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0722：極右挪威》影評：紀錄片的精神回顧過去，劇情片的思維表達永不屈服
0722：極右挪威影評保羅·格林格拉斯在《諜影重重5》後回歸真實事件改編電影，反映2011年7月22日挪威槍擊事件的《7月22日》在事件發生七年之後威尼斯電影節上映，讓觀眾透過電影緬懷事件的同時，更為電影節奉獻了觀感極佳的一場放映。
英國導演保羅·格林格拉斯最為人熟知的無疑是締造了《諜影重重》這一經典系列，紀錄片的精神、劇情片的推進，《諜影重重》成為了諜戰動作經典。當這種風格遇上真實事件會有怎樣的火花？導演之前的《血色星期天》、《93航班》、《菲利普船長》都體現了特色的鏡頭語言與故事性，到了《7月22日》，依然是手持攝影機帶來的紀實風格，依然是凌厲的剪輯，不同的是，影片聚焦的不再是事件本身。事件發生過程快速呈現，乾淨利落，大量篇幅在於事件餘波，受害者、施暴者、審判參與者還有無處不在的普通群眾都在影片文本上有所表現。
影片側重的應該是受害者角度，並且著重構建了受害人之一Viljar的康復過程，手臂殘疾、腿部受傷、右眼失明這些傷痛讓他的身體猶如廢墟，從辦不到到堅持來法庭指正，撐起這份信念從影像表現的內容來看，更多的是年輕人的憤怒與熱血。Viljar說，應該感謝一隻眼睛看不見，這樣作證的時候就看不到兇手的樣子。Viljar充滿憤怒也表現得相對克制得體。細數受害人重獲信心的路徑，家人的支持、同是受害人的溫暖還有來自社會的關懷，集體感染個人，最終開啟人類固有的內在驅動，事件與人物真正綁定在一起。
將鏡頭對準災難後人物生理心理重建過程是最近流行的表現方式，但著重個人比較容易陷入個人戲劇化泥沼，影響個人與事件的內在張力，去年的《堅強》就是典型例子。《7月22日》的人物重建在多方面的關懷下並沒有與事件分裂，使之呈現出非個人救贖、而是悲劇籠罩下人文關懷的勝利。
與勝利相對的是施暴者的終將失敗，而這種失敗是人性自由與愛的反面，以暴制暴沒有勝利者，很慶幸保羅格林格拉斯沒有像法提赫·阿金在《憑空而來》處理的那樣，將移民的怒火利用人類純潔的情感越燒越旺，《7月22日》最後Viljar的遠望，留白效應的字幕都表達了漸媳的怒火和災難後的平靜，生活還要繼續，just move on。
最後字幕交代，罪犯Breivik被判處監禁還未出獄，但實際上Breivik的獄中時間在挪威法律語境下並不是終身制，挪威現行的刑法典是1902年5月22日第10號令《一般公民刑法典》以及隨後的一些補充，法典第二章中即規定：普通刑罰的種類僅包括「監禁、拘留、社區服務和罰金」，第17條還規定「特別規定的情形下，不得超過21年」。所以Breivik真正的服刑時間只有21年，只有21年刑滿後仍舊對社會構成威脅，刑期才會延長，習慣了犯罪受到懲罰的我們對如此輕描淡寫的懲戒感到十分不解，但實際上這是挪威乃至歐洲對罪犯的態度的具體表現。
改造已經被定為重罪的罪犯，是挪威乃至整個歐洲刑法的核心所在，BBC就曾經稱這一觀念為歐洲最先進的理念之一，他們堅信，即便是罪犯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刑罰的意義在於讓罪犯學會理智控制自己的犯罪意圖，成為「好」人，最終與社會接軌。
所以感情上遠離歐洲的我們並不能接受以改造為導向的結果，就像那個施暴者，自始自終都保持著冷靜，直到審判，臉上時不時掛著微笑，讓人懷疑究竟是誰最終獲得了慰藉。
Breivik的角色從一開始就是從容的，裝槍、做準備的過程沉穩老練；警察出現時立刻認罪，指定律師辯護，討論辯護邏輯，向政府提要求，導演塑造了一個行為有素、兼具謀略的犯罪形象，力求客觀，避免人物扁平化。這樣正反人物情緒豐富，既避免淪為主旋律說教也增加了戲劇張力。
事實上，真正的Breivik確實是這樣一個有思維模式的罪犯，就在牢獄生活3年後，他收到了來自奧斯陸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收到通知書之前，他堅持嘗試了3次。儘管在奧斯陸大學獲得學士學位需要選擇導師指導，Breivik正在服刑，很難獲得學士學位，但在挪威以理智改造為核心的法律背景下，這樣的救贖可以說取得了法律維度下所希望的效果。
正如槍擊案結束後，挪威首相延斯·斯托爾滕貝格所說：「我們的回答是更加民主，更加開放，更加富有人性，但再也不會那麼天真。」
《7月22日》對比其他同類型影片出色的地方不僅僅在於一個人物增加的戲劇張力，前面提到的手持攝影機的晃動和精準的剪輯營造的真實感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而且，在當下電影文本、調度形式多數服從事件的創作困局中，導演真正做到了用形式突破模式的束縛，在觀者思維裡，導演力求的真實感更像是一種訴求，鏡頭在控訴、剪輯在控訴、少而精的配樂也在控訴，影片的每個細胞似乎都調動著人們的感情，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深陷其中。
影片將最後的瘋狂設置在法庭上，這也是多條人物線匯集的地方，法庭戲導演如果沒有很深的功力，趨於平庸是司空見慣的，更何況影片將這段戲碼放在了壓軸處。但就在影片最後近三分之一的地方，之前緊張、紀實感與情緒的釋放得到了有效統一，Viljar一段話結束，我們時而可以得到Breivik的反應，可以看到同為受害者女孩的表情，也可以在視線內發現玻璃牆外普通群眾的關心。剪輯精準快速，恰到好處。
這段剪輯的本質思維其實和《敦刻爾克》剪輯思維有點類似，壓縮人物表現時間，形成不斷轉換的畫面感，形式上並不複雜的話語對峙利用有節奏的時間間隔形成壓迫感。所以，成熟的調度和原本文本上的高潮讓這段法庭戲沒有像《憑空而來》裡表現的那樣簡單乏力，影片的緊張紀實從開始保持到了結尾。
保羅·格林格拉斯曾經表示，促使他拍攝本片的原因是如今歐洲右翼勢力依然極度活躍，人們需要被警示，選擇挪威的恐怖襲擊一方面是真實事件的轟動力量，更重要的，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地方，高度文明化的世界面對恐怖主義，政府人民如何應對，導演選擇用他特有的方式和歐洲傳承的人文精神，呈現著他的影像，供人們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