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採訪：作家/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Ruben ?stlund）與我談談（節選）

作者：rama，2017年10月23日

來源：https://www.ramascreen.com/interview-writerdirector-ruben-ostlund-talks-to-me-about-the-square/

在與Ruben ?stlund的談話中，他談論了他嘗試通過《抓狂美術館》這部電影所傳達的內容，其中包含一些非常深刻的主題；電影中某些有趣的時刻；並且他還與我分享了他是否真的喜歡當代藝術。以下是我對Ruben ?stlund的全部採訪。

Rama's Screen：我覺得這部電影很迷人，也很有趣。你上一部電影是《遊客》，是什麼使得你決定將最新的這部喜劇諷刺電影設定在當代藝術界？

Ruben ?stlund：這部電影的創作動機是，我想討論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社會中的責任和信任，以及我們如何看待社會契約。在瑞典，如果你看一下「封閉」的社區，那是一種激進的表達，彷彿在說這是我們責任的邊界，邊界內，才是我們承擔責任的地方。所以我開始問自己，如何看待我們自己「人類的同胞（fellow human beings）」這一角色？我的父親告訴我說，他六歲時，他的父母讓他自己到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玩耍；很明顯，在五十年代，我們把其他成年人看成是如果我們的孩子陷入困境，他們是會幫助他的人。今天，我們將其他成年人視為威脅我們孩子安全的人。這就像一種社會態度發生了變化，即便瑞典社會變得更加安全，犯罪率有所下降，但疑慮卻增加了。因此我們創建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將其置於城市的背景中，這提醒著我們作為人類同胞的角色，即：我們可以互相信任，我們可以承擔責任。這是整個項目的起點。

Rama's Screen：我喜歡《抓狂美術館》中你標誌性的幽默，我覺得很可笑，以至於花了很多時間理解以下這一場景：伊麗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的角色告訴克拉斯·邦（Claes Bang）的角色他們最近性經歷的重要性。

Ruben ?stlund：「我喜歡尷尬的時刻。一旦社交語境改變，那一刻就會有些尷尬，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當男人和女人發生性關係時，他們必須簽訂合同，好吧（笑），現在我們在這裡有一些義務。我想，以伊麗莎白角色的性格，她喜歡上克里斯蒂安很有趣，但她不敢這麼說，因此開始運用社會契約，把他逼到了牆角。

Rama's Screen：我認為，這也涉及到了性別之間的脫離（disconnect），這非常有趣。另外一個情節圍繞著一個在Youtube上病毒式傳播的視頻，看來這部電影中還著眼於對社交媒體的癡迷、以及出名十五分鐘的需求，在這方面電影到底想表達什麼？

Ruben ?stlund）：我想我是在考慮媒體的圖景（media landscape）。例如，我們有一個民主國家，而你是一個政治家，你想獲得選票。要想獲得選票，就必須要有曝光。如果想要有曝光，如果你闡述自己的人文主義信念等等，效果不會很好。我為什麼要寫這些內容呢？如果我是記者，我想寫衝突。在瑞典有一個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他們傳遞非常激進的信息，雖然曝光度很高，但人們卻不屑一顧。但這沒關係，即使評價不好，他們仍然獲得選票。因此，你可以用選票的數量來估文章的數量，這兩者非常相似。在美國我們也看到了這一點。即使我們不想支持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他們的言論只是確保他們獲得了很多曝光，然後他們就獲得了選票。在關注經濟學中，關注是一切，但內容是次要的。媒體如何報道恐怖事件，例如，聚焦恐怖組織，這基本上就是媒體在做的事情。這種情形令人恐懼：只要能向多家公司銷售廣告，關注什麼並不重要。當所有的事情都與關注有關而不再與內容有關時，這種媒體圖景令人恐懼。因為我認為，媒體在處理這些悲劇時表現得很幼稚，他們利用這些悲劇，將之當作一種娛樂。

Rama's Screen：你是否也有意通過這部電影取笑當代藝術？因為我不理解當代藝術，所以我站在你那邊。

Ruben ?stlund：當我到處旅行、做研究時去了很多博物館，你會發現人們與藝術之間非常疏離（disconnected）。那是沃霍爾的作品，地板上有幾樣東西，人們毫不關心地四處走走，然後他們去餐廳。我認為在當代藝術的圈子裡，重要的是收藏值錢的藝術品，而不是關心這件藝術品在表達關於當今時代的什麼觀念。我試圖向藝術界指出這一點，你們在做什麼？！（笑）

Rama's Screen：這部電影講英語和瑞典語兩種語言，你將（說英語的）Elisabeth Moss和Dominic West納入你的演員表。與製作一部完全瑞典語或完全英語的電影相比，這背後的決定是什麼？

Ruben ?stlund：我認為這部電影的內容和主題放在瑞典非常合適，想想國外的人如何看待瑞典（強大的社會網絡、醫療體系，對國家的信念，強大的社會民主國家）。在《遊客》之後，我有很多機會去製作一部英語電影，但我想拍這部電影。我的下一部影片將是一部英語片。我在倫敦和Elisabeth Moss和Dominic West待了一段時間，他們很棒。所以我面臨一個問題，我不想有一個講英語的女演員，但是Elisabeth太好了，所以我不得不把她放進電影裡，Dominic West也是一樣。」

Rama's Screen：作為電影人，你受到哪些人影響？你仰慕或欣賞的電影人是誰？

Ruben ?stlund：在我上電影學院時，有兩位電影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是邁克爾·漢內克（Michael Haneke）。我看到了《巴黎浮世繪》，它確實打動了我。我仍然認為，如果電影界沒有他，那將變得不那麼豐富，它將變得貧瘠。他一點也不寬容，我很高興他活躍在電影圈，否則就沒那麼有趣了。另一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Harmony Karine的《Gummo》。他23歲，對電影的拍攝方式提出了挑戰，我認為很美。

Rama's Screen：在美國，我們經常被前傳、續集、翻拍和超級英雄大片轟炸。作為一個局外人，一個瑞典電影人，你如何看待好萊塢的電影業，你如何看待美國的電影趨勢？你認為像《抓狂美術館》這樣的故事可以在這裡找到觀眾嗎？

Ruben ?stlund：實際上，《抓狂美術館》更適合當代，因為我們現在看的都是視頻。過去15年來我見過最厲害的視頻都在YouTube上：「Cab Driver on the BBC」是一個出租車司機，由於誤播而進行了現場直播，記者認為他是互聯網專家，但他假裝就是。另外，有一個9歲的女孩第一次跳台滑雪，她克服了恐懼，完成了這一跳。作為專業人士，我們的作品沒有一部能像YouTube的視頻那麼厲害。而對於我來說，我想要創作出同樣厲害的場景。因此這是接觸這一行業的現代方式。我認為那是講故事的行業（storytelling industry）。當我成為觀眾時，我會很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