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偉》對真正重要的人，不和解，不影響愛，只是想愛得小心翼翼

喜歡的好電影有兩種，一種是演技派擔當，看張譯、黃渤的表演是種享受；一種是「素人」領銜，那些不熟悉的面孔讓人忘掉表演，接近真實，看這樣的表演很緊張，就像在看自己的生活。

《慕伶，一鳴，偉明》就屬於第二種。很好看，好看的讓人緊張。

電影裡我印象最深的一場戲，是一家三口回鄉下老家，晚上在賓館裡媽媽突然不見了，爸爸和兒子開始緊張的穿梭、尋找，長鏡頭一氣呵成，全程沒有人呼喊，只有風，衣服摩挲，腳步慌張。很多電影裡，不管什麼丟了，人們都會大聲呼喊，聲嘶力竭，好像聲音足夠大就能找到一切。那也許是丟失的東西太「廉價」。真正的恐懼是無聲的、失聲的。

就像在夢裡夢到姥姥，我只敢目不轉睛的盯著，不敢說話，怕有一點點動靜，她又消失了。

《慕伶，一鳴，偉明》的劇情很簡單，一家三口，媽媽慕伶，兒子一鳴，爸爸偉明。處於青春期的一鳴和父母關係本來就緊張，爸爸突然確診了絕症，給一家人帶來更大的衝擊。電影分為三個段落，展示了一家人的生活。

慕伶支撐起家庭，辛勤工作，照料偉明，一鳴收到了國外學校錄取通知書，卻不知該如何選擇，逃學、吵架、抽菸，日子「如常」卻又不如往常。

爸爸最後的日子，一家人一起回老家，看看老房子，看看老墳。最後一場戲，一鳴和媽媽慢慢整理爸爸的遺物，一鳴突然想起爸爸有一件上衣，媽媽找了出來，一鳴試穿衣服，鏡頭突然站起來，搖搖晃晃走上天台，走到爸爸以前常坐的搖椅上。

緊張的家庭關係因為共同面對意外事件走向和解，很標準化的劇情模式。媽媽和一鳴一起抽的那根菸，火車上父親硬要跟兒子擠在一張床上，後期這些段落都明顯的傳達出溫情，一點點融化前面瀰漫的壓抑和緊張。很多影評也把這部電影稱為今年最好的「治癒系」「療愈系」電影。

但我總覺得第三部分的「溫情」太電影了，太戲劇化了，是為了給電影一個「更像」結尾的結尾。畢竟這部電影投入了編導黃梓太多個人感情。

這部電影主要就是導演黃梓依據自己經歷改編的。高中時，黃梓就與家裡關係緊張，與媽媽的矛盾是無窮無盡的，經常因為很多小事吵起來，他選擇出國讀書也是為了逃避這種家庭氛圍。

在國外陰差陽錯讀了電影專業並且喜歡上電影。考上研究生，但又選擇退學。在這個時候，黃梓的父親被發現患癌。在父親生病的日子裡，家庭氣氛的壓抑讓黃梓感到有些窒息。他用DV記錄了這一特殊階段，但在父親去世之後，他無法面對這些素材，最終沒有剪輯出紀錄片，卻創作出了《小偉》。

《慕伶，一鳴，偉明》2021年初公映時改名

。黃梓說「其實兩者之間，我還想了上百個的名字，但是最後都否決了。我唯一能夠接受的名字就是《小偉》，因為小偉就是我父親的名字。」

2019年，電影在First電影展獲得評委會大獎，黃梓接受採訪時說：「我拍電影是我想直面我自己，我想跟我媽和解，或者說跟我去世的爸爸有一種關係的和解，就所有這些想跟爸爸（媽媽）說的話，放在電影裡面。」說話的時候黃梓一直低著頭，像一個面對老師不得已交出標準答案的小學生。

2021年，電影公映前後，黃梓在採訪中再次談及家庭關係時，表達完全不同，更真實，也更戳心。

跳島FM的專訪中，記者問他媽媽有沒有看這部電影，黃梓說：「對，她看了。我其實一直都特別迴避這塊，因為拍這部電影並不是為了給她看，或是為了讓我們母子關係有一個昇華，達成某種和解。

這不是我拍電影的初衷。但是在西寧FIRST影展第一次放映時，我媽就問要不要陪我一起去，我就覺得很奇怪，說‘你幹嘛要陪我’。她說她想看一看電影，我說沒什麼好看，以後有機會公映了再看。在影展開始之前兩天，她忽然跟我說她買了機票，然後我就覺得沒法阻擋她了，說‘好吧，我給你留票’。

在她看的時候，我是和她分開坐的，這樣就可以不觀察她看電影時狀態的變化。直到片子放完，我都沒去問她作何感想，她也沒有主動跟我說過。」

拍電影網的採訪中黃梓更直接，談及電影拍出來以後對自己和家人的關係有什麼影響和改變，黃梓說其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我知道她肯定會看哭的。因為她看什麼電影都會哭，所以我的電影她看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我們後來沒有針對電影深入地去聊，我跟她的關係或者說我們對於父親過去的回憶、感受，一直沒有，但是我覺得那種影響並不是馬上會見效的，可能更多是一種長遠的影響，它以後還會再慢慢發生變化，可能會慢慢生長。

我們母子之間始終有情感紐帶。所以我也不知道這種影響具體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我相信會產生影響。」

為什麼不想讓家人去看？

「我不想面對這個事情，就不想面對他們看完電影，可能要跟我聊一些苦大仇深的或者說意味深長的話，我不想有這種對話發生，但是好在他們也並沒有這樣做。」

那種對話是怕他們去跟你講這段經歷，怕回溯這段經歷，還是怕他們說教？

「我不怕回溯經歷，我怕的是好像我拍了這部電影，我跟我媽就達成了和解，成為一個特別標誌性意義的事，我不想有這種和解。」

拋開電影的濾鏡，生活回到現實。很遺憾，這裡沒有大家期待的「大團圓」。

即使生死，也無法消解一個年輕人的執拗和倔強。他不是拒絕和解，只是不想「被和解」。

如果一個人被父母、被另一半、被朋友、被同事真正地深深地傷害過，如何能期待他一笑而過？

最新一期《十三邀》裡，郝蕾動情的講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長，大段的講述使得主持人許知遠的話都變得很少。郝蕾從小成長在嚴厲苛刻、更期待兒子卻不得不養大女兒的家庭裡，養成了堅韌要強的性格，15歲就出來拍戲討生活一路獨自拼搏到今天，即使功成名就，她和家庭的關係也始終緊張。

父親被查出重病，她終於第一次意識到父親的脆弱，感受到和父親「如此的熟悉」，那種期待愛與被愛而不可得的表情讓人很難過，一個說起表演、說起演員行業、說起愛情與文學都自信張揚、鋒芒畢露的強大形象瞬間崩塌，內心深處她依然是個想要和解但又明知不可為的小女孩。

仇，恨，憎，怨，刀扎的深度不同，但都一樣的疼。

電影裡的一鳴，和母親和同學沒有大的恩怨，更多是雞毛蒜皮日常積累的不滿和齟齬。同樣的，我們和一個朋友、一個同學、一個同事之間的不和也不一定有充分的實際依據，但傷害與被傷害的感覺依然真切深刻。不可能每段糟糕的關係都期待一場意外事件來化解。

和解只是選擇性遺忘之後的妥協。

電影最後有一場戲，返程火車上，一鳴一邊吃泡麵，一邊悄悄地說了一句話：「我想改變世界」，這句話爸爸好像聽到了，又好像沒有聽到，再問一鳴，他又不說了。

黃梓說，其實這也是他想跟他爸爸說的，只是一直沒有機會。

「父子倆最後躺在車廂臥鋪的一個床位上，擠來擠去鬧著玩。這場戲，其實是我爸的一個小心願。

我爸挺嘴貧的，不太嚴肅。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可能我對我爸有點冷漠吧。他有時候會調侃我，說你小時候跟我都不知道有多親近，老跑到我跟你媽的床上，跟我們擠在一起，都不敢自己睡覺。

他會這麼說，然後他會稍微提議說，今晚要不要跟爸爸一起睡呀？但是我已經是二十幾歲的人，我肯定會拒絕他。

所以，我就在電影裡，在一個環境下，把這個實現出來了。」

生活中如果爸爸沒去世，導演大概還是不會這麼做。

一句沒說出口的話，一個沒實現的小願望。有些事，註定用來遺憾的。

但導演依然選擇了更溫暖的結尾，用爸爸的視角注視著曾經的家和家人。

對真正重要的人，不和解，不影響愛。只是想愛得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