅中遇到異性表白，又比如返回到過去的場所找尋記憶，甚至不吝展現其精神、情感方面的戲劇性變化，這些方面很難與紀錄片創作等同，即使在極端情況下，紀錄片中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往往也是對現實本身的呈現，但這種戲劇性在《遊牧人生》中卻是經過抽離、提煉和加工的，因此，這又屬於故事片。

　　其次，在影像風格上，影片保留了傳統公路電影中廣袤的荒漠、蒼茫的天空、望不到盡頭的公路等意象的大遠景呈現，與美國的西部片風格相像，也與漂泊流浪的主題相映襯，但在部分場景的展現上又非如此，比如弗恩赤身躺在溪流中，感受大自然洗禮的場景；又如弗恩奔跑在瀑布上游，捲起的風彷彿要將她吹倒，但她依然向前……在這些場景中，影片一方面展現了自然之美，另一方面更強調了環境中人的狀態，在人與環境間的互動交融創造出一種詩意。如果說傳統公路片中對自然景觀的呈現是「實」的話，那麼這種詩意則是一種「虛」，在虛實之間，影片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東方式審美。這種審美元素的加入拓寬了公路電影的審美疆域，也讓更多人看到東方美學的黏合性與包容性。

現代批判：後工業社會的反思

　　如果說重拾公路電影的敘事傳統是一種懷舊，加入東方式審美元素是一種創新，那麼隱藏在藝術表象背後的則是對後工業社會的批判與反思。影片以2011年石膏灰夾板需求下降的社會背景開篇，介紹了弗恩夫婦所在工廠的倒閉，轉而關注弗恩作為60多歲的女人面臨的工作和生活的困境：影片開篇鏡頭即展現弗恩把所需物資搬上房車，並與債務人結清欠款，然後踏上一邊找工作一邊流浪的旅途，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亞馬遜快遞間的包裝工，隨後做過奇石場的「售貨員」，營地的清潔工等。從工種屬性看，弗恩從事的工作已無法置於工業社會的大工廠生產模式下，而更多屬於後工業社會中的服務生產模式，這是物質生產過度發達後形成的一種模式。但是，發達的物質生產並沒有普惠到弗恩，她需要在流浪中尋找工作，而得到的結果往往是「無法提供」。

　　過去，卓別林曾在《摩登時代》中批判過工業社會中機器、工廠對人的異化，而《遊牧人生》則在後工業社會中試圖探討物質、制度、勞資關係等對人的禁錮，比如富足的物質生產無法改變眾多年老之人被迫工作的現狀；弗恩的朋友口述自己12歲開始工作，62歲了卻只有550美元，甚至想到自殺；鮑勃·威爾斯發起「初級遊牧民營地」試圖幫助這群人自救，直白控訴人們成為「金錢」「市場」的奴隸……凡此種種，而公共管理者卻在銀幕上始終缺席。後工業社會是工業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遊牧人生》對諸多後工業社會下人的窘境的呈現，一定程度上接續了過去《摩登時代》《大都會》等影片的批判主題，同時也藉由主角弗恩給予人文關懷。

　　影片中，弗恩沒有工作、沒有住所，卻一直堅信自己可以好好活下去，這讓人想到羅曼·羅蘭的一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弗恩面對來自社會、家庭、個人的各種困境，也不曾放棄對生活的追求，甚至保有一絲「在流浪之途遇到丈夫」這種充滿夢幻色彩的願景，顯然，相對於美國西部片中「西部拓荒」的英雄主義而言，《遊牧人生》所表現的在生活困境中活出自我的英雄主義更易動人，它就像漫漫長夜中的恆星一般熠熠生輝，讓觀眾看到希望，這也是導演在後工業社會的批判後為影片注入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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