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荷蘭與日本在中國臺灣島的交會，發生了什麼？

1628年，濱田彌兵衛綁架彼得·奴易茲。荷、日兩方，均按照國際的正式程序處理此案，進行協商。

這是中國臺灣島上「史無前例」的事件。

一、第一代黑船叩關？

荷蘭東印度公司駐日人員，在德川幕府啟動「鎖國」政策前後（約1639年），為體制所吸納，成為幕府對外收集西洋情報的耳目，扮演日本鎖國時代感知西洋脈動的橋樑。

這個獨特的地位，要到1853年，在著名的「黑船事件」，美國海軍將領馬休·佩裡率領美國艦隊前往江戶，以輪船大炮叩關，導致日本「開國」，與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前後，才逐漸解消。

2004年，適逢《日美修好通商條約》150年祭，日本歷史學界曾為此推動一系列紀念活動。例如NHK即攝製有大河劇《阪上之雲》（2009年開播）、《龍馬傳》（2010年開播）等一系列與幕末相關的影視作品。

在歷史教育當中，常把19世紀日本開港這段歷史，歸納在晚清受列強壓迫的脈絡中來敘述，「黑船來航」則可能被當成事件背景略微帶過。

相比之下，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及後來的外交人員）曾經在日本鎖國時期，扮演對外溝通要角一事，荷蘭人曾擔當日本幕府臣民的這個事實，大概較難以想像。

日本鎖國到開國這20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於印尼諸島繼續殖民擴張。但在荷蘭與清朝關係上，由於荷蘭人安於通過廣州通商的安排，並未與清朝發生衝突，荷蘭人在海外各地的擴張活動與中國關係不大。

一般人多聽聞鴉片戰爭的起源，可追溯至英國特使馬嘎爾尼於1793年晉見乾隆皇帝時，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的事件。但在此之前，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往中國朝貢的商務代表，早已叩頭多年，卻鮮少有人提起。

正由於在主流敘述當中，與荷蘭人的接觸，並非故事主線，總是擔任龍套角色。例如，臺灣曾落入「荷蘭帝國主義的魔爪」之中，此種帝國主義張牙舞爪的形象，與前述在大清面前三跪九叩的恭順模樣，顯然無法調和。

正因為過去「西方文明發展史」的主流敘事，強調荷蘭在歷史上曾取得海上霸權地位，若用這個常識性的印象，來看待早先荷蘭與日本的接觸，便會產生以下疑問：

既然作為20世紀海權代表的美國，在與日本接觸之時，是以炮艦強制日本開國，使其必須自我改造，選擇西化以融入世界。那麼，作為17世紀西方海權文明先鋒的荷蘭，也曾在大航海時代，展開與日本的接觸，為何當年荷日的接觸，沒有提早造成日本西化的結果？甚至，荷蘭人反而成為了幕府的臣民？

二、從荷蘭海盜到幕府將軍臣屬

這樣挑戰「西方霸權崛起史」敘事的反省，在近年世界史、全球史研究日盛之際，逐漸受到肯定。早在上世紀1990年代，人類學學者沃爾夫便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們》裡強調，近五百年來，以西歐為核心而成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其「生產關係」（「產業鏈」）重組，在在與歐洲以外的各種人群與特殊的政治、文化、經濟脈絡相關，其中不乏機遇性的轉折，而非註定的發展結果。

此外，《白銀資本》則明確指出，1571年後，全球浮現完整的白銀資本流動鏈，其運轉動力的來源，源於明朝市場的吸納能力。因此，西方現代文明創造者，歐洲城市中產階級的躍升，是他力而非純由自力造成。而基督教文明思想的內在優越性，也受到質疑。

過去西方文明發展的主流敘事，自大航海時代後，直到19世紀帝國主義擴張間的200年，在大西洋兩岸以外世界，好像靜止不動地等待歐洲列強來臨一般。在這樣的全球史研究潮流當中，大航海時代歐洲人與世界其他地方人群在15到18世紀間數百年來的接觸，常成為必須重新評估的主題。

「這批第一代的黑色船艦雖然也引發了一段社會化的過程，卻是歐洲人被迫做出適應，以便在一套他們無力改變的政治秩序裡取得一席之地……他們就像明治日本那樣，在一套外國秩序裡獲得了穩固的地位，卻發現自己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與德川幕府接觸的過程中，為了取得穩固的貿易地位，先是在外交上放棄了歐洲式「全權大使」的法定權利，又在海上放棄了掠奪前往日本的西葡船隻（這是荷蘭的交戰國）的法定權利，最後，在新殖民地大員的主權爭端事件中，放棄了以主權捍衛荷蘭自己臣民的法定權利。

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人員：「從一個虛構國王的臣民轉變為幕府將軍的臣屬、從凶暴的海盜轉變為溫馴的商人，並且從殖民主權的堅定捍衛者轉變為幕府將軍的合法臣屬。」荷蘭人在接觸之初，是否即抱持如此強硬之立場，或許並非沒有疑問，但作者從這個角度觀察，確實是表述近代早期歐洲人與世界各地人群接觸經驗的絕佳例子。

三、日本荷蘭關係中的臺灣島

日本在「開國」邁入世界的歷程中，設立了東京大學，以學習歐洲建制歷史學的研究法。東京大學聘請當時德國曆史學者蘭克弟子里斯開設教席。1902年，里斯的學生村上直次郎擔任東京帝大史料編纂員，1908年升任編纂官，而這些成果被陸續出版。

上述這些歷史學者，早已提出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中村孝志曾出版《環繞臺灣的日蘭關係：濱田彌兵衛的荷蘭人攻擊》一文，主要從日荷商人爭奪生絲貿易的角度，來切入此一事件。永積洋子，則延續對日本朱印船海外貿易之研究，出版專書《朱印船》，該書中亦有專節特別談到「大員事件」（即「濱田彌兵衛事件」）。

近代早期日荷關係的重要側面，說明歐洲擴張活動，在全球各地多種多樣的發展及其後果。在這一連串事件中，最戲劇性的一樁，是荷蘭人在爭取「大員」殖民地主權時，與日本商人發生衝突，導致幕府決定扣押公司人員財產的事件。事情發展到最後，荷蘭當局選擇卑躬屈膝地交出大員長官諾伊茲，犧牲對其臣民的法律主權，以換取幕府容許他們繼續從事對日貿易。

（一）「濱田彌兵衛」事件的歷史意義

在「濱田彌兵衛」事件發生之時，島上有數位新港社的平埔原住民捲入，且被輸送到日本，作為說服幕府當局採取行動，以壓制荷蘭人的人證。幕府當局看破這個手法，不認為這些原住民能證實大員已有王國的存在。在荷蘭人提出主張之前，無論中外文獻，均證實中國臺灣島上有原住民居住，也有海盜、漁民之往來。這與當時許多太平洋島嶼的情況類似。

荷蘭人面對幕府，提出荷蘭掌有大員的主張，無論其主張是否有效，此一動作，仍極富象徵意義。因為，儘管最後幕府對於荷蘭的主權主張不置可否，此一事件的發展，無疑宣告大員地區「正式」進入東亞地緣政治舞臺。荷、日兩方，均按照正式程序處理此案。

在此之前，環繞島嶼的諸國爭端，多以單邊行為（招諭、遠征、征伐海盜、計劃囤田）或私下接觸（非官方約定）解決，從未在國家層面上進行過白紙黑字的正式協商。

隨著地緣政治的開展，與控制範圍的擴張，此後，島上的居民，或許得像人類學者斯科特所述，以「不被治理的技藝」（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與濱海地區受到支配的人群共存。

可以說，隨著周邊地區時馳時張，但穩步增長的地緣政治互動密切度，島內狀態持續被去除的過程，是一個鮮明的特徵。

（二）日本對外政策的影響

荷蘭東印度公司順應德川幕府要求，作出放棄武力劫掠敵國船隻權利的抉擇時，也透露出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以中國福建各港口以及後來的大員為基地的鄭氏集團商船，事實上得益於此一選擇。荷蘭人的退讓，使得鄭氏集團在與荷蘭交惡後，仍得以安然進行中日貿易，不受荷蘭軍艦騷擾。

這說明，荷蘭、鄭成功兩貿易集團，與日本相互進行商業競爭時、乃至兩者爆發武裝衝突後，鄭成功仍能佔上風的一個關鍵性原因。

鄭氏集團於1662年後，在臺灣島進行開發，成為後來大量華人拓墾的重要導因之一。鄭經之所以能持續進行中日間的海上貿易，而能免於荷蘭船隻的干擾，仍然是受到日本幕府此一政策保護。在日本鎖國後，鄭氏商船與荷蘭商船一起，填補了原先日本官方控制的「朱印船」，以及被逐出的天主教葡萄牙船隻的地位，而使得如同荷蘭人一般，取得日本鎖國後，唯二對外窗口的角色。

由於地緣上之接近，日本對外政策始終對臺灣島的命運造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