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藍色比爾街的沉默》影評：聊聊導演的偶像、電影原著作者詹姆斯·鮑德溫
藍色比爾街的沉默影評前年《月光男孩》拿到奧斯卡後，79年生人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沉寂了一段時間，兩年後它攜《假若比爾街能夠講話》（《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捲土重來，成了頒獎季的大熱門之一。《假若比爾街能夠講話》改編自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同名小說，事實上自鮑德溫1987年過世後，其家人就不願意開放鮑德溫小說的改編權，導演巴里詹金斯甚至是在還沒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就「擅自」對小說進行改編，那個時候他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廣告圈打工仔，儘管他一直懷抱電影夢，長片處女作《憂鬱的解藥》（《Medicine for Melancholy》）也入圍過大大小小的影展。
5年過去，他意識到應該要做些改變，下一秒就買了一張去布魯塞爾的機票，用4天時間寫了40頁《月光男孩》的劇本，之後他飛到柏林，4周搞定《假若比爾街能夠講話》的改編劇本。這一點跟詹姆斯·鮑德溫很像，後者最重要的作品也都是在遠離美國的巴黎創作的，有時候「距離」對創作者而言非常重要，你需要一個outsider的角度去表達局內人看不到的東西跟情緒。妙的是，鮑德溫的家人正是看了成本僅1.5萬美元的《憂鬱的解藥》後，決定賭一把並回應了巴里詹金斯改編的請求。電影本月11號全美公映，從目前的imdb7.8，爛番茄95的情況來看，改編還是相當討喜和成功的。
很多人會把詹姆斯·鮑德溫（下面簡稱JB）定義為20世紀最重要的黑人作家（nigro writter），老實講不是很愛這種歸類，不曉得你有沒有發現，在形容一個男性作家or白人作家的時候是不會用上類似前綴的，雖然我知道這麼定義的人也只是慣性思維在作祟。JB本人非常抗拒被貼上「negro author」的標籤，而且他並不願意被黑人自帶的屬性和話題限制住，他想要恣意地寫任何人、任何東西，只要是存在描述渴望的。
JB說：「People invent categories in order to feel safe. White people invented black people to give white people identity…Straight cats invent faggots so they can sleep with them without becoming faggots.」（人類創造出各種各樣的 類別 好獲取安全感，白人發明了黑人[這個類別]來定義白人身份…直男則發明了娘娘腔，這樣他們就能冠冕堂皇地跟娘娘腔們上床，而無需冒「成為娘娘腔」的風險）人需要方向，所以就有了JB所說的各式各樣的參照物，它幫助我們更好地融入某個群體，擺脫孤獨的命運，但仔細想想這其實是極度荒謬的，這種霸道的歸類法為「歧視」提供了便利的管道，每個人生來就是unique的個體，我們又有什麼資格歧視他人呢？所謂的優越性本質上由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等硬指標驅動，誰掌握統治權、控制話語權，誰就賦予自身優越性。
導演巴里詹金斯把JB以及他的作品視作生命中的私人學校（personal school of life），除此之外，JB的語錄在美國社交媒體上也屬於一種流行的存在，影響力可見一斑。JB生於上世紀20年代的紐約哈林區（黑人街區），雖然今天的美國仍然存在種族歧視問題，就像Trevor Noah在脫口秀上諷刺的，黑人僅僅是don’t wanna die，但還是會莫名其妙被白人警察幹掉；20年代的美國種族歧視嚴重程度可想而知，JB在10歲的時候就遭到2名紐約警察的嘲諷和虐待，之後類似情況變本加厲。不僅白人忍受不了黑人，黑人在日常中也對跟白人的正常交往感到不適，JB念書時白人老師曾到家中拜訪，這引起了繼父強烈的恐慌，JB在書中把這場遭遇稱作是「前所未有且令人心慌的境況」（unprecedented and frightening situation）這些都讓JB感到心力交瘁，自由的靈魂偏偏受盡了束縛和羈絆。為了逃避祖國的高壓，24歲那年JB遠走巴黎，渴望種族壓制不那麼嚴重的歐洲能還他自由。
24歲前在美國度過的時光，可謂悲喜交加。JB有很多兄弟姐妹，加上父親早逝母親後來改嫁，繼父也不富裕，還反過來把對社會的怨氣轉移到聰慧早熟的JB身上，後者只能到書中和戲院去尋找庇護，從而構建起自我的精神堡壘和屏障，之後更是愛上了寫作，從此在這條路上一去不復返。由於繼父是牧師，JB童年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在教堂中度過，前者希望JB長大後能子承父業，但JB在教會呆越久，越覺得那些牧師是一群偽善的種族主義者。如果說遠赴巴黎是一次大逃亡，那脫離教會約束則是JB對父權的終極反抗，他脫離家庭的保護，在格林威治村顛沛流離，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並因此結識了同樣年輕的演員馬龍····白蘭度，兩人後來成了一輩子的好朋友（這其實已經冥冥之中看出JB非常善於社交，情商很高，同時就像他說的，黑人還是白人，他才不在乎咧）。19歲，繼父亡，葬禮當天正是JB的生日。之後他曾在劇院工作過一段時間,「being in pulpit was like working in the theatre. I was behind the scenes and knew how the illusion was worked.」對JB來說，在劇院打工和在教會形式大同小異，都是幕後工作，並對幻想的產生過程瞭如指掌。
後來的巴黎旅居歲月於JB，充滿了不可思議的色彩，他不僅建立起了「豪華」的左岸社交圈，認識了一大票藝術家朋友，包括在事業起步期給予他很大支持的著名作家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題外話，兩人後來決裂了，因為JB發表了一篇名為《evertbody‘s protest novel》的論文來抨擊賴特的著名小說《Native Son》,後者頓時覺得遭到背叛，當然JB自己認為他只是就文論文，不存在人身攻擊）、歌手保羅羅伯森（Paul Robeson）、舞蹈家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等，其中很多跟JB一樣是美國人，都是受夠了國內無止盡的種族歧視跑到歐洲呼吸自由空氣；還紮實了作家身份，確立了橫亙至生命盡頭的碼字生涯。
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部非常法國非常羅曼蒂克（儘管結局是哀傷的）的同志小說《喬凡尼的房間》（《Giovanni's Room》），彼時JB 32歲，處女作《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已經收穫了不俗的評價，雖然名聲不大，但已是文壇冉冉升起的Supernova。
《喬凡尼的房間》無異於一顆深水炸彈，讓所有人措手不及。首先是它的題材涉及同志，要知道LGBT社運60、70年代才開始，JB的這部小說發表於1953年，遙遙領先於時代，可以算是歐美耽美小說的濫觴了；
再來說它的身份設定，全部主人公都是白人（這種全白人陣容 的設定在JB後來的作品中再也沒出現過），一個黑人作家去寫白人的感情？這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爭議，裡外都得罪了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JB義無反顧聽憑內心的聲音寫下去，這樣的勇氣讓人佩服，就像他說的，性和種族向來是糾纏在一起的（sexual question and the racial question have always been entwined），如果美國人想理性處理種族問題，那在性的問題上就必須達到成熟的處理態度。他反問：「一個人去寫種族（相關的主題）怎麼可能繞過性？」（How，in fact, can one write about race without writing about sexuality？）所以乾脆一次性向讀者投擲出兩個顛覆性的的議題，正如他一生的寫照：不斷去打破文學和社會政治上強加的刻板印象和邊界。
這本小說的出版之路也是困難重重，一開始美國知名的諾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後被蘭登書屋收購）攬下活，他們強迫JB改成更女性化的標題，被拒絕後，出版社再度施壓，傲嬌的JB直接換了一家叫做Dial Press的小出版社出版，保住了創作上的自由。
看到這裡大概有人要問了，JB的性取向？是的，JB在青少年時期就清楚自己是同志，也沒在怕的。作為一個少數中的少數，JB採取的不是畏畏縮縮的態度，反而一直在告誡大家，別被外界的聲音干擾。JB的感情史比較謎，文字記載，他曾經和一位名叫Lucien Happersberger的17歲少年墜入愛河，三年後Lucien結婚，給JB留下巨大的感情創傷。Lucien 2010年在瑞士去世。
除了文字上的成就，JB在上世紀美國浩浩蕩蕩的民權運動中也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和馬爾科姆X、馬丁路德金這樣的民權運動大佬都有交集。1963年JB參加了後來載入史冊的華盛頓民權遊行，和另外25萬人齊聚林肯紀念堂。在這次遊行的結尾，馬丁路德金發表了他最著名的16分鐘演說。雖然JB後半生幾乎都在南法度過，但美國才是他真正的精神原鄉。
《假若比爾街能夠講話》算是他比較晚期的作品了，內容探討的議題很沉重，讀的時候內心之絕望數度讓我想到《殺死一隻知更鳥》，但JB的文筆並不是咄咄逼人的風格，它的溫柔讓小說充滿了不可描述的感傷，電影版本很好還原了小說的氛圍跟感覺。JB 1987年因胃癌去世，在《喬凡尼的房間》英文版扉頁上JB引用過惠特曼的一句詩：I am the man；I suffered，I was there.」跟美國各大媒體精心撰寫的訃告比起來，似乎這句詩才是總結JB一生的絕妙之筆。
Ps 資料參考來源：wiki、TIME、《Giovanni's 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