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抓狂美術館》影評：世界還這麼糟，多半是因為大人太操蛋

沒有詳查之前，以為這部《抓狂美術館》或《自由廣場》是歷史或紀錄影片，講社會衝突和革命的那種，但沒想到會在一眾科幻片單中翻到，可見多少承認了它的離奇和先鋒主義。

可全片看下來，感覺拍的籠統大概，情節化碎片化，得不到一個點睛的主題和貫之始終的道理，人物形象也模糊得很。可以說是純粹行為藝術的表達，為了挑明問題和「搞事情」而拍的一連串文藝小品或獨幕劇。

當然影片也講了好多，當下熱論關注的問題，社會寬容，弱勢群體態度，大眾傳播，輿情，藝術的公共性，反思政治正確，性權力等等等等。對精英社會的優越和自由包容頗為諷刺打臉。但我沒法像影片這樣面面俱到的去抓這些槽點，像有的影評講的，對這些意識領域公共意見的探討不會有固定答案，每個人都選擇他們願意接受的態度，和當下的最優/最不劣方案，不需要去說服誰。光從網上喋喋不休的爭論就能說明這點。更何況我們要嘲諷歐洲白左，可能自己都不夠格，社會差距都不是五十與百步之差。或許影片表現出來的矛盾衝突和社會群體反應，是更有普世意義的觀點，值得我們關注。

這群瑞典人，或斯德哥爾摩人，真的是「歐洲白蓮花」的典型了。工作是loft的，生活是hygge的，茶餘飯後盡想著怎麼解決社會平等和解救非自由世界民眾了。天生會理解他人，包容異議，關懷弱勢，以至於銀行劫匪也要給予寬容理解和無罪辯護。但論涉及到個人財產和生活空間，多數人也是不讓寸分，錙銖必較，不會為了別人的一點點小忙浪費自己的時間。當然這是導演的故意設計，有如「捐一百萬」和「捐一頭牛」的諷刺感。生而平等，幫助弱勢，同權同責，這些人們都懂，但「抓狂美術館」的界線到底在哪裡，何時應選擇相信他人，何時選擇有所防備，卻也是一件根本沒有固定答案的事。因時因地，同樣的選擇亦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影片的主人公就很好地展示了這一點。

道德規則的不穩定，社會意識的自相矛盾，使我們生活中的問題充滿了不確定，難以有效解決。但究其根本，是人類太善於撒謊與自我欺騙，才導致了這麼多的信任危機。一開始幫助路人見義勇為立馬變成上當受騙，提出傻逼計劃的員工信誓旦旦卻讓老闆一個人去投威脅信，嚇得連車都給刮了。對流浪人員一毛不拔，而在找回手機錢包後卻大為慷慨，重拾對人性的信心，教育女兒們要誠實懂禮，而面對憤怒boy的證據和指責卻滿口抵賴死不認賬。從未在中產路人處求得幫助的他反倒是受助於四處乞討的外國流浪者。但這一切的一切，還是沒有讓男主放下偽善和做作，沒法對世界講出自己真實的欲望和想法。在各種偽裝和一廂情願中，選擇了退縮軟弱自我保全。這樣的中年男士多少會倒點霉，聽證會上被各種問詰潑冷水，大媽「你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心呢？」的靈魂拷問，以及記者「這是否就是宣傳的天花板」強行政治正確讓他左右不能言。在報章上被猶太人（拉比）和阿拉伯人（阿訇）聯合抵制，上個這麼招人討厭的估計也就是希特勒了吧。

順從軟弱和精緻利己是文明社會的瘡癤，讓我們在面對暴力和野蠻時毫無還手之力，分崩離析。但文明本身，是否也是人類給自己設立的虛擬標準，會輕易被瓦解掉呢。導演在這裡安排的戲中戲，也是全片最高潮緊繃的一段，在開展晚宴上驚人的「叢林現場」，把文明與野蠻的距離生生打破了，讓一部藝術探討影片也幾近變成邪典B級片。奧列格在這裡扮演的野人赤裸上身，發出古怪的聲響，觀眾起先的態度是好奇又帶點憐憫的，就好像他們正面對著一個精神障礙者，而後野人不斷挑弄招惹觀眾，導致一些人不得不離席，而其他在座的觀眾面對這無常的憤怒和野性卻沒能做些什麼，因為觀眾身份暗示了他們什麼都不需要做，各個低頭不語，暗合了表演之前介紹的「在強大野獸面前你需要默不作聲，等待其他人成為目標」這一叢林法則。直到野人變本加厲企圖強暴一位女賓時，人們才忍無可忍地上前制止，憤怒地把拳頭砸向野人。奧列格在這裡是個演員，藝術家，更像一件藝術品，他的動作神情，不受控制，以及雕刻了人腿的助行器都充滿了人為設計，他甚至可以代表導演，來表達他對現代文明的譏諷憤慨和不理解。但我在這裡，更願把他當作藝術本身，是不修飾不加工，最原始最古老的那一部分表現方式，食慾、暴力、性。現代社會企圖解釋這種藝術，卻反過來被這種藝術解構掉了，人們變得驚恐慌亂憤怒不已。文明與野蠻的爭鬥，在現代的20世紀已經上演了很多次，乃至今天，野蠻的動物性仍在以不同形式侵擾著人類社會。但長久以來，我們能得到的一個結論是，文明對野蠻並不具有優勢，只有在畏懼存在的情況下，才可能和野蠻討論文明，而產生畏懼的方法，大多時候還是對暴力的演示或直接使用。

文明、秩序當然非常重要，但也不是那麼不可或缺。畢竟都是人為構建的東西，失去了秩序和文明，人類社會會陷入混亂，但混亂並不代表滅亡，舊秩序的破壞會帶來新秩序的誕生。為了文明的建立存續，我們還構建了許多東西，法律、宗教、規則、道德、種別、經濟、制度等等，這些規則秩序無疑讓我們的社會更緊密更高效，但它們並不是宇宙的法則從一而終的，而隨著人類社會的變化不斷變化。所以我們的社會不能只有秩序的遵守者維護者，也同樣需要破壞者和異見者，一個好的生態系統，必須要有分解者參與，就如同好的股票市場，需要做空機構，好的社會環境，需要負面消息。雖然他們野蠻、粗暴、不守規矩、難以控制，但可以幫我們檢視整個系統的危機風險，打好預防針。而每種秩序標準的建立，也必然會產生優劣之分，和利用秩序假公濟私的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如此篤定的相信一種規則秩序，也會有被其蒙蔽的可能。文明與野蠻，秩序與混亂，相信與質疑，皆從人類誕生之始便一直對抗地存在，任何一元論的取捨選擇都可能陷入謬誤失衡，其實我們人類本不需要給世界設立那麼多的標準，只需要承認並接受世界的辯證平衡。

但人類有著難以更改的毛病，從吃下禁果，被逐出伊甸園開始，人類便有了無盡的分別心，並利用這分別心把世界劃成一個個有限的區別的領域，用善惡高低優劣種種標準來構造不平衡，宣揚世界的唯一性。儘管大部分人遵從守序，卻又並不全然相信這些標準，不時地曲解它變亂它違反它。為了不成為標準的受害者，為了避開遵守秩序的成本，人類欺騙、偽造，兜售自滿和幻覺，隨著社會的發展，手法越來越高明。 在這樣矛盾衝突的平衡反復中，人類社會從原始蒙昧，走向了精密嚴謹複雜而拘束的現代。但即使是現代社會，優秀如瑞典等北歐國家的公民社會，也不能很好解決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矛盾，世間與生俱來的不統一不協調。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社會是一個又一個人為設定的框架空間，大的空間裡面還分出許多個小的空間，空間中也許有重疊也許有交流，但這些結構本身是為了顯示區別、分隔與差異化，代表權利、能力、生活資料的不相等，不共有。這大概便是所謂的抓狂美術館，電影中的抓狂美術館聲明是一個分享權利的庇護的聖所，似乎有化解矛盾衝突的期望，但其構建的方式，與社會的現有規則別無二致，虛構而有限，總會讓部分人相信，部分人懷疑。而在由一個個方格組建起的嚴密世界裡，現代人類活得越來越受制，越來越謹慎，像籠中的金絲雀，連飲食排泄都需要考慮很多，卻仍然樂於稱之為文明守序。

期望成年人來帶領世界向更好的狀態改變似乎都是幻想了吧，畢竟我們這些人在世間的規則中業已浸淫了太久，把它們當成了世界的基本法則，墨守成規地奉行，只會不斷地建立規則再屢屢打破這樣週而復始。可能與我們的孩子相比，我們更難以去理解體會世界的本質精神，我們不會餓了就哭，不會對著大海和天空大笑，不會把衣裳塗上自己喜歡的顏色，大聲說出自己的喜愛和憤怒，感受平常事物最基本的美好。而我們心心念念的對下一代的教育，無非是把各種各樣的規則寫進書本裡，讓孩子們複述、重演、適應，使其變成有序的規矩的人，而把更基礎更實際的東西都忽略掉了。如何去獲取食物，如何去應對饑餓、寒冷和恐懼，怎樣去適應晝夜和天氣的變化，生命和死亡是什麼，怎麼樣學著變勇敢，去保證自己的自由和健康。好多事情，大人並不比孩子更有答案，縱然知道很多，卻總是在選擇被驗證的，有效和有用的經驗，被動地接受社會的設定，而對未知未解依舊恐懼遲疑。我們遠遠沒有把對世界的希望期待和對自己的信念傳授給孩子。

如果人類社會有更好的選擇，的確存在一個更光明的未來，那用我們的現今與之相比，大概就缺了一點更真實純粹的東西，認識並認同世界的辯證平衡，逐漸消解虛構的規則對我們的限制，接收人性的天然和多樣性。不然我們的孩子會依舊充滿困惑，我們自己對於社會依舊沒有信心，我們的生命周而復始，依舊不知向何處去。如果這個世界有面孔，上帝有表情，或許正如影像作品中的奧列格那樣，像嘟著嘴的智力未開的孩童那樣，以一種原始粗糙的、困惑又深邃的眼光打量著我們，使我們也不得不懷疑起我們的生活中的荒謬和不自然。社會是抓狂美術館的，制約的，需要不斷解釋的，而自然是無形的，廣袤沒有邊界，等待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可能很多事情無法推倒重來，但對於不畏懼變化的人，社會的進步和革命，往往只不過是一個思維方式的重建，一個來自上方的反叛。如能少一點優越感，不再對虛妄的社會屬性孜孜以求，多鼓勵真實的人性與慾望，對自由和生命力的追尋，那我們的世界雖未能完成超越，亦足以返璞歸真。