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日本在臺灣普及日語，為何努力50年也沒有成功？

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佔據了臺灣，在臺灣設立總督府，廢除了清政府的教育系統，在臺灣推行殖民教育。

在日本佔據臺灣的50年裡，臺灣經歷了初期的「同化」、中期的「共學」和最後的「皇民化」，儘管各階段的政策不同，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摧毀中華文明，維護日本的殖民統治。

然而，中華文化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展現了頑強的生命力，臺灣民眾對日本的文化入侵進行了堅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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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前，臺灣的文化概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統一臺灣，在臺灣建立起以科舉為主的教育體系，社學、書房和書院遍佈全臺灣各地。

清朝統治者雖為滿人，但十分注重學習漢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清朝統一臺灣後，臺灣的學務本應由福建負責。但考慮福建與臺灣有海峽相隔，交通不便，就在臺灣單獨設提督學政，規範臺灣教育。

清朝後期，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清朝的大門。清政府被迫與諸國列強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臺灣作為沿海港口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

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和1884年的中法戰爭，臺灣均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而受到列強的侵犯。清政府從而意識到臺灣防務對沿海七省的重要性，1874年，清政府採納沈葆楨建議，恢復福建巡撫渡海巡臺製度。

1885年，清政府採納左宗棠建議，命「洋務派」大臣劉銘傳出任臺灣巡撫兼學政。

劉銘傳在洋務運動中主張「變西法，罷科舉，火六都議案，開西校，譯西書，拔真才」，他到任後採取了調整行政區域、開發「番社」、發展郵電、建設交通、加強防務，鞏固海防、清賦理財、增加收入、興辦工業、發展生產等一系列建設臺灣的措施。

其中，與教育有關的便是創辦新學，培養人才，先後創設西學堂、電報學堂和番學堂，傳授近代科學和外語知識，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

綜上，臺灣在康熙年間就已經構成了完備的教育體系，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裡，這一教育體系將中華傳統文化系統地傳播到了島內，使之生根發芽枝繁葉茂。海峽兩岸同源同種，同文同俗，來自祖國的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堅韌生命力，成為臺灣人民抵制日本殖民文化的力量源泉。

日語普及運動

1895年，日本駐臺灣的總督府除了通過國語學校、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對學生進行日語教育外，在1914年之後又開展針對全民的日語普及運動。

1914年3月3日，臺中當局發起了「國語夜學會」，每晚針對不熟悉日語的臺灣人民授課一個半小時，授課內容以日語為主，日常日式禮儀為輔，每三個月為一期。夜學會發展很快，至1922年4月，在臺中設置的夜學會就多達266所，學員8876人，已完成學業的畢業人員達15325人，至1936年，數量達769所，學員多達38558人。

臺中的國語夜習會出現後，其他廳、州也相繼出現了各種學習日語的組織。桃園廳、宜蘭廳成立了「國語練習會」、「國語普及會」，嘉義廳成立了「國語研究夜習會」，新竹廳成立了「國語練習所」、「國語夜習會」，屏東廳成立了「國語普及會」，高雄州成立了「國語講習所」，基隆廳成立了「國語練習會」，臺南州成立了「國語講習所"，臺北廳成立了「國語普及會」、「國語溫習會」臺東廳、澎湖廳、花蓮港廳也成立了日語學習組織。

在此期間，各地推行日語的社會團體諸如同風會、自修會、青年會等也紛紛成立。

1929年起，總督府將各廳、州的國語夜學會、普及會、練習會等加以統籌組合，下撥專項經費，在臺灣島內開始廣泛設立以日語教育為中心、針對不同年齡層次的簡易國民教育設施，即「國語講習所」，以實現日語教育的全面覆蓋。

總督府在日語基礎教育方面可謂是不遺餘力，不僅在經費上由總督府財政給予補助，在教育設施的覆蓋面上不放過每一個年齡層次，在課程的設計上也是煞費苦心，而且在進行語言教育的同時，不斷通過禮儀、修身等課程灌輸「皇民思想」，其目的明顯不侷限於推廣日語，更為重要的是要讓臺灣民眾修煉皇民精神，培養具有至誠盡忠思想的日本順民，為日本在亞洲戰場輸送忠於日本天皇的炮灰。

據《重修臺灣省通志》記載的1932-1942年臺灣民眾瞭解日語狀況的統計數據看，隨著日語教育的普及，臺灣民眾瞭解日語的比例從島內總人口的22.73%升至54.18%。

經過五十年的日語滲透，到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據期間出生的新生一代已經習慣於用日語交流而漸漸疏離了母語，殖民同化教育在年輕一代身上的影響可謂深遠。

日本在臺灣的教育機構

1895年6月，伊澤修二在臺北開設「芝巖山學堂」，招收臺灣青年學習日語，日本普及日語教育的序幕隨之拉開了。雖然該學堂被島內村民搗毀，但是日本殖民者並未停止日語在臺灣島內的傳播。

1896年4月，總督府在臺北設置「國語學校」，在島內14個縣市設置「國語傳習所」，臺灣島內的日語教育從此展開。

1896年9月，日本發佈了《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明確了國語學校下設師範部、語學部和附屬學校三個機構，並在開篇闡明師範部、語學部和附屬學校的職責，即：

「國語學校師範部的任務是培養'國語傳習所'和師範學校教員、小學校校長或教員，併為研究本島普通教育方法的場所。語學部的任務是教授日語和閩南語。附屬學校的任務是對日本人的學齡兒童和本島人的兒童、青少年進行普通教育的學校，同時兼有師範部學生實習場所的職能」。

1897年3月，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設立了女子分教場，成為臺灣女子教育的第一個初等教育機構。同年5月，第四附屬學校成立，成為在臺日籍兒童的初等教育學校。

1898年2月，第四附屬學校設立中學科，作為日本人普通中等教育機構。

1900年10月，國語學校在語學部國語學科內增設鐵路電信科，以培養鐵路運輸和電氣通信人才。

1902年2月，學務部將第二附屬學校改設為中學部，作為在臺灣設立的第一個專收日本人的普通中等教育機構，第三附屬學校同時改稱第二附屬學校。

1902年6月，為適應對實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國語學校新設立實業部，原設立在語學部國語學科內的鐵路科和電信科劃歸實業部管理。6月2日，總督府再次修訂《國語學校規則》，確認在國語學校內設置師範部、中學部、國語部、實業部四個部門及附屬學校,並明確了各機構的職責，即

「師範部為養成公學校、小學校之校長或教員及國語傳習所之教員，兼為研究本島普通教育方法之所。中學部為對內地人青年施以需要之高等普通教育。國語部對本島青年授以國語，兼對他日欲從事公私業務者，施以需要之教育。實業部對本島人之就農業、電信或鐵路業務者，施以需要之教育。附屬學校對本省之幼年人、青年人施以需要之教育，且為本省普通教育及技術教育之模範，兼為師範部生徒練習實地教學之所」。

1904年8月，學務部為對島內的日本人女子實施高等教育，又設立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

1904年12月，又將第三附屬學校改為附屬高等女學校，作為島內日本女子第一所普通中等學校。至此，臺灣島內三所附屬學校均已確立各自定位，即第一附屬學校為初等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為女子實業學校兼有臺灣籍女教員培養的任務，第三附屬學校為日本女子普通中學校。

1907年4月，學務部將國語學校內的中學部和第三附屬高等女學校剝離出來，在島內設立日本人的男女中學校。

1910年3月，國語學校師範部分為小學師範部和公學師範部兩部分，第一附屬學校改稱附屬公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改稱附屬女學校，同時增設附屬小學校。公學校師範部再分設甲、乙科，甲科和小學師範部招收日本人中學校畢業生，修業年限為一年，乙科招收臺灣人六年制公學校畢業或以上學歷者，修業年限為四年。

1919年，總督府頒佈《臺灣教育令》，教育系統被重新整合，按教授內容重新劃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及師範教育。普通教育學校分為公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實業教育學校分為實業學校及簡易實業學校，專門教育學校稱為專門學校，師範教育學校稱為師範學校。原國語學校改為臺北師範學校，原國語學校附屬學校改為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南分校改為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和附屬小學校也分別單獨設置。學校的名稱雖有所改變，但其為殖民統治培養人才的教育宗旨仍一以貫之。

臺灣人民以儒學為載體抵制殖民教育

日本佔據臺灣之後，殖民當局開始逐步推行殖民同化教育。總督府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地位，希望將「臺灣人」同化成為「日本順民」。

臺灣的儒學教育以書房、鸞堂、祠堂為載體依然頑強地堅持、保留並得以延續，是培育抗日意識的重要組織，對於日本文化侵略的反抗，功績至大。

日據初期，總督府出於維護穩定的需要，採納了伊澤修二的「漸進主義」文化殖民政策，即在統治之初，雖積極推行日語教育，卻並未取締所有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機構。

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漸進主義」教育的鮮明特徵為「同化」與「差別」，同化為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差別則是指日人、本島漢人、番人分別進行有差別的隔離教育，日人進「小學校」，漢人子弟進入「公學校」，番人子弟進入「山地教育所」。

日據之後，「臺灣文人士紳階層中有些人默默抵制殖民政府的運動，拒絕與日本教育有任何關係。一些主要的臺灣學者拒絕了在殖民政府學校教授漢語的邀請。相反，作為私塾中德高望重的先生，他們保留了學習中文的文學傳統。有時他們甚至還會提醒學生中國將來必將重現其昔日的輝煌」。

還有一部分臺灣文人因日本的殖民統治導致科舉入仕的道路被完全阻斷，為求生計紛紛開設書房。據統計，1898年全臺共有書房1707所、教師1707人，計有舉人1人、生員70人、秀才77人、廩生7人、童生758人、增廩生1人、貢生5人、俏生3人、監生2人、儒生2人、無資格495人、讀書人6人。

按中國傳統社會觀念，讀書人特別是有功名的人在地方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容易成為「意見領袖」，所以從維護殖民統治的角度出發，總督府需要對讀書人進行安撫，對讀書人開辦的書房最初僅僅要求加開算術和日語兩門課程，任其發展。

在經過了日據初期書房的短暫興盛後，書房的生存環境日益嚴峻，但是臺灣文人保存傳統文化的熱情卻並未減退。特別是在武裝反抗日本侵臺全面失敗之後，臺灣文人更是在書房教育上傾注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

這一時期傳統的漢文書房在殖民教育擠壓下有所萎縮，但殖民教育的強化激發了儒生們保存傳統文化的熱潮，民間的漢文教育活躍起來。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組成祕密的漢文學習班。這樣，由臺灣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所組織的文化啟蒙宣傳，與遍佈民間的漢文教育機構相配合，構成了民眾傳承中華文化的生動圖景。

有的文人受士紳邀請出任書房教師，如連橫、林獻堂、趙一山、莊士勳等。有的文人在自家教授子女讀書，如著名愛國文人、鹿港秀才洪棄生在家教授弟子。

面對總督府打壓書房、壓制漢文化之舉，臺灣一些熱愛傳統儒學的有識之士為保存傳統文化，利用鸞堂等帶有宗教性質社會團體和組織，繼續在島內進行傳統文化教育。

鸞堂是臺灣民間信仰頗為興盛的宗教流派，其主張以儒為宗、以神為教，主祀恩主公（如關聖帝君、孕佑帝君、九天司命真君、岳飛等）。

面對總督府對書房教育的打壓，許多傳統文人雖將書房改成鸞堂，但鸞堂所承載的核心仍是儒學。

此外，臺灣民眾藉助鸞堂扶鸞的形式發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最著名的如「西來庵事件」中藉助扶鸞形式發佈抗日的告示。一些傳統文人也借鸞堂場地教授漢學，躲避日本警察的查緝，即使在日據末期漢文被全面禁止的惡劣環境中，此類開館授課，傳承文脈之舉依舊不絕，如苗栗縣樂善堂主事張譲盛為當地儒士，熟讀四書五經，於該堂中自設私塾教育地方子弟。

日據時期，鸞堂數量大增，據《重修臺灣省通志》記載，日據前僅有2個，日據時期發展到200多個。

日據時期，臺灣人民還更加重視修建祠堂，除了通過祠堂祭祖的形式來彰顯祖宗勳業、宣揚祖先崇拜外，更重要的是以祠堂為載體傳承儒學，保存中華文化傳統，以使子孫後代形成中華民族的意識。

日據期間，臺灣民眾所建宗祠，一般都會在祠堂建築上繪畫或雕刻精美的民間故事，宣傳儒家的綱常倫理。堂內楹聯上書寫的多為體現中華文化內涵的優美詞句，如南投謝氏家廟德馨祠內的楹聯「德業日新，多藉東山遺世澤；馨香遠被，未忘測水振家聲」，彰化縣芬園鄉洪氏宗祠崇星堂內的楹聯「性秉忠良傳後代；植培道德訓宗支」，溪口劉氏宗祠內楹聯「翼子燕，貽孫謀，都是賓裘事業；報君忠，事親孝，誰無節義綱常」等。

每年的祭祖是宗族在祠堂內進行的頭等大事。在祭祖儀式中，族長一般會帶領族人重溫祖訓，講述家族的歷史，激勵族人以祖先為榜樣，勵志進取。

因此，祠堂祭祖也是一次以孝道為主的儒家傳統倫理道德教育。一些氏族還會在祠堂內設私學，邀請傳統文人給本族子弟開課講學，教授漢文、詩詞歌賦。

日據時期的祠堂，是血緣認同、親緣認同最有效載體，在它寄託了子孫追思先人的孝道，滿足了子孫報本反始的祖先崇拜，傳承著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宗族文化，維繫著家族團結和民族向心力。

臺灣祠堂文化中包含著臺灣同胞愛國思鄉的情懷，它承載的愛國、忠勇、自強的民族精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頑強地流傳下來，隨著家族體制的運轉，以代際傳播和人際傳播的方式，不斷傳遞給下一代，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保存及傳承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綜上，可以看到：雖然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各種手段推行其殖民同化教育，但是英勇不屈、心繫祖國大陸的臺灣民眾堅持自己的民族信仰，堅持傳揚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採用各種形式學習、傳承中華文化。

各種表面的合法的體制內爭取和與隱蔽的體制外抗爭相結合，其中書房成為臺灣民眾抗爭殖民教育的主要陣地，雖然後期書房、私塾被勒令停辦，但臺灣民眾將書房改頭換面繼續堅持教學，這也為1945年收回臺灣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礎，日本統治者完全同化臺灣民眾的妄想終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