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訪談：Ruben ?stlund談與社會契約（節選）
抓狂美術館影評?stlund說，他毫不猶豫地串起他的角色們更加明目張膽的偽善
By Andrew Crump
2017年10月21日
來源：
https：//www.slantmagazine.com/film/interview-ruben-ostlund-on-the-square-and-the-social-contract/
無論居住在市區還是郊區，你可能每天都會經過人行橫道和交叉路口，而不會去想人行橫道線的意義。對大多數人來說，它們只是將人與汽車分開的空間，斑馬線將我們從街道的這側引導到另一側。對於瑞典電影人Ruben ?stlund的新電影《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的主人公來說，它們代表著駕駛員與步行者之間的契約，即前者同意不碾壓後者。這是一個合理的協議。
這一形象將電影的內在和外部主旨結合在一個有效的戲劇架構中：我們都關心自己棲居其表的那個世界，但是一旦你越過那個表面，我們全都更多受自我導向的動機的支配。你可能會假設這部電影《抓狂美術館》（一部電影界最具諷刺性的諷刺作家的諷刺作品）是要嘲笑理想主義與其行為的矛盾，可你只說對了一半。?stlund毫不猶豫地串起他的角色們更明目張膽的偽善，但正如我在與他談話後發現，他同時也憐憫、甚至同情他們。對一個人而言，獨自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是個沉重的負擔，也許《抓狂美術館》最抨擊的是：由個人來糾正社會無休止的錯誤。
Q：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部電影的整個創意都是從你幾年前做的藝術裝置中衍生出來的？
A：是的，那是我和我的一個朋友的項目。我們應邀在瑞典韋納莫市的一家設計博物館做那個裝置。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它也許不是一個藝術裝置。它更像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交通標誌，你知道，就像一個象徵性的地方，它應該使我們想起我們作為人類的同胞這一角色，使我們想起可以相互信任並承擔責任的社會契約。
Q：你是如何找到這個理念的解決方案的？對於如此平凡的日常事物，這是一個很棒的觀察角度，以至於我們大多數人通常不會以這種方式去拆解。
A：這個想法是在我拍攝電影《兒戲》時提出的，那是小男孩在我居住的哥德堡市中心搶劫其他小男孩的故事，它的靈感來自真實的事件。這些搶劫案已經發生了三年左右，我仔細閱讀了法庭文件，可以看出，即使搶劫案發生在一個購物中心、周圍有很多成年人，但很少很少有成年人來叫停搶劫。孩子們也沒有尋求幫助。就像孩子們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在兩個平行的層面上發生一樣。我和我父親談了這件事，他50年代在斯德哥爾摩長大。他告訴我，他小的時候，父母在他脖子上掛了一個標籤，上面寫著他們的住址，就讓他自己去市中心玩。很明顯，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把其他成年人看做是在孩子遇到麻煩時會幫助他們的人；但是今天，我們傾向於將其他成年人看成會給孩子帶來麻煩的人。那是一種態度上的改變。社會並沒有變得危險。社會同樣安全，有時甚至更安全。因此，這部影片是接受這種態度變化的一種嘗試，也是為我們如何對待彼此這個問題建立起新的社會契約的一種嘗試。
Q：自《兒戲》以後，你一直沉迷於這個想法真有意思。我立即想到了《遊客》，它也表達了這一理念。你是否會是你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觸及的焦點？
A：是的，我試圖表達究竟是什麼使我對此產生興趣。我們被期望成為的人與我們想要成為的人之間總是存在衝突，突然間，我們面臨著使我們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困境。我認為這確實是人類的核心，我們正在處理自己的直覺和需求，與此同時，我們將自己視為理性和有修養的人，我們是文明人。這些東西之間存在衝突。那就是人類。我們是動物！同時，我們爭取平等。我們努力做到公平。當你找到那個突破點時，它總是在向我們指出一些東西。
Q：你是否覺得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發生這種社會性不作為？也許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更加安全的環境，但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彼此之間更加疏遠，不願意提供幫助。
A：是的。我肯定我們已經變得更加個人主義，並且在共事時對共同的項目失去了信任。我們越來越了解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公司，是他自己的經濟性的品牌（economical brand）。例如，如果你看看瑞典的乞丐問題，在許多方面這對我們都是一個新現象。有趣的是，無論個人是否提供了幫助，我們個人都負有極大的罪惡感。但與此同時，認真地說，個體永遠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在社會層面討論這個問題，並且說「讓我們為最富有的人加稅」，那麼就是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今天，我們已經將這麼多的社區和社會問題歸結到個體頭上，這給個體帶來了很多內疚感和壓力。但實際上，我們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自己了，真的。
我的母親曾在瑞典的學校任教，她現在退休了。但是她告訴我，當老師拿到個人薪水（individual salaries？）的那一刻，他們就失去了在工會中組織自己、並爭取改善自己工作環境的可能性。因此，突然之間他們要上很多課，假期減少了，諸如此類。這確實影響了瑞典的教育質量。我認為那種附有個人薪水的東西使人們更加關注自己的位置，以及他們自己與委託人（支付薪金的人）的關係。因此，我真的認為這是在指出，如何提升我們自己，並使自己在組織自己方面的能力下降。
Q：聽了很有啟發。我想問，你認為我們如何擺脫作為個體的無為，並背負此前行。當我們承受著所有這些個人壓力時，我們如何激勵自己走出自我，走出自己的生活，去與他人接觸？
A：一是知識和教育。我們那麼相信個人自由，你應該用自己的金錢來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並且應該在自己的生活中做任何想做的事。我們相信這些有關消費能力的想法，諸如此類。但是，嚴肅地說，有些問題是永遠無法在個人層面上解決的。我的意思是，無論我是否回收塑料袋，我認為我們都需要社會層面的法規。一些問題必須在社會層面解決，我們需要法律和法規來處理它們。
對我來說，這實際上是關於經濟的教育。在許多方面，我認為當我們分析因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的變化導致行為方式改變的時候，馬克思是相當正確的。我認為這個想法非常重要。我們認為我們擺脫了生活其間的那個社會結構，但實際上我們完全被我們的社會地位所囚禁。我們需要了解：我們是螞蟻農場中的螞蟻。
Q：聽到你說這句話後，我開始對克里斯蒂安的解讀稍作修改。我覺得這部電影不僅在貶他，現在，我同時有點同情他。
A：（笑）我認為我對克里斯蒂安的思考和對自己的思考一樣多。我必須能夠與他的行為有關。否則我只會嘲笑他，而我不想這麼做。我還想在他這麼做的時候了解他為什麼這樣做。
Q：所以你也同情他，就像你再次同情《遊客》中的托馬斯一樣？我認為這對於研究這兩部電影中的男子氣概至關重要。
A：這很有趣。如果你正看著風景，看見水牛和獅子，即使獅子吞下了水牛的孩子，你仍然會對獅子充滿同情。通過這種角度，你可以嘗試將事情放在上下文中，對於即使被認為是不好的行為，也更容易產生同情。
Q：這也使得觀察Terry Notary的大場面有了另外一個角度。我想我必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觀看這部電影，才能真正了解奧列格的同情心。那是一個極端的場面。
A：（笑）是的！絕對的。他的靈感來自俄羅斯表演藝術家奧列格·庫里克（Oleg Kulik）。當我計劃那個場景時，《抓狂美術館》的目標是在戛納首映。我非常喜歡這樣一個想法，我們將讓穿著燕尾服的觀眾看到另一個由Terry Notary的角色控制著的穿著燕尾服的觀眾，以便嘗試映照自我。我認為這是我在拍攝電影時唯一要努力的事情，觀眾必須面對主題、問題和困境本身。我同意，那位表演藝術家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極端的人。我希望我在拍電影時能和他一樣堅強，但是我沒有！
Q：對我而言，那一幕除了很好地與影片的主旨「人們的介入幫助」相吻合之外——因為沒有人真正地介入幫助，直到玩過火了——還與對藝術界的批判有關，當藝術指向藝術家或策展人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這對你如何撰寫該場景也有影響嗎？
A：你知道嗎，奧列格·庫里克（Oleg Kulik）在瑞典一家名為F?rgfabriken的博物館裡表演，他在那裡玩狗。他旁邊有個大招牌，上面寫著：「當心那隻狗」，有觀眾對此不尊重，他則攻擊了他們。最後，策展人女兒的腿被咬傷得很嚴重，以至於不得不報警。
Q：回到《抓狂美術館》，感覺你也考慮了工作室裡的人，就是幫助你製作電影的人。我想的是兩位社交媒體策略師。這也與你的經歷有關嗎？
A：是的，公關公司，那兩個傢伙。我想我對談論這部電影和它的創作理念感興趣。但當我試著說時，得到的許多反應是：「嗯，太好了！」但是並沒有人真正參與其中。因此，我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考慮公關公司。沒錯！今天我們如何推動人文的、非商業的項目？公關公司做的東西完全相反，冷嘲熱諷，沒有人文氣質，但卻取得了成功。我喜歡他們成功。媒體直接踩進了陷阱，並由於這段極具諷刺意味的視頻而開始撰寫有關那件有關利他的藝術品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