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五萬臺灣人跨海蔘加抗戰，日本「皇民化」因何破產？

1895年的《馬關條約》規定：臺灣永久割讓給日本。雖然割讓手續是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和日本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船上辦的，但日本人那時並沒有什麼不踏實的感覺，做夢也不會想到二戰後會被要求歸還。

所以日本為實現其永久佔有的目標，在臺灣竭力推行同化政策。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的所謂皇民化運動，一直受到富於愛國心的臺灣同胞的強烈反抗，一位臺灣同胞在給臺灣義勇隊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在痛苦中無日不在淬礪精神、抵禦強盜，我們唯一的武器就是不滅的民族精神！

正是這種堅韌不拔的中華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因而從根本上說，這個運動是以失敗告終的。

不妨作一個對比：1940年2月至8月，朝鮮2500萬人口中，有80%創氏改名，面臺灣同期卻僅有168人改名，難怪臺灣總督府每每指責臺灣人民「不熱心"。但也不必諱言，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騙宜傳下，確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運動的影響，甚或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從犯「。

日本剛佔領臺灣時，搞的是愚民政策那一套，剝奪臺灣人民受教育的權利，以至於1895年日本在臺灣辦的第一所學校僅招了六名臺灣學生。

但臺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對此不以為然，他認識到，愚民政策不是長久之計，要保障日本在臺灣的永久統治，唯有讓臺民獲得更多的日本知識，基於這種認識，兒玉源太郎開始在臺灣推行日本殖民地教育。

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特點是：第一，差別教育：第二，培育殖民地的技術人才；第三，不準有本地思想及對世界思想的嚮往。他們把初等教育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學校，專為日本學童設立，這類學校設備好，師資強，程度高，另一類是「公學校」和「日語傳習所」，專收臺灣兒童。這些學校設備差，師資弱，程度低，公學六年的程度還低於小學五年，而臺灣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則更是專為日本子弟升學而設立。

1928年，在臺北設立帝國大學，但高等教育更為日本人獨佔，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國內舉行考試，以謀吸收日本學生。

臺灣受日本帝國主義50年的殖民統治，住在臺灣的中國人在教育機會上備受歧視。除醫科之外，中國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尤其文法各科更非中國人所能就讀，因此，在光復後的教育及生活水準，較大陸都落後許多。

日本殖民政府的愚民政策，當時就激起了臺灣人民的強烈不滿。林烈堂、林獻堂等204人於1914年集資18萬元，欲在臺中創辦私立臺陽中學，專門招收臺灣人民的子弟入學，以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當局察悉後，勒令停辦，遂導致臺陽中學中途流產。

時間到了1937年

這一年的7月7日，北京盧溝橋一聲槍響，標誌著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隨著戰爭的迅速擴大，中日關係開始進入前所未有的大轉變時期，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在這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日本殖民者在臺灣的統治，也到了十分微妙的轉折點上。

從這一年開始，日本帝國主義為配合對外侵略，尤其是對華侵略的需要，在臺灣掀起了一場「皇民化運動」的狂潮。他們瘋狂摧殘中華文化，向臺灣人民強制灌輸大日本皇民思想，企圖將臺灣人民扭曲成「畸形的日本人」，以供其奴役、驅使。

「皇民化運動"的始作俑者是臺灣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

1936年9月就職的小林躋造，剛剛熟悉島內情況，海峽對岸就爆發了「七七事變」，中國大陸抗日戰爭的全面鋪開，給臺灣社會帶來了強烈的震盪。

祖國大陸是臺灣的根，閩粵沿海是臺灣人民的祖先廬墓所在，祖國的命運和前途，深深牽動著他們的心，一年內就有5萬多人返回大陸抗戰，讓小林躋造感到非常緊張的是，臺灣島內也出現了劇烈的騷動，以至於殖民當局向國內政府報告時不得不承認，臺灣民心很不安定。

「七七事變」後的第五天，臺灣軍司令就此「向島民發出重大警告」，臺灣軍參謀長在7月14日「對上海事變後，臺灣人民的反日的言行再次發出警告「，導致臺灣社會愈益動盪。

殖民當局極為惶恐，命臺灣軍司令第三次發出警告：「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行，若一旦聞知，即與剪除」。

一時氣氛十分緊張，臺灣人民的思想、行動向何處去，不能不引起日本殖民者的極大關注和疑慮，正如小林躋造的繼任者長谷川清日後所說，他們曾「一度對本島人的精神動向表示擔心」。

顯然，把握臺灣人民思想動向，防止他們響應祖國抗戰，將其引導到為日本帝國主義戰爭協助的方向上來，並乘機利用臺灣的人力、物力為其擴張政策服務，已經成為擺在臺灣總督面前待解決的一大課題。

小林躋造決定，為了因應時局，他強調，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於教化事業，使之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

於是，小林躋造精心策劃了覆蓋臺灣全島的「皇民化運動」。他試圖通過這場「靈魂革命」，讓臺灣人同日本人一樣「感覺到衷心光榮和愉快，欣然參加天皇的指令行動。」

這場運動始於1937年，止於1945年，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1937年至1940年為前期，稱「精神總動員運動」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後，臺灣總督府立刻發佈《北華事變之際特別注意事項》，加緊宣傳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及本部規程，總督府設本部、組織本部參與會，下設州廳支部、市都支會、街莊分會，領導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中心內容為：「從本島的特殊情況出發，將重點放在全體島民對國家的報恩感謝上，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刷新社會風氣，強化後方後援，協助非常時期財政經濟政策，維持治安、衛生，振興島民精神」。

9月30日，在臺北市公會堂召開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運動在全島鋪開，活動具體內容有：

(1)國民精神總動員強調周：刷新社會風氣，順應時局。

(2)國民精神振興周：明徵國體本義，體現日本精神。

(3)國民精神總動員第二次強調周：縱觀日本精神，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實施國民訓練。

(4)國民精神總動員健康周：健康報國。

(5)支那事變爆發一週年紀念：祈願武運長久，強化時局生活實踐。

(6)國民身心鍛鍊運動：體育鍛煉，集體勞動效力.。

(7)國民精神總動員金報國運動：強調經濟戰，要求人民將藏金出售。

(8)後方後援強化周：慰靈、祈願，強化鄰保關係，教化小國民。

此外，還刊行各種資料，開辦演講會、講習會、協議會和巡迴宜傳等，以收「真正舉島一致之實效」。其實質，不外乎試圖「將臺灣的人和地，都成為皇國的一環。」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著重於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致力於消除臺灣人民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同時，大力宜傳「日本是為了建設東西新秩序而興正義之軍」，進行的是「聖戰」。

尤其利用1938年2月23日中國空軍對臺北的轟炸行動，挑峻對大陸人民的敵視心理，試圖轉變臺灣人民對祖國抗戰的向心力。

1941年-1945年為後期，稱「皇民奉公運動"時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10月，組織大政會，推進法西斯民眾運動，1941年.各殖民地先後成立類似組織，臺灣於4月9日成立皇民奉公會，其指導思想為：

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顯示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600萬臺灣人民為日本盡忠。

第一，強制推行日語

語言不僅是表達的工具，也是思維的工具，一種語言的獲得，伴隨著對該語言所包含的特殊思維方式的認同。

臺灣的皇民化運動，正是以禁止漢語，強制推行日語為中心進行的，日本殖民者叫囂：「我們堅信，作為皇民化運動實施的有效辦法，基於日語的徹底使用。皇民鍛鍊，陶冶日本精神之涵養，無論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語為先決條件。」

「七七事變"前後，臺灣總督府就下令撤廢全臺學校的漢文科，一律以日語為必修課，廢止各報刊中文版及欄目，發佈種種禁令和懲罰措施，強迫臺灣人民學習、使用日語。

如花蓮廳調令，在公務場合不使用日語者馬上解職，羅東郡三星莊設立不學日語者徵收過息金規約。他們公開叫露：「絕對禁止使用臺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

對於不解日語者，買車票時被視說：「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後邊去等。」

與此相適應，日本殖民者還大力強化已設立的日語講習所、簡易日語講習所、日語保育園等設施，專門撥款資助，傾全力於日語普及。

1936年有日語講習所2197處，學生131799人，簡易日語講習所1735處，學生73415人：1940年前者達11206處，學生有547469人，後者4627處，學生215794人，增長速度快得驚人。

1943年臺灣實施義務教育制，臺灣就學率自1942年的64.81%增加到85%：1945年預計為90%，學校一律講日語，說一句閩南話罰金一錢，戰爭末期，更以奉公班為單位，設立日語夜間講習所，遍及全島各個角落，各種講習所學生總數超過100萬人。

對高山族同胞，日本殖民者也毫不放鬆地進行日語普及活動。1939年高山族日語講習所265處，學生達17921人，日語普及會11處，他們還定期舉辦全島「日語演習會」，對所謂「日語普及」有功者，頒發「愛語章」。

第二，強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臺灣人民的祖先是從大陸遷徙過去的，臺灣的社會語言、風俗習慣與大陸粵沿海基本相似，臺灣文化實際上是大陸文化特別是閩南粵東文化的延伸。

然而，日本殖民者侵佔臺灣後，竭力壓制當地中華文化，改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強制推行同化政策。

日本以「神道立國」，日本殖民者在臺灣極力推行神道、佛教及各種宗教活動，企圖「通過宗教促進皇民化」。

他們在臺灣各地修建神社、規定每月一日為敬神日，無論老幼，都須敬神如儀：每年10月27日為例祭日，全臺各行必須停業，前往神社參拜。

至1942年，全臺共設神社133所、神道傳教所88個，佛教傳教所142個，基督教傳教所262個。

與此同時，他們採取寺廟整理、撒廢等強制措施，將臺灣原存的偶像集中焚燒，美其名白「諸神昇天」，不許再行奉祀。臺灣人民的祖先崇拜蘊藏著對祖先神靈的敬畏和對祖國故地的懷念之情，日本殖民者原先也將它作為「善良風俗"予以褒揚。

但是，在皇民化運動中，為了切斷這一與祖國、故土的觀念上的聯繫臍帶，卻斥之為不利於「天皇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動，「妨礙了皇民鍛鍊」，子以嚴厲取締，同時強迫各家各戶設置神龕，以伊勢大神官的大麻奉祀來代替神先祭祀，僅1937年普及率高達60%。

此外，還廢除臺灣人民的傳統節日，如中元節、春節等，將原來的冠婚葬祭習俗，斥為「弊風"，全部「打破」。

家庭中則要使用日本式的澡盆、便所、榻榻米，婦女穿日本和服，等等。

日本殖民者還進一步推行改用日式姓名運動。1940年2月1日，宣佈「恩准」臺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面上由人民自己申報，然後經知事廳長許可，但實際上是強迫執行的。

日本殖民者除了陸續刊行有關更改姓名的煽動性書刊外，還設立更改姓名推進會，警察脅迫改換姓名，在日本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改換姓名者71875人，1942年約為10萬人。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在臺灣皇民化運動中佔據重要地位，日本殖民者企圖使臺灣人民「通過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來首先體會日本人的心境，然後在不知不覺中感受皇民意識，並達到這一境界」。

那麼，怎樣才算「充分日本化」呢?

按照殖民主義者的要求就是：吃飯要吃日本料理，穿衣要穿和服或棕子式的日本洋服，住要住日式榻榻米，要行日本90度的彎腰禮和乞討式的叩頭禮，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

這些都做到了，那就是「皇民」，一家都做到了，那就是「模範家庭」，「皇民」和「模範家庭"，可以和日本人一樣享受同樣的配給，在官方機構的小職員，也多領幾文薪水。令日本殖民當局沮喪的是，真正過日本式「皇風生活」的臺灣人還是太少了。

第三，強制推行皇民思想教育

學校教育歷來是臺灣總督府實施殖民地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七七事變「前，臺灣的初等學校分為專收臺灣兒童的公學校、專收日本兒童的小學校和專收高山族兒童的教育所。

學校的教育目的，不過為普及日語而已。為了強化同化教育，1941年度起，日本殖民者將小學校、公學校統一改稱「國民學校」，其教育原則是「以皇國之道為準繩」，「進行國民基礎鍛鍊」，至於中等學校、教育目標是「鍛鍊中堅有為的皇國國民」，高等學校則是「以皇國之道為準則，鍛鍊國家有用的人才「，師範學校更要「以修煉皇國之道為主旨，體會皇國使命，培養不辱皇國國民資格的人物」。

從1943年起，臺灣還實施義務教育制度。而所有這些教育制度的擴充，特別是義務教育的推行，目的是以教育的徹底來促進臺灣的皇民化。因此，在這種皇民化氣案籠罩下的學校，臺灣學生與其說是受教育，不如說是受毒害。

青年是社會生活的骨幹，訓練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運動的重心之一。他們大力提倡所謂青年的「修養」、「鍛鍊」，在臺灣各處設有「青年學校」20餘所，由警察推動，進行欺騙利誘，其訓練幾乎與日本國內的法西斯訓練無異。

「七七事變」後，廣大青少年更被強制納入青少年團組織，施以訓練，由日本人擔任教員，宜揚所謂日本精神、日本軍威、國體明徵、大義名分等，為了培養各地推進皇民化運動的骨幹1940年7月成立勤行報國隊，將各地青年中堅集中進行三個月的兵營式訓練。

此外，為配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政策，設有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所，「推動培育活躍於華南、東南亞地區的幹部」。

同時，日本殖民者絲毫也沒有放鬆對高山族人民強制灌輸皇民化思想。他們進一步強化頭目勢力者會、家長會、婦女會、男女青年團的活動。1937年有頭目勢力者會86個，會員980人，家長會351個，會員23612人，婦女會84個，會員4276人，男女青年團372個，團員14175人，幾乎囊括了高山族所有青壯年中堅人物及部落中的名望人士。

1937年11月，殖民當局還召集全島高山族青年骨幹舉行碰頭會，以講時局，挑唆對中國大陸的敵視心理。

在文學藝術方面，日本殖民者加緊對作家和刊物的控制，臺灣文學界的兩大陣地，張深切等人創辦的《臺灣文藝》、楊達夫婦創辦的《臺灣新文學》先後停刊。

由於禁載漢文，只能用日文寫作，文學作品中為日本帝國主文侵略擴張宣傳的色彩日益濃厚，1942年4月，成立臺灣文學奉公會，從事「臺灣皇民文學」創作。

戰爭末期，臺灣文學的目標是「確立本島文學決戰態勢」，促進「文學者的戰爭協力「，編纂決戰文學作品，以圖鼓舞士氣。

在音樂戲劇方面，傳統的歌謠、歌仔戲、布袋戲等均被禁止，提倡所謂改良劇、皇民劇以及新臺灣音樂，試圖通過情操教育來陶冶「帝國臣民的性格」。

於是，以日本史實為題材的忠勇美談和以日中戰爭為內容的七七事變美談充斥臺灣戲劇舞臺，青年劇運動也迅速勃興，到處教唱日本軍歌，「灌注大和魂」。

另外，還成立演劇挺身隊，深入僻遠地區演出《日章旗下》等劇目，狂熱地推進皇民化運動。

第四、強制推行「臣道實踐"

它迫使臺灣人民從事毫無報酬的低級繁重的勞動，於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隊"、「奉公隊「紛紛出籠，學生被迫參加「熱汗奉公」勞動。

工礦企業組織各種產業奉公隊，大幅度增加勞動強度，廉價榨取工人勞動成果，商業界則成立商業奉公團，要求配合戰時經濟統制政策，穩定市場。

1944年進面提出「全島無一人不為聖戰而勞動」的口號，在這種強制無償勞動下受盡煎熬而丟掉性命者大有人在。

1940年6月30日，桃園郡南嶺青年婦女陳英揹著三歲小孩，在烈日下被迫參加建築模範衛生部落勞動，猝然暈倒，再也沒有站起來。

為了支撐戰爭機器的運轉，日本殖民者還通過迫售金銀、發行公債和強迫儲蓄來搜刮臺灣人民的錢財。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號下冠冕堂皇地進行的，1937年開始的「金報國運動」，強迫人民出售金，由臺灣銀行牽頭，通過儲蓄組合、信用組合、保甲部落團體，挨家挨戶推行。

到1939年3月，金額高達5000萬元，太平洋戰爭前夕，在「國防獻金」的名義下，臺灣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價值180餘萬元，僅次於東京、大阪而居第三位。

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間，更高達500餘萬元，相當於前者的四倍，隨著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臺灣總督府大力宣傳國家總力戰，強迫臺灣人民將手中資金投入儲蓄，展開所謂的「儲蓄報國運動"，其金額為1938年5000萬元，1939年1.5億元，1940年2億元，1941年2.3億元，1942年3.6億元，1943年4億元。

1937年至1942年，還發行國債及債券87609505元，全部於臺灣島上消化。臺灣人民負擔的軍事費，1937年為600萬元，到1944年竟然高達1.5億元，增長了24倍。

日本殖民者還將支援戰爭作為皇民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以實現徵兵制為皇民化的追求目標之一，他們規定男子凡18歲以上，40歲以下，除殘疾外，一律分期入伍，還鼓動青年參加所謂「血書從軍"，以此來彌補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資源。

1943年，在臺灣實施陸海軍特別志願兵制，1945年實施徵兵制，將臺灣青年送入志願兵訓練所，日夜苦練，然後深到南洋各地，甚至派往華南地區，使之與自己的同胞自相殘殺。

至於高山族同胞，日本殖民者組織了所調「高砂義勇隊"，1942年3月首次派往菲律賓，從事山嶽叢林作戰，僅兩年間，戰死者數以千計，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發表的數字，臺灣出身軍人數為80433名，軍屬含軍夫為126750名，合計207183名。

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的所謂皇民化運動，受到富於愛國心的臺灣同胞的強烈反抗，一位臺灣同胞在給臺灣義勇隊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如一群受牢住的小鳥，被拘在這暗無天日的網絡中，不能以武力來自衛，日本軍閥壓制我們，使我們缺牙斷爪，失去自衛能力，而敵人之無道與毒辣，又是那樣可恨和可怕，我們在痛苦中無日不在淬礪精神抵禦強盜，我們唯一的武器就是不滅的民族精神。

正是這種堅韌不拔的中華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因而從根本上說，這個運動是以失敗告終的，臺灣人民的武裝抵抗從來沒有停止。

全文：7127字

參考文獻：《臺灣通史》《國恥備忘錄》《臺灣與大陸風雲四十年》

下期介紹甲午戰爭後，臺灣人民的武裝抵抗，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