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第一志願」：臺灣經濟起飛帶動了哪些大學熱門科系？

「我要上醫學/電機/法律系！」

「大學唸錯科，終生都科科！」

上週大學學測成績公佈，又到了每年考生的決戰時刻。自 1954 年臺灣開始有大學聯考開始，不管考試製度如何演變、課綱怎麼修改，申請大學，依然是我們每個人甚至每個家庭的重大選擇。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學校師長、家長和批踢踢酸民，會攜手一心，合作警告：唸對科是人生勝利組，選錯科當一輩子魯蛇。

但是，所謂「對」的科系是什麼呢？我們翻看歷史上的錄取榜單，赫然發現，今日的第一志願法律系，在臺灣很長一段時間屬於後段志願；而理組最熱門的科系，竟然曾經一度是搞學術理論的物理、化學系而不是電機系──為什麼時代不同，「對」的科系變「錯」的？本文從臺灣歷史上的考生志願發現，選科系跟投資一樣有風險，申請大學或填志願卡前，請詳閱以下說明書。

沒錯，畢業後的出路很重要

確實，我們很多人在填寫志願卡的那一刻，腦子裡所想的關鍵詞，應該是所謂的「出路」。 「有出路」意味著產業在未來的蓬勃發展，也意味著「選對科系」的大學畢業生將會踏進一個希望無窮的世界，並且在那裡面尋找到條件優厚的就業機會，發展出一個令人稱羨的職業生涯。或者更現實一點的說法是：從中賺到更多的錢。 「高中畢業生傾向以就業考量來選擇科系」，並不僅僅只是一個片面論斷而已。過去一些以校系選擇為主題的研究，顯示多數高中畢業生在挑選大學科系的時候，最優先考慮的因素，確實就是畢業後的出路。

而這樣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近代以來，「教育」就是人謀求階級向上流動、獲得更高社經地位的重要途徑。 我們都不會否認：較高的薪水（或者說，可支配所得）意味著更多餘裕，也很可能造就更優渥、理想的生活品質。為了追逐這樣的生活，以提高收入為目標，決定自己的專業發展方向，完全是一種理性行為。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不約而同地被同樣誘因驅動、做出相仿的抉擇之後，一種集體的觀念也會隨之形成。比方說在臺灣，能夠銜接到高薪職業的大學科系，會在報章媒體、補習班傳單、乃至於過年親戚聚會等社會認知中，獲得較高評價。相反的，在大家眼中「錢途無亮」的系所（例如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這個網站幕後多數成員就讀的歷史系），存在的價值則經常會遭到質疑。

所有這些評價的差異，追根究柢，大概都可以歸結到人們對「出路」的考慮。然而，「出路」從來都是變動不居的。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人們所看見的「前景」是如此迥然互異，過去的人對於某科系的評價，也經常與現在的我們很不一樣。

比方說：曾經有那麼一個時代，電機、資工等科系，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理組龍頭，相反的，當學者皓首窮經鑽研物理理論，反而是更受高中畢業生和家長歡迎的選擇。除此之外，有一段時間，文組科系對於考生而言，其實是很不錯的選擇，歷史系學生的「出路」，甚至可能比今天被視為文組扛霸子的法律系，來得更有搞頭。

……重溫歷史系的往日榮耀

念歷史系竟然強過讀法律系？

這種看法，你可能覺得難以想像。但如果你翻開 1954 年 8 月 26 日的報紙，看看臺灣第一屆大學聯考的放榜結果，你會發現這是活生生的現實。

臺灣史上第一位乙組榜首，賈士蘅，畢業於北一女，在這個包含文、法、商、教育學科的考試類組當中，選擇就讀了臺大歷史──換句話說，歷史系曾經一度貴為臺灣文組科系的領頭羊。嗯，真是今非昔比（附帶一提，賈士蘅後來成了知名譯者。今天的年輕讀者仍會經常在許多經典譯作的封面上，看到這個熟悉的名字）。

你可能會覺得 1954 年的故事沒有什麼參考價值，說起來也是有些道理，賈士蘅的選擇其實與她個人的興趣比較相關。不過，賈士蘅的故事不是孤例，同樣在那個時代，你還可以找到一些人物，當年都以讀歷史為首選。有個比較知名的例子是晚賈士蘅一年進到臺大歷史系的學弟，李敖。李敖其實是在念了一年的臺大法律（那時叫「專修科」）之後，才覺得實在不合胃口而跑去重考，後來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

另外一個故事發生在 1964 年，有名在成大電機系讀了兩年書的理科生也忽然決定棄學重考，完成自己攻讀文科的夢想。而他重考後，果真以乙組榜首之姿，選填臺大歷史，順道讓歷史系在臺灣聯考科系排名當中重返榮耀──這個人的名字是李弘祺，後來成了國際知名的中國史學者。

同一個時代，作家隱地也曾經在聯合副刊發表一篇名為〈榜上〉的短篇小說，主角的第一志願也是歷史。實際上，這一年聯考的放榜結果，臺大歷史系的最低錄取分數（359），還高於臺大法律系的兩個組（法學組357，司法組353）。 [2]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零散的故事大概可以說明：當年的歷史系看來不太是一個會讓高中畢業生感到「前景」暗淡、並因此卻步的選項。

但持平而論，六十年前的臺灣，大學畢業生仍是很稀罕的存在，頂著鑲金的文憑光環，就足以讓人敬重三分，讀什麼科系大概還是次要問題。更何況，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期，臺灣還沒有迎向經濟起飛，在當時的考生看來，選讀文科或許也沒有什麼機會成本上的損失。大概也是在這樣的年代，文組科系才能與其它應用導向的系所互爭雄長吧。

臺大法律系曾經是後段志願

再一個令人意外的事實：今天台灣文科生的預設第一志願，臺大法律系，在1990 年代前，絕大部分時間都不是類組熱門科系榜首的競爭者，甚至可能是排序靠後的志願。

從臺灣第一屆大學聯考（1954年）開始，當時法律系歸屬的「乙組」當中，每年搶佔龍頭的科系，多半都不是臺大法律。 1966 年以後，法、商科系在新的分類制度被歸類為「丁組」，該類組的王者則一直是臺大國貿。 1984 年聯招新制誕生，有了我們所熟知的「一類組」、「二類組」、「三類組」，但法律系依舊沒有在所屬類組當中佔得優勢，在1988 年的「熱門科系排行榜」當中，仍屈居第九。

這怎麼回事？難道在幾十年前的臺灣，沒有人想要從事司法工作嗎？

先撇開戒嚴體制、外省籍人士主導等因素對於戰後臺灣司法體系的影響不談，這裡，我們先聚焦在一個長期影響法律系分數排名的顯著因素──那就是在1980 年代末期以前，臺灣的律師考試錄取率，實在是太低了。

很多人都熟知三級貧戶出身的陳水扁考上律師的故事。而這個故事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渲染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這項考試實在困難到不可思議。在陳水扁走進考場的 1973 年，當屆律師高考的錄取率只有0.87%。而這還不是最慘的年份，1982年，挑戰律師資格的勇者高達 1786 人[3]，最後過關斬將的只有 6 個──錄取率下跌到令人愴然淚下的 0.34%。無怪乎當年章孝慈投書《聯合報》說：中華民國的律師高考，「跡近於選拔登陸月球太空人的方式」[4]，極端的不合理。 （附帶一提，2018 年的臺灣律師高考錄取率是33.14%）

沒錯，律師一向都是高所得、高社經地位的行業，但大致從1960 年代開始，除了兩個情況較好的年份之外，絕大部分時候臺灣律師高考的錄取率都在1% 到3 % 左右。換句話說，法律系在數十年前的臺灣，是「出路」非常不被看好的選擇，因為真的太難了，這個科系的畢業生多半沒有辦法通過考試，得到他們所企求的理想職業。

這樣的情況，一直要持續到 1989 年律師錄取率大幅提升之後才有了轉變。兩年後，臺大法律系正式榮登一類組榜首寶座。此後，它的三個分組便長期獨佔一類組的前三志願。不過 2018 年考選部實施律師考試新制，使2020年的錄取率又跌回了6%──這會不會影響之後的大學法律系錄取分數？讓我們拭目以待。

熱門科系跟臺灣經濟，作夥起飛

話說回來，那1970年代的文組考生志願不填法律系，填什麼呢？

當時的高中生畢業後，多半會想去念外文系、國貿系和會計系，使這些科系的排名快速竄升。之所以如此，其實也完全應和時代變遷的腳步──翻開臺灣史，1970年的臺灣正處於「出口擴張」政策的末尾。從 1960 年代中期設置的「加工出口區」開始，這座島嶼吸引大量外國資本，扶植起自己的製造業，並且在逐年擴大的對外貿易當中，賺取鉅額外匯。

臺灣的中小企業需要大量第一線人才，幫助他們跟外國人打交道、談生意、敲算盤，創造出許多人才缺口。事業一旦有利可圖，老闆們自也願意提出更優渥的薪資條件。就這樣，能夠在商場上發揮即戰力的相關科系人才，「出路」變得無限美好，考生們趨之若鶩的結果，就是這些科系的志願排序不斷向上提升。

同樣是在這個時代，電機系、機械系等等與產業發展能夠接軌的科系，也逐漸在理組科系的排名戰爭當中佔上風。

那個年代，臺灣工業化轉型的腳步正在加速邁進。越來越多工廠出現在城市裡，除了吸引大量農村人口來到都市打拼、成為工廠勞動力之外，也創造了設備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臺灣的製造業本身也不斷在追求升級，從收音機組裝等初階的電子代工，到1980 年代第一座科學園區竹科，乃至今天台積電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成為重量級角色（以及大家買不起的2330），都是這數十年技術力不斷提升的結果。

在這整個漫長過程裡面，電機系、機械系、資工系，乃至於更後來的光電系、材料系等等理組科系的人才培育，都與全國產業的升級密切相關；而這些產業本身所創造的巨大產值，也直接回饋到這些技術人才的薪資報酬當中，其結果便是「工程師」的身價變得令人豔羨，同時也讓相關科系的分數跟著水漲船高。

如果教育是門有賺有賠的投資

這樣一路看下來，我們不難發現大學校系的分數排名、人們對這些科系的評價與嚮往程度，很多時候都與時代大環境與就業出路的期待脫不了干係。

這樣的行為模式舉世皆然。 1960 年前後，經濟學家Jacob Mincer等人陸續提出「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把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定義為某種資本積累。從這個分析角度來說，付學費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就等於一門投資生意，只要「投資得當」，你所付出的受教育成本，將會轉換為有競爭力的專業技術能力，繼而轉換為企業獲利，以及個人報酬。 [5]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我們真的把教育視為投資，那麼投資有賺有賠也是很正常的。說穿了，有沒有「出路」，都只是對未來的假設，沒有人能夠確保這些承諾終將成真。

1950 末，在那個電機、機械等科系尚未強勢崛起的時候，臺灣的理組龍頭其實是臺大物理──搞純理論的物理系，居然是當紅炸子雞？其緣由再簡單不過：因為著名的物理學家李振道、楊振寧在1957年共同拿到了諾貝爾獎，帶起一股物理學風潮。

當然，物理系會大行其道，還是有一些關於「出路」的務實考量，因為當年「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氣，臺大數理科系的許多畢業生都到了美國的學術機構繼續投入研究工作，對於那年代的理組學生而言，是頗為理想的生涯發展道路。

但規劃是一件事，現實可能是另一件事。前《科學月刊》總編輯曹亮吉就是這股時代浪潮下的其中一員，他在1963 年考進臺大數學系，隨後赴美進修，並且一路看著在他前面畢業的同系校友們被各個研究機構所網羅。然而，等他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美蘇之間的太空競賽剛好告一段落，數理人才早已不再搶手，他也沒有複製前人的模式留在美國，而是在 1976 年返回臺灣教書。後來他便以自己的經驗告誡高中生，熱門科系可能是一種迷思，因為沒有人能夠真的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事[6]。

更近期的例子，大概是2000 年以後「兩兆雙星」的國家政策口號，一度使得生物科技的相關係所強勢崛起，但政策發展的結果不如預期，當年因為看準趨勢而搶讀生科的學生，直到今日，還沒有等到他們所期待的產業榮景。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案例，比如2003 年的SARS 風暴前後，臺灣已有設置公共衛生師的倡議與討論，《公共衛生師法》草案還在立法院通過一讀，連帶使得公衛科系的行情一度看漲。但這件事情終究擱置到 2020 年，才終於在 covid-19 的疫情當中重新引起重視，完成立法。如果當年的高中畢業生是為了「出路」才把公衛科系當作志願，那麼這個「出路」，一直要等到整整 17 年後才實現。

好出路，因時代也因人而異

總的來說，我們一般對大學科系的評價，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這個科系最終可能會帶給你的實質報酬──但是，「出路」顯然也不是人們在選擇科系時的唯一考量，例如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也很可能覺得教育的真正價值，並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報酬。

你並不孤單。根據媒體報導，今年學測 74 級分的「學霸」高中生謝秉宏據說打算棄醫從文，按著自己的興趣去念歷史。實際上這件事情也不算太石破天驚，除了前提的李敖、李弘祺，臺灣歷史學界的優秀學者，原本讀醫學、商管、資訊等其它科系的不勝枚舉。

所有這些人對生涯進路的考慮，大概都與一般「投資報酬」思維很不相同吧，也許在他們的想法裡面，真正有「出路」的選擇，其實是把熱情投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