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落的蔣家第4代，蔣友柏：離開臺灣前，歷史與政治都只是家事

實際上，蔣友柏的人生履歷說起來並不複雜，一切都有跡可循，平常人家不知還有幾戶能記得自己祖父的名字，但蔣友柏是能夠在歷史課本上尋找到自己曾祖父和祖父的名字的。

或許他出生時的哭聲與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但這個世界給出的迴音確實不盡相同的，為此所需要交付的代價是，他生命的每一瞬間會被記錄和放大在世人的眼前。

蔣友柏身上最大的標籤是「蔣家第四代」，他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曾與中國近代的歷史和政治緊密相關。

但蔣友柏卻走上了一條遠離政治的道路。不必走前人的路，這樣的反叛能讓他感受到幸福嗎？

歷史與政治，都是家事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顯赫的蔣家第四代，蔣友柏從小就認為自己能夠當「總統」，不只是他這麼想，絕大多數人也都是理所當然這麼認為的。

即便在蔣友柏出生前一年，他的曾祖父蔣介石就去世了，但蔣家當時依舊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他的祖父蔣經國繼任，如果歷史是按照這樣的規律發展的話，那之後可能就會是蔣友柏的父親蔣孝勇、蔣友柏、蔣友柏的兒子……

蔣友柏把他的離開臺灣前的青少年時期形容為「手上有一把大刀，隨意砍」，是活在雲端的那種人，他上課帶保鏢，在校園裡極度的張揚，考試後老師會優先幫他改試卷。

12歲之前的蔣友柏不用想什麼、也不用做什麼，未來是一條清晰可見的康莊大道，從他降生在這個世界上的第一秒就註定好。

他只需要順著父輩鋪好的路往前走，就能獲得一個有權有勢的人生，他把這形容為阿拉丁神燈。

心想事成對於別人是個美好的願望，但對於他12歲前擁有著阿拉丁神燈的蔣友柏來說，是種常態。

物質上的優越還是單薄，更令蔣友柏可以放肆地目中無人，是歷史和政治——普通人想都不敢奢想的，只有蔣友柏可以翻開歷史課本，輕鬆的說那些名字對於他來說並不是歷史，而是生活，「對我來講，你所講的議題都不是一個政治議題，你所講的議題都是一個家事」。

歷史與政治，都只是家事，古往今來能這樣猖狂說話的人屈指可數，並且，他說的都是事實。

被收回的阿拉丁神燈

「在我十二歲以前，我真享受過‘政治貴族’的待遇。我的成長過程就是一個虛晃的夢，或者你也可以說是一個海市蜃樓，小時候我真的就像是擁有一個阿拉丁神燈似的，心想事成，要什麼有什麼，所有我擁有的東西都是大精靈送來給我的；所有我的遭遇以及我走過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直到有一天（從臺灣飛到Montreal的那一天），有人把我手裡的神燈拿走，大精靈不再出現，我好像一下子被丟到一個看不到邊界的沙漠裡，東西一下子都不見了。」

1984年波詭雲譎的江南案發生後，蔣孝武被指涉案，其政治生涯被宣佈破產，蔣經國不得不宣佈蔣家人不繼承「總統」，蔣家對中國臺灣地區的獨裁告終。

1988年，蔣經國去世；一年後，蔣孝勇帶全家移居加拿大，12歲的蔣友柏離開了這片他曾經無法無天的土地。

僅僅一個江南案就能在歷史書中寫上幾頁，但在蔣友柏的記憶裡，這段關乎歷史和政治、關乎他家族及本人命運的重要回憶，卻不過是簡單的幾個字：「就是晚上被通知，後來就走了，我爸他就進房間說我們要去加拿大，然後就走了」。

廚師、司機、保鏢……這些蔣友柏曾經的必要裝備，如今都沒有帶上飛機，就他們一家人，離開了不是故土的故土。

蔣友柏說去加拿大的時候，他父親蔣孝勇是缺乏準備的，那麼對於只是被通知的蔣友柏來說，那更是一個令他難以適應的陌生世界。

語言、文字、文化全然不同，他曾經擁有的特權、優待驟然消失，一段時間裡，他始終懷疑這是不是自己做的一個夢。

於是非常盼望班上能來一個臺灣小朋友，以為臺灣小朋友來了，那些他曾經擁有的一切就都會回來，又回到雲端生活的日子。

等啊等，班上終於來了一個會說中文的小孩，但這並沒有解除蔣友柏的孤獨，也沒有讓他重回雲端，那個小孩從大陸來。

在他口中，蔣友柏、蔣友柏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蔣匪」，而在蔣友柏的口中，這個說著同一種語言的小朋友也是匪。

以為說著同樣的話就能成為同伴，沒想到由於互相挑戰著彼此從小到大建構的所有認知，兩個人幾乎鬧到要動手的地步。

「誰跟你講未來怎麼樣，都是騙你的。」

父親蔣孝勇過世後，蔣友柏回到唸書的紐約，「紐約是一個很好玩的城市，它有最好和最壞的東西」。

蔣友柏在紐約的交際圈是那些民國風雲人物的第二代、第三代，他本以為自己比那些人優越，畢竟他是蔣家人，至少是和那些人一樣的。

但漸漸他就發現今時已不同於往日，那些在紐約的二代、三代擁有豪宅、豪車，吃著美味珍饈，他們擁有著父輩鋪好的康莊大道，而蔣友柏除了這個所謂的出身，什麼都沒有。

要命的是，他也曾經有過被規劃好的權貴人生，但在他12歲後就消失了，更要命的是，別人都以為那盞神燈還在蔣友柏的手裡緊緊攥著。

他感到了憤怒，於是想「做什麼來再次爬到那個位置」，開始拼命的賺錢。世界並沒有那麼容易闖，因為在紐約沒有任何選擇，蔣友柏又回到了臺北。

總以為回到臺灣能繼續過那種雲端的日子，可人回來了，一切卻全變了，曾經呼風喚雨的蔣家除了一個空名頭再無其他。

「在你沒有成功之前，沒有人會理你」，所有人都抱著看笑話的心態去看蔣友柏。

相比於蔣家鑽營了幾十年的政治，他們認為設計是個「不上臺面的東西」，而蔣友柏所想的事正是「想找一個人家不屑的行業把它做起來」。

一切當然不可能重回擁有阿拉丁神燈的日子，最窘迫的一次，是過年期間員工捲款落跑，整個五十多人的公司只剩下八百塊臺幣，蔣友柏發不出紅包，於是年後只剩下25個員工。

蔣友柏如今的身份被稱為創意設計者，他的設計公司已經經營了近二十年，不只是在臺灣，在老家奉化也成立了公司。

蔣友柏與奉化合作設計一個文化園時曾有過這樣的感嘆：「它不止是民國，不止是蔣氏，它應該有一個自己的身份，它好像還沒有找到自己是誰，所以我希望幫他們找到自己是誰。部分也是想要找到自己。」

所以，其實不是阿拉丁神燈被任何人拿走了，而是命運收回了那盞神燈，讓他去尋找真正的自己。

「幸福的狀態」

「我看過為人民服務的狀態，我看過成功的商人狀態，都看過，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幸福的狀態」。

2018年，因蔣友柏與女助理的親密舉動被週刊拍到，他與育有兩名子女的妻子維持了十五年的、在外人眼中如童話般的婚姻發生了地震，曾經的山盟海誓諸如「婚前全部是錯誤，婚後才是唯一」等變成了諷刺的笑話。

2019年兩人離婚後蔣友柏稱，自己從未感到過幸福，將妻子十五年來的辛苦付出全都化為烏有。

因為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經歷，蔣友柏對他人其實是缺乏信任感的，他只相信他自己，追求妻子時他表現出的種種殷勤和付出，不過是一種征服欲的釋放，是一個體現他自我價值的手段。

而妻子始終對於他來說也是別人，妻子婚後操持家務的辛苦於他來說太輕，創造不了更多的價值，而女助理可以同他一起打拼事業。

所以並不是幸福的狀態沒有存在過，而是在蔣友柏生活的世界裡，感情這一課他只學到過揮霍，而沒有珍惜。

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感情又廉價、又奢侈，遠不如事業可靠，但他的所作所為辜負了一個女人的青春年華，他並不能理解這一點。

「因為我從小就體驗過什麼叫成功、成功後面有什麼，然後成功被人家批會是怎麼樣，所以我很多點都是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停掉了，再去彌補一些可能以前做錯的東西，但是又不願意放棄成功所帶來的享受，這個時候就會不幸福，我都是在這個狀況中輪迴。」

蔣友柏認為自己是由於過早地體會了人世的悲歡離合，和不斷在彌補幼時家庭變故帶來的創傷，因而缺少幸福感，實際上他缺乏的是感知幸福的能力，總想去彌補過往的過失而忽視了當下所發生的事。

這是一種宿命式的記憶，蔣家曾是那樣的煊赫繁榮，但那已經成為了過去，回到過去這四個字對於他們而言，有著極大的魔力和吸引力，即便他們不願意承認。

他曾祖父蔣中正的晚年時光，依舊在不切實際地想著有機會能重回大陸，重返巔峰；蔣友柏的設計絕大多數的都是返回到傳統的中華文化當中。

他自己也說來到內地、回祖籍做設計是一種「找回原點」，便是印證了這一點，至少蔣家到蔣友柏這一代，依然無法徹底的放下「過去」這兩個字的魅力，即便蔣友柏已經如此努力地反叛了。

按下停止鍵

蔣友柏的父親蔣孝勇曾說，就是因為覺得在臺灣離近代史太近才搬走，希望能讓蔣友柏與那些東西做一個切割。

顯然並沒有做到，而在蔣友柏眼裡，他也只認為那是父親的一種說辭，不過是父親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的說辭。

畢竟「蔣家第四代」這個身份依然給他帶來了許多痛苦，對於蔣氏的身份他只能接和受，接住它所帶來的享受、磨難、機遇、挑戰，忍受和承受這個身份背後的責任、壓力和孤獨。

每每這樣的時刻，他就想回到了要搬家離臺的十二歲，他只有被通知的份，而沒有人會問他願不願意。

他沒有選擇的機會和權力，但他想：「到我這一代就結束了，因為我會讓它結束，這是我可以控制的」，他要做那個按下停止鍵的人。

「我甚至有好幾次，買了一杯外帶咖啡，一個人坐在中正紀念堂的階梯上冥想。想著我和我的曾祖父、祖父對話，他們會想跟我講什麼，我的小孩和將來的孫子，他們又如何看待這兩位曾經當過‘總統’的祖先們。」

大江東去，時代已經不同了，困擾蔣友柏幾十年的自我與身份問題，幾乎不再有可能會繼續困擾著他的後代。

至少他的後代並不會像他一樣，從小就認為自己要當「總統」，但蔣友柏對此依然很執著，這似乎更像是蔣友柏自身的一個疑問。

他的反叛到底是對還是錯？這個反叛的結果到底是來源於他自身努力，還是時代的潮流？他自己究竟是誰呢？

當主持人問蔣友柏，這種人生會特別累麼，他玩笑式的回答是：「還沒活完，活完告訴你」。

從「總統繼承人」到移居加拿大，從父親去世回紐約到以設計師的身份返回中國臺灣、內地，每一次輾轉，就要面對一次的一無所有。

蔣友柏的人生經歷了數次的擁有、失去、再擁有、再失去的過程，所以不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他依然隨時做好準備要去面對失去的後果，和要去靠自己的努力重新擁有。

因為他希望，在下一次失去的時候，自己可以全副武裝，不必再回到十二歲，回到那個一無所知就被通知離開曾經所擁有的一切的男孩，那樣的人生太狼狽了。

為了不那麼狼狽，他拼力去反叛，走上一條與祖輩父輩完全不同的路，可他依然在說自己不幸福、很痛苦。

不過，蔣友柏的追求似乎也並不是幸福，他曾寫：「臺灣流行小確幸（小小確定的幸福），而我很討厭小確幸。我喜歡的是大大不確定的夢想」。

文/史海觀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